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外贸的结构性冲击及其政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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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20年以来，我国得益于加入WTO的红利及国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贸易飞速发展。2019年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达到11.7%，进口份额达9.6%，并且已经形成了众多以我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然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使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我国外贸必然产生短期及中长期的影响。据海关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12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9.6%。其中，出口2.04万亿元，下降15.9%;进口2.08万亿元，下降2.4%。因此，应正确认识、理性分析此次疫情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尤其是从我国外贸结构的视角分析疫情冲击的主要着力点，从政策层面，精准发力，帮助外贸企业渡过难关，稳固我国关键外贸及其经济增长。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外贸的结构性冲击
　　（一）制造业进出口承受较大压力
　　从我国整体的外贸进出口的结构来看，制造业进出口在我国外贸中占据主要地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8年中国外贸进口规模已达到 2.55万亿美元，其中，制造业进口规模 2.14万亿美元，占外贸进口的比重为83.9%，外贸出口金额为2.66万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出口规模为2.49万亿美元，占外贸出口的比重为93.6%。而在疫情中，制造业企业春节停工延长、交通运输等相关配套行业受限、检验检疫更加严格等因素将在短期内增加出口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生产时间。对于许多外贸企业来说，一季度进出口主要是履行年前积压的订单，如果不能按时履约，有可能需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责任，特别是中小制造企业，由于本小利薄，缺乏话语权，承受的压力则更大。据海关统计，2020年前2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1.2万亿元，下降14.9%，占出口总值的58.8%，机电产品进口8315.8亿元，下降6.1%，双双出现下滑。
　　（二）外贸大省和劳动力输出大省受疫情影响较严重
　　此次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湖北、广东、浙江，其企业复工受到的影响显著大于其他地区，进出口贸易受到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确诊人数位于前十的省份/直辖市中，河南、湖南等则为出口企业主要劳动力来源地区。截至 2019 年 12月，湖北、湖南、广东、浙江以及河南等地区的出口金额占全国出口金额的 43.9%，疫情最严重的湖北占比仅为 1.4%，广东、浙江两省出口金额占比为 38.4%。外贸大省与劳动力输出大省疫情都相对严重，如果这些省份的疫情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会影响到外贸企业的复工，对外贸生产带来严峻挑战。
　　（三）民营外贸企业面临较大风险
　　从市场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出口企业结构已悄然改变，民企已超越外企成为进出口的最大主力。据海关数据显示，2019 年民营企业进出口份额达到 42.7%，首次超过了外企的 39.8%，出口总额几乎占据全年总出口的半壁江山，占比高达49.7%。众多民企仍为劳动密集型企业。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积极采取了严防疫情扩散的管制流动措施。各地在人员防控方面基本上采取严防死守的方式。工人无法按期复工，企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境。据海关统计，2020年前2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73万亿元，下降6.6%，其中，出口1.05万亿元，下降12.8%，占出口总值的51.6%;进口6724.2亿元，增长5.1%。除此之外，此类出口企业本身在融资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仍处于相对劣势，受此次疫情影响更大。
　　（四）国外的贸易措施限制会冲击服务贸易
　　受疫情影响，2月初已有超过1万个国际航班被迫暂停，上百个国家对来自我国的人员和贸易进行限制或加强检验检疫，由此造成：一方面，中国人到国外进行旅游、购物、商务旅行与学习的人数均会显著下降，但另一方面，外国人短期来中国进行上述服务业消费的人数也会显著下降，对我国服务贸易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人员旅行限制对下半年贸易合同的洽谈签约产生不利影响。大宗商品的国际交易，特别是机电设备、汽车及许多耐用消费品的成交大多需要进行现场考察洽谈，因此进出口商往往需要参加全球影响力较大的行业性国际博览会。重大工程设备的买卖也需要通过公开的国际招标。因此人员旅行的限制會阻碍我国企业参加相关的国际博览会及国际招投标。如果这种限制持续到春季广交会，会影响到参会外商数和成交额。
　　二、如何缓解疫情之下外贸遭受冲击的政策思考
　　（一）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保持外贸的基本活力
　　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在加强防护的情况下，支持外贸、外资、商贸流通和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稳妥有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努力保持外贸的基本活力，同时借自身工业制造能力的优势提升在全球的影响力。其一，行业方面，尽快优先恢复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占有重要地位产品的复工复产，如加快恢复机电等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与出口，并保障相关物流运输服务供给畅通。其二，地区方面，制定差异化措施。低风险地区，全面恢复外贸企业正常生产秩序;中风险地区，尽快有序恢复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高风险地区，视疫情态势逐步恢复企业生产。
　　（二）推动产业转移，释放中西部、延边地区外贸活力
　　鼓励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链向中西部地区及延边地区转移，而非向海外转移;形成雁阵式产业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形成产业发展梯度。一方面，构筑多样化的产业发展格局，以防疫情突袭对过度密集的产业链造成严重打击;另一方面，通过产业的国内横向转移，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延边开放，使对外贸易惠及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地区。
　　（三）完善外贸体系风险应对机制，降低民营企业风险
　　居安思危，充分考虑疫情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构筑面对“国内疫情+海外疫情”的风险预警机制、快速反应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及时向外贸企业发布疫情风险信息，加强风险应激管控能力，稳步落实风险事后争端解决路径畅通、快速、高效，全力降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生产运营风险。政府应该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为外贸行业的中小企业减负，例如富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转移支付与信用支持等，银行应积极响应政策号召，采取降低贷款利率，延期还款、优惠续贷等方式支持暂时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以短期支持换取长期稳定的利润。
　　（四）激发新业态、新模式出口动能，深化服务贸易发展
　　支持外贸领域新业态、新模式释放市场活力，深化服务贸易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以大数据、网络平台为支撑，加快实现商贸物流业转型，创新经营服务模式。推动生活性服务贸易提质增效，保障国内外日常消费供给。积极推动数字贸易发展，鼓励外贸企业采用数字化手段，做好虚拟生产、虚拟物流和虚拟经营的演练，面对疫情突袭及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疫情风险，构筑坚实的供应链网络。支撑、帮助外贸企业进行数字化海外仓转型，推动跨境电子商务提质增效，充分挖掘国际市场潜力，尽量避免疫情对与贸易伙伴国的经贸往来形成严重冲击，提高国际市场愈合能力。
　　（张居营，北京海关，博士。张兴无，中央民族大学硕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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