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周边国家和地区投资布局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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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经济形势的一些观点和建议。第一，中国经济正在遭受国际市场需求和供给萎缩的“双重冲击”。最近舆论场上有一种说法，3月份之后由于国内停工停产现象逐步减少，我国外贸面临的问题和前两个月有所区别，主要集中在需求收缩方面。这个看法不太全面。从全球市场来看，疫情影响有别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是由需求萎缩和供给萎缩两个方面的冲击叠加而成的。事实上，由于中国以外地区疫情蔓延，许多企业停工停产等原因，我国可能面临全球供应链中断危机，这对我国的进出口，对国内生产造成的冲击非常巨大。在具有全球化特征的领域，尤为突出。比如，数字产品，2018年数据显示，全球数字产品的零部件出口1.2万亿美元，中国同期的数字产品零部件进口接近4900亿美元，占全球零部件出口交易额的33%。4900多亿美元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我国全部进口的23%，对于国内和数字产品有关生产、销售、出口维持正常运转的作用举足轻重。就出口来讲，每一个单位的数字产品的出口至少需要0.62个单位的零部件进口。由于国际上停工停产带来的供应链中断，对中国国内生产和出口都会造成新的冲击。所以，绝不能认为冲击只是来自于需求端，供给端由于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冲击可能超过以往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受到的影响。
　　 第二，疫情冲击之大，目前还难以准确预估。这次疫情还在继续蔓延，尤其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对全球经济有多大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实际上是个时间函数，取决于疫情持续多久。如果在两三个月内，疫情能得到有效控制，冲击的程度还不是最糟糕的结果。如果疫情持续半年甚至更长，冲击的破坏程度就会超出想象。对此，必须要有“底线思维”，做好应对长期、破坏力更大的经济冲击的准备。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经济出现了二战以来首次的整体负增长，下降0.6%，对应的国际市场需求萎缩成倍扩大，全球跨境贸易下降23%。由此可以看出：经济下行导致的国际市场需求收缩程度要远超过经济降幅本身。当年中国的出口下降了15.9%，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如此大幅的下降。这次疫情对全球经济收缩的程度可能会远超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所以，足以预见，无论是两三个月时间，还是半年以上时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对中国涉外经济的影响也将超过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从今年全年来看，笔者认为，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双下降20%左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第三，对外贸易下降是疫情暴发的新因素和近几年国际环境变化等因素相叠加影响的结果。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要认识到经济下降既有突发疫情这一新因素的影响，也有近年来一些国家大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造成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等不利影响的进一步延续，是二者叠加的结果。
　　 对一季度出口变化特别是国别结构变化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市场基本都是发达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对这些国家出口降幅均大于出口平均降幅，平均达到22%;其中对美国出口降幅高达25.2%。另外，我国对这些发达国家出口总额占全部出口的比重同比下降了3.49个百分点，其中仅对美国出口一项占比就下降了2.27个百分点。显然，疫情影响下的经济停摆因素是导致对这些国家出口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也有这几年在全球经济格局演变，特别是个别国家大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鼓吹和中国经济脱钩所造成的影响。比如去年，中国对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进出口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平均增长水平，而且这些发达国家在中国进出口中所占的市场份额也有所下降。应当认识到，出口下降实际上也包含了近几年由于全球经济格局演变带来影响的延续。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谋划对策，特别是谋划疫情过后的经济对策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从国别结构变化上还可以看到，中国面向发展中国家，虽然整体来说是负增长，但由于降幅远低于平均水平，比重实际上有所上升。尤其是中国和东盟之间，一季度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了3%，对东盟出口占比提高了2.2個百分点，进一步延续了近几年来中国和东盟之间双边贸易不断扩大的趋势;其中，中国对越南的出口实际增长了5.9%，占中国全部出口比重提升了0.8个百分点。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亮点呢？除了东盟国家目前属于疫情低风险地区的因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几年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美国不断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许多中国企业在加快向东南亚和周边国家投资布局，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连接更加紧密，中资企业的公司内贸易占据了双边贸易的主导地位，有利于保障供应链的稳定。这为我国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疫情的影响下，供应链中断加剧了贸易下降压力，由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布局形成的供应链，对稳定逆境之下的贸易增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来看，加快推进中国企业面向周边地区的投资布局，是确保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的重要举措。
