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对外投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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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不断增长,尤其是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程的推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更是不断攀升。现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以日本为例,对其经济转型时期对外直接投资做出总结以此为鉴,从而正确认识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的对外直接投资浪潮,并提出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法律和税收政策;抓住契机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整体实力;加强对于企业的融资和技术支持等措施。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空心化;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9)04-0043-02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OFDI规模不断扩大
近十三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以33.6%的年平均增长幅度在扩张。2011年,我国OFDI额仅有746亿美元,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呈现出“井喷”状态,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2015年我国首次实现了对外直接投资额对吸引外资额的超越,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大国。2016年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增长步伐依然没有停下,尤其是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高达1 70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44.1%。
(二)投资选择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也在不断升级,从最开始的以资源扩张为主要目的的投资行为,向寻求先进技术、扩大市场转变,投资领域也从矿业、化工业向金融业、医疗服务业方向转型。对比2006年,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兴业分布呈现多元化和高级化特征,采矿业规模占比从48%下降到15%,租赁和服务业从26%上升到34%,先进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占比也都有显著提升。2010年,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占了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九成。2013年投资额占比排名前四的行业分别为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和零售业。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更加明显,制造业同比增长了108.5%,金融业同比增长52.3%,信息服务业增长了115.2%,几乎都是相较于2014年翻了一番,这在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得以实现,显得尤为不易。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领域所带来的积极促进作用也很明显和关键,装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投资规模分别增长了154.2%和80.2%。201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依然体现出向高新行业流动的导向,服务业、制造业和零售业占比高达60.8%。
(三)投资方式由绿地投资向跨国并购转移
一直以來,我国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要方式为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但最近两年,绿地投资的份额明显下降,跨国并购成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15年全年,我国企业共参与了579起跨国并购活动,涉及交易金额544.4亿美元,更是涵盖了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娱乐业在内的十八个行业,这一年跨国并购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2016年,仅是上半年,我国企业参与的跨国并购涉及交易金额就达到了1 211亿美元,一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跨国并购流量第一大国。2016年,我国的跨国并购总额占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8.98%,这一数字小于2015年的50.6%和2014年的59.79%。
(四)投资区域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很明显的区位选择偏好,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除了和政策有关,也和投资行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10年,我国对美国和欧洲企业的并购规模占总体规模的32%,这一比例在2015年提升到了66%,尤其是对美国的投资数额达到了80.29亿美元,占到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5.5%。从2010年到2015年,我国对于美国和欧洲企业的投资规模分别增长了137%和98%。受到“一带一路”政策的积极推动,2015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9个国家,有着直接投资行为,涉及金额达到了148.2亿美元,占我国总体投资规模的12.6%,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8.2%。从2016年到现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相对集中和固定,对美国、日本、欧盟、俄罗斯、澳大利亚、东盟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规模达到了1 091.5亿美元,占同期我国投资规模的74.8%,以对美国直接投资规模增幅最为显著,达到了173.9%。在此期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也签署了大额承包工程项目,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0.7%。
二、国外经济转型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总结
(一)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产品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对于资本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国内面临着石油危机、新兴产业发展和国内土地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挑战,日本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吸纳海外资源,实现全球化生产目标。在充分考量了各国比较优势后,大力鼓励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把“夕阳产业”转移到国外,将纺织品生产这类低技术要求、低附加值回报的劳动密集型和高消耗、高污染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活动转移到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加快了对全球市场的投资行为,以跨国并购最为典型,并购活动加速了日本全球化布局,使其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八十年代末期,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北美和东亚地区展开,充分利用该地区高水平的科研能力探究先进生产技术,使得企业核心竞争力得以提升。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则是考虑到东盟地区低人力成本优势,将国内更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留给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使得生产的最终产品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逐步形成了“研发、开发在日本,生产、组装在海外”的明确分工布局。
(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和产业升级 日本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结果,在诸多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以技术寻求型动机,对于国内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日本将劳动密集型、环境破坏型等夕阳产业转移到海外。同时大力鼓励对外并购高新技术企业,向着产业链顶端靠近,加大科研投入,集中发展电子、航天航空等一系列高新技术行业。20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期,日本制造业着重投资电氣、运输机器和有色金属业。此外日本还对金融服务业、不动产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使得产业结构得以优化。
(三)产业“空心化”问题日渐凸显
日元的不断升值和新兴产业需求的增加,使得日本加速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进程,最终导致国内投资规模萎缩,在全球化布局中落后,产业“空心化”隐患逐渐凸显出来。由于缺乏资本和资源,日本国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失去了发展动力。九十年代初,日本高新技术行业总产值仅有0.8万亿日元,远低于计算机行业的3.6万亿日元和汽车行业的15万亿日元,无法弥补传统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导致的缺口,使得日本距离“技术立国”的目标渐行渐远。受到经济泡沫破灭的影响,日本也未能抓住九十年代全球信息技术革新浪潮,导致主要产业“空心化”问题更加严重,严重影响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进程。
(四)过度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巨额亏损
日本企业跨国并购活动缺乏长期目标,大多都以短期投机为目标,当经济泡沫破灭后,大量非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变为不良资产,日本企业不得不低价抛售在经济繁荣期高价购买的海外资产。例如,日本青木建设集团以不到5亿美元的价格抛售Westin,然而当初取得这项资产花费了15亿美元。三菱地产抛售洛克菲勒中心造成的损失高达880亿日元等。
三、正确认识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的对外直接投资浪潮
(一)合理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有促进作用
借鉴20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企业跨国并购的案例,可以发现日本企业实现了对于当地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的吸收。最近,我国企业也在持续对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活动,这些地区也拥有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优势,有助于我国生产先进设备、拓展全球市场、向产业链中高端转型。可以说跨国并购正在成为一种我国企业向国际高水平生产、管理理念接轨的重要方式。企业在获得高新技术、高质量产品的同时,也能提高本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这有助于我国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二)避免资产外流
我国大幅度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仅仅包含利用海外先进技术和资源的真实需求,也存在跟风投资和转移资产的虚假繁荣。2015年开始,我国就面临着巨大资产外流的压力,包括庞大的外汇储备,“一带一路”政策红利也为企业转移资产提供了契机。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国际收支失衡,也使得人民币汇率一直不稳定。所以,遏制资产外流的任务迫在眉睫,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
(三)警惕不健康的对外直接投资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
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日本经历了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一片繁荣和泡沫破灭后国内投资不足,造成产业“空心化”, 整体经济发展缓慢的衰败。我国的情况略有不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以“价值链扩张型”为主,企业直接在海外投资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不会将这部分产业转移到海外。但是依然不能忽视现阶段国内投资下降的现状,还是需要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力度,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的现象。
四、应对快速扩张对外直接投资的措施
(一)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法律和税收政策
我国应当给予参加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更多支持和服务。一是加快出台《海外投资法》,使得各类境外投资活动有一个规范的基本法律,并建立管理机构对企业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二是给予企业关税、所得税、增值税等方面的优惠,鼓励更多的海外投资行为。
(二)抓住契机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整体实力
应当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比较优势,借助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契机,将一部分高能耗、高成本的产业向外转移。同时,还要借助亚投行的作用,积极采用公私合营模式(PPP)并鼓励创新融资方式。
(三)加强对于企业的融资和技术支持
一是进一步完善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鼓励跨国企业开拓海外投资贷款渠道、开展融资担保业务,并建立完善的保险体系。二是完善跨国企业投融资机制,建立专门的管理跨国企业对外投资资金的机构,为符合要求的企业提供更加优惠的贷款和融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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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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