新形势下我国对外投资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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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淑梅 刘栩畅 李馥伊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重点之一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对外投资战略需进一步明确方向、赋予更清晰新内涵，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
一、新形势下我国对外投资呈现出新特点和新趋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经历高速发展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投资规模看，我国对外投资流量规模已居全球第二位，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三位。截至2018年底，我国2.7万余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3万家，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98万亿美元。从投资行业看，资源型行业的发展势头趋弱，制造业保持稳定增长并逐渐向价值链高端迈进，金融业的投资主体从早期以银行为主向银行、证券、保险多元化投资主体稳定发展，TMT（信息科技和媒体）、医疗健康、文化、消费零售等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成为投资的热门行业。从投资分布看，我国企业对美洲、欧洲等传统重点地区的投资出现放缓或下滑，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长迅速，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越南、阿联酋、柬埔寨等为我国“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重点国别。
与此同时，企业对外投资呈现出若干新趋势。一是投资主体多元化、组团“走出去”成为新趋势。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下降，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更为活跃。为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增加协同效应等，越来越多的企业组团走出去，或是组成财团进行海外投资并购。二是企业对外投资的融资渠道更加灵活，境外融资在海外并购中的参与度不断上升。企业通过设计灵活、复杂的融资方式，整合运用全球金融市场资源。三是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更注重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生态、利用境外金融证券市场等，而不仅仅为了获取资源、技术、品牌或管理经验。四是企业更加注重基于自身能力且合规运作，对外投资更趋审慎和理性。对外投资正在从单一控股、盲目扩张向更加注重经济效益、实现互利共赢转变。
二、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困难和挑战前所未有。一是美欧西方国家收紧外资安全审查政策，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面临的难度和风险加大。近年来，全球投资限制政策数处于历史高水平，美欧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纷纷出台投资限制政策，将对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敏感数据等领域的外商投资纳入审查范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更大挑战。二是各国均高度重视在新兴技术领域中取得、保持或扩大优势地位，我国高科技企业对外投资将受到多方钳制。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之中，各国均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同时通过外资审查、出口管制等保护优势技术，加之美欧对我科技发展的警惕，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对外投资将受更大阻碍。三是美欧西方国家针对国企投资审查泛化，我国国有企业并购空间急剧收窄。美国和欧盟的外资安全审查均涉及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但条款对于外国政府相关交易的界定范围宽泛，不仅包括政府所有及控股企业，还包括代表政府意图的企业、由政府基金投资的企业等，我国中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不得不面对更高的投资壁垒。
着眼于全球政经格局，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潜力和机遇仍在。一是积极吸引外资仍是各国不可或缺的政策选项，多层次、多领域的资金需求仍远远大于供给。与自身经济总量相比，我国对外投资规模仍有巨大的上升空间，量质齐升的中国资本在全球的需求前景依旧广阔。二是“一带一路”等平台走深走实，境外经贸合作区、第三方市场合作、多元化融资体系、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等将持续优化我国企业“走出去”环境，促进集群式投资式投资和链条式发展，助力企业持续释放对外投资潜力。三是美欧西方国家针对中资企业投资限制步调难以做到整齐划一，中国企业在美欧已进行大量投资，为多领域多层次合作的自然延伸奠定了长远基础，深耕发达国家市场仍可发掘大量投资机会。尤其在绿地投资、共建研发中心、技术应用市场开拓等合作方式方面，以及气候变化、绿色环保、生命健康等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方面仍有较大空间。四是随着国内进一步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消除非公平性政策和限制性措施、激发民间资本创新创业，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必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推动对外投资潜力持续释放。
三、新形势下我国对外投资的思路和政策重点
（一）思路
加强顶层设计，以国家需求为导向进行全球价值链整合，优化对外投资结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同时兼具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规制;加强多层次国际合作，创新合作方式，提高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以及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推动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更好地协同发展、走出去与引进来相互促进，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外投资中的逆向溢出效应，使其更好地服务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實体经济发展;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构建以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和生产网络。
（二）支持企业对外投资的政策重点
1、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引导企业对外投资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
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原则、国际惯例、政府引导”原则，深入推进对外投资管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加强宏观指导，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更好地服务于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完善对外投资全过程管理。扎实推进《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落实，创新监管工具，做好事中事后监管，强化海外风险的防控机制。对失信行为进行联合惩戒，有效实施《关于加强对外经济合作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和联合惩戒备忘录。将对外经济合作领域严重失信主体的惩戒措施落到实处，有效规范对外经济合作参与者的行为和市场秩序。优化对外投资综合服务。加强有关部门在发布境外投资信息、建立投资合作机制和推动海外利益保护等方面的协调，全面推进“互联网+对外投资服务”，自上而下地形成多层面多平台的支持体系，共同服务企业“走出去”。 2、强化国际合作平台建设，优化企业对外投资环境
对境外经贸合作区进行整体规划，合理配置资源，降低开发成本，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化、精细化方式转变，降低东道国政局和政策变化等带来的系统性投资风险，提升国际产能合作的安全性和水平。加强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及其他多边开发机构 “一带一路”项目共建，推动中外深度合作。进一步推动与发达国家“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实现三方互利共赢。加快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努力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如期签署，尽快启动中国—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等重点地区的自贸区谈判，加快推动中国—新西兰、中国—秘鲁等更多自贸区升级，抓紧完成中日韩、中国—海合会、中国—以色列等自贸区谈判。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争取早日达成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将中欧自贸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通过境外经贸合作区、国际合作、双边投资协议、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等为企业拓展国际合作打造坚实平台，优化企业对外投资环境，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3、优化国内营商环境，促使 “引进来”和“走出去”良性互动
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加快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提高政策透明度和执行一致性，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增强国内发展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吸引世界先进技术、管理模式和价值链网络落地中国，使更多的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进而增强走出去全球配置资源的内生动力和能力。与此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深度融入或构建全球产业链。一方面将购买的海外资源、技术、品牌等价值链元素“引进来”，另一方面通过合作推动东道国企业对中国大市场的了解、倚重和对华投资。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良性互动，促进提升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推动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務网络。
4、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为企业对外投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制定鼓励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信贷和保险一揽子政策措施。对海外投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贷款担保和贷款风险分担，帮助企业在海外扩张中提高自身的融资能力和资金安全。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多的市场化融资渠道和避险产品。鼓励金融机构、产业基金等走出去进行海外布局，为企业对外投资合作提供金融服务。通过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深化离岸金融中心建设、推进国内证券市场开放等方式，鼓励企业用人民币对外投资及后续融资。推动“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降低对外投资对外汇资金的依赖。
5、引导企业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布局，努力融入东道国本地经济
引导企业应高度重视投资前准备工作，在立项初期对东道国政治、法律、社会环境等进行系统考察和评估。充分认识到地缘政治已成为 “走出去”重大风险之一。做足功课以有效识别和管控地缘政治风险。对发达国家投资应深耕细分领域，加强与如芬兰、以色列、瑞士等关键小国合作，低调务实寻求投资并购机会。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水平，逐渐向高端制造、服务业乃至全产业链和供应链延伸。积极主动提升本地化水平，建立包容和多元的管理模式。遵循当地价值观，注意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善用符合当地社会文化背景的公关和沟通方式，为企业在当地长期发展树立良好口碑。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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