　　 第四，企业要从转型中寻找生机。不断蔓延的疫情之下，中国企业面临巨大困难，在和国际市场动向密切相关的外贸领域，企业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既要面对订单减少的困境，也会遭受国外停工停产加剧导致供应链中断的困扰;已经复工复产的企业甚至可能蒙受订单突然取消的损失，客户破产、货款无法回收的风险陡然增加，还不能排除企业陷入资金链中断绝境的可能性。
　　 在这种形势下，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呢？笔者认为，关键是三个字，“扛、调、养”。
　　 “扛”，就是要充分认识到再大的疫情也是短期的、暂时的，只要企业能够熬过去，危机之后市场需求迅速回升，会给这些企业创造巨大的商业机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经济2020年预计仅能达到1.2%的增长，但2021年可能出现强劲反弹，升至9.2%，充分说明疫情之后报复性增长可能为扛过来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扛”的主要策略在于坚定信念、缩短战线、开源节流。 　　 “调”是企业对策的重中之重，调的空间很大。无论从商品结构还是从市场结构、货源结构以及贸易方式都存在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比如，推进市场多元化布局，出口转向低风险地区，经营市场急需医药品和必要基本生活消费品，实行出口转内销或零部件进口替代，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洽谈业务、办理手续等。
　　 “养”，就是立足于疫情之后抢占市场先机的需要，通过研发新产品、新技术，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培训，培养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和市场开拓能力，还可以推动跨境贸易和跨境直接投资活动的融合联动发展，掌握产业链和供应链主导权。
　　 当然，要做好这三个字，企业除了自身不懈努力之外，还需要得到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帮扶，企业把扶持政策用好用足。
　　 第五，非常时期政府要有非常之举。笔者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认识和建议：一是如何看待稳外贸的预期目标。近期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观点，就是用相对增长率来重新评估稳增长的预期目标。这是非常好的思路。非常时期，我国不能继续按照既往的增长要求设置政策目标，只要相对于全球水平是显著提高的，就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和高水平。这种方式更加客观和务实，也可以防止过度刺激可能带来的“后遗症”。从稳外贸的角度来看，同样需要新的思路。很多人会认为稳外贸就是稳外贸增长，我觉得在目前空前严峻的形势下，稳外贸的预期目标应当是稳份额。实际上，对经济增长也同样可以把稳份额作为判断依据。例如，国际貨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中国是正的1.2%。如果实际情况大致如此，在不考虑汇率因素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至少会上升0.9个百分点，高于正常年份。
　　 二是政策着力点必须放在帮助企业能够做到“扛、调、养”等方面。为了实现稳外贸目标，政府应当做到六个方面的保障，为了区别于中央提出的“六保”目标，我把这六个方面的保障称之为“小六保”。其一是保企业。外贸企业是我国的宝贵资源，作为外贸领域的市场主体也是我国未来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和骨干力量。如何帮助企业舒困解难是稳定企业队伍的重中之重。现在实行的税费减免政策非常必要，但如果按照“底线思维”考虑，随着疫情加速蔓延，这些政策的实施力度应该进一步加大，实施的期限应进一步加长，这有助于帮助企业扛过这次危机，并获得新的成长机会。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疫情应对政策，包括减免税费、帮助企业支付员工工资、为企业提供各种优惠贷款的政策举措普遍存在。各国为保护本国企业免受疫情冲击下了大力气。可见保企业是重中之重。其二是保员工。员工是企业的宝贵资源，政府帮助企业稳定员工队伍，不仅有利于企业人力资源要素的有效开发、提升劳动生产率，而且还事关稳就业的发展大局。一些国家疫情之下采取了一定时期内严禁企业裁员，在企业正常支付员工工资条件下提供相应比例的补助、临时性减免企业员工个人所税等方式帮助企业保员工，值得我国参考和借鉴。其三是保订单。政府可以通过降低进出口通关成本、减免关税等方式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以提升订单获取竞争优势;可以充分发挥信息平台的作用，为企业出口转内销或进口替代提供必要信息服务、甚至牵线搭桥;可以通过扩大公共消费支出、增加公共投资、加强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变合作等方式为企业获得订单创造有利条件。其四是保渠道。在交通工具和人员往来严重受限的条件下，跨境电子商务成为疫情背景下维持跨境贸易活动的新渠道。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特别是政策支持方面推出更有力度的举措是非常重要的。其五是保资金。提供有效的融资保障防止企业因货款回收困难导致资金链中断。其六是保研发。越是在困难形势下，越要在新产品、新技术研发上下功夫，为疫情之后迅速抢占市场先机积蓄能量和手段，政府可以为企业研发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并为企业做好待产员工技术培训支付费用，促进微观主体创技术、产品和生产方式创新。
　　 三是加快推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不论是在疫情持续阶段还是在疫情结束后，可以预见的是，国际格局演变的矛盾将日趋凸显，有些国家对中国的围堵和打压会进一步加剧，我国会面对逆全球化、中美大国博弈、全球供应链重构以及WTO改革等诸多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还是要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进行到底。我国要通过扩大开放倒逼市场化改革，更要重视通过深化改革为扩大开放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重要条件。
　　 （本文摘自作者在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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