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观下看新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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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雷 明
绿色GDP由于能揭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环境成本，因此克服了GDP固有缺陷，成为新发展观指引下引导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对公正地评价社会经济增长进程，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具有深远意义。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在五个统筹的基础上，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新发展观的提出，既是对我国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更是引导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指南。改革2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无可比拟的势头增长，经济总量翻了三番以上，居世界第6位。然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增长质量不高和自然资源及环境破坏现象相当严重。能源使用上，我国每新增GDP一块钱要比世界其他国家平均多消耗3倍以上的能源；资源消耗上，生产同等资源产品，我国要比美日等发达国家多动用1倍～2倍的矿产资源，如果再加上冶炼损失，我国消耗得更多。环境状况上，从整体看一直处于恶化状态。2002年我国约有192.4亿吨废水超出环境自净能力。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和烟尘、工业粉尘、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分别比上年增加8％～15％、12％和10％左右。二氧化硫排放量超出环境容量近一倍。我国每新增一单位GDP所排放的CO2为日本的近两倍。另外，由于庞大的人口压力，目前我国人均生活水平依然处于一个相当低的层次。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关。然而早在2000年的时候，世界人均GDP就已达到5199美元水平。2003年我国人均GDP充其量也仅为2000年世界人均GDP的1／5。
可以说，我国国民经济依然处于伴随巨大人口压力下传统工业化阶段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特征明显，资源环境问题相当严峻，人口控制、人均生活水平提高任务依然艰巨。
新发展观的确立适时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模式向追求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模式的转换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理论依据。为确保这一模式转换目标的实现，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并亟待解决的基础性任务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迅速建立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绿色核算评价体系，以新的核算指标――绿色GDP和人均绿色GDP替代传统指标――GDP和人均GDP来审视、衡量和把握我国的发展路径。
GDP与绿色GDP
我们知道，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是一切宏观经济分析、研究、预测、评价的前提，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总量核算的中心指标就是GDP。所谓GDP，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额。它是社会生产的综合反映，是反映经济走势最重要的指标。GDP不仅能够帮助宏观决策者判断经济运行态势，而且还是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它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了解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
GDP是人类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特征的传统工业文明的一个典型标志。当今世界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和丰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国际竞争力的增加、甚至国际政治地位提升都有赖于GDP的增长，然而作为传统工业文明的核心测度指标，GDP忽略了自然资源方面出现的稀缺、忽略了主要由污染导致的环境质量下降以及随之对人类健康和财富带来的影响。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而不顾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不仅不能真正带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往往会导致经济与自然、社会的失衡，最终跌入有增长无发展、更不可持续发展的陷阱。
绿色GDP由于能揭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环境成本，因此克服了GDP固有缺陷，成为新发展观指引下引导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所谓绿色GDP是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了自然资产（包括资源环境）损失之后的新创造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它是指在不减少现有资本资产水平的前提下，一国或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额，或者说是在不减少现有资本资产水平的前提下，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这里，资本资产包括人造资本资产（厂房、机器及运输工具等）、人力资本资产（知识和技术等）以及自然资本资产（矿产、森林、土地、水及大气等）。
按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实际绿色GDP核算可在GDP核算的基础上，通过相应的环境调整而得到：当前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货币价值的估计，这一项目的调整主要指传统GDP中未计入的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部分；环境损害预防费用支出（预防支出）；资源环境恢复费用支出（恢复支出）。
由于非优化利用资源而进行调整计算的部分。即：绿色GDP=GDP－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损失－（预防支出＋恢复支出＋由于非优化利用资源而进行调整计算的部分）。
由此可见，绿色GDP不仅能够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程度。绿色GDP占GDP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对自然的负面效应越低，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度越高，反之亦然。更进一步，人均绿色GDP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程度。
绿色GDP核算势在必行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国家就绿色核算体系的构建特别是绿色GDP核算进行了多方位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方法和建议。1993年联合国会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归纳总结各国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绿色核算体系通用框架――“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并将其纳入到联合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向所有会员国推荐，其中包括绿色GDP核算及自然资源环境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统计标准和规范以及估价方法。目前，这一绿色核算体系的不同部分已作为个案在许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泰国等国进行了试点，随即日本、美国、加拿大及欧盟许多国家在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本国的绿色核算体系，并进行了相应的绿色GDP核算，同时也尝试将相关数据直接作为国家宏观政策（如能源政策、资源分配政策、环境政策、财政政策等）制定的参考依据。
实践表明，绿色核算在科学评估可持续发展进程、为宏观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信息系统支持以及国际比较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正并将以不可阻挡的态势，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近年，联合国又在各国实践的基础上对原有绿色核算体系框架进行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推出了绿色核算体系框架和绿色GDP核算的最新版本，为进一步规范各国绿色核算体系和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可靠指南和保障。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表明，开展绿色GDP核算已势在必行。
开展绿色GDP核算建议
北京大学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环境核算及其与经济的综合核算开展了长达10多年的研究。初步完成90年代及2020年中国环境经济综合核算。
在核算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至少有3％～7％的部分是以牺牲自身生存环境（自然资源和环境）取得的，属“虚值”或者说“环境欠账”。换句话，如果按年均GDP增长速度为9.8％计，90年代其中约4～6个百分点是以牺牲自身生存环境换取的（这些损失仅代表90年代绿色GDP与GDP的差额，而没有包含中国自然资源长期的累积性损失）。
通过这些实际核算工作，我们进一步深切感到，为早日实现新发展观指导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迅速建立一套集资源、经济和环境为一体的绿色GDP核算与数据发布制度，尽快给各级决策者在可持续发展决策中提供一个科学可靠的风向标在我国已是当务之急。
就目前而言，我们认为开展绿色GDP核算首先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迅速确定绿色GDP的统计标准和规范，建立和完成以联合国“经济与环境综合核算体系（SEEA）”为核心国际通用体系为基础的，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官方绿色核算体系和绿色GDP核算与数据发布制度。以大国姿态，肩负大国责任，在国内国际上定期发布。
2.树立绿色GDP、特别是人均绿色GDP的核心地位，以绿色GDP替代传统GDP，以人均绿色GDP替代传统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核心评价指标。
3.任何政策制定和实施都要始终围绕是否有利于绿色GDP、人均绿色GDP增长而进行，其中包括资源、能源、人口、就业、教育、产业、财政、税收、金融、贸易、科技、环保等政策。
4.所有管理工作都应以促进绿色GDP、人均绿色GDP增长为核心而展开。将环评法同其他一票否决机制联系起来，实行行政首长以“绿色GDP特别是人均绿色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
5.以绿色GDP为核心，建立对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受环境损害影响最大的弱势承担者的合理补偿机制。
6.建立企业绿色会计准则和规范，推行与国际接轨的企业绿色会计和审计制度，为全面实施绿色GDP核算奠定雄厚的微观基础。
7.大力宣传和普及教育，培养和树立国民绿色GDP、人均绿色GDP增长意识和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意识。
8.加强立法，同时加强执法和立法的协调配合，从法律上为实现绿色GDP特别是人均绿色GDP增长提供坚强保障和支持。
可以预计，绿色核算体系和绿色GDP核算与数据发布制度的建立，对于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社会经济增长进程，促进“十五”乃至更远的将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间和谐统一，最终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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