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物治理视野下的集体困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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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施庆裕
摘要:集团规模越庞大，理性的个人就会为了自利而不会主动积极地为集体组织提供物品来满足需要，必须提供选择性激励制度才能提高成员为集体提供物品的可能性。这就是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公共事物治理视野下的集体困境问题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深入地分析了产生集体困境的原因，为了防止公共事物治理的困境，借鉴奥尔森的观点，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公共物品；公共治理；选择性激励；集体行动；多中心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6-0188-02
一、公共事物治理的困境
为了扩大成员所能得到的利益，建构组织，社团这一思想在经济学中屡见不鲜；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这种观点，他写道，“人们为了获得特别的好处，通过为生活的目的提供某些特别的东西而聚到一处” [1]。相同的道理，政治社团一如既往的存在就是为了大家能从中得到好处。近来社会心理学家莱昂・费斯廷格教授指出：“集团成员身份的吸引力并不仅仅在于一种归属感，而在于能够通过这一成员身份获得一些什么。”公共物品指的是一经产生全体社会成员便可以无偿共享的物品。 [2]在我们现实社会中，公共物品无处不在，比如，治安，国防，义务制教育，公共图书馆，不付费公园等等都是我们能享受的到的公共物品。但我们社会上也有很多不是公共物品，比如游乐场所游玩设施，大型超市摆设的商品，我们不付钱就不能获取。一个国家的发展文明离不开公共物品的存在。
奥尔森的核心思想是：在集体行动中，获益者并没有付出任何的成本和努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搭众人的便车，从中获得利益，坐享其成。和中国俗语所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喝”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集体困境。两个人能轻松实现而换了多个人就很难实现这种奇怪的局面。这就是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的人性中致命的舍远图近的错误思想，反应了个人自私自利的经济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为公共治理所照成的困境。
公共事物治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形式。在当今公共问题突出的社会中，个体自利行为主导的资源配置体系中，在我们进行公共事物治理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奥尔森所说的困境现象。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便曾经断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 [3] “公用地悲剧”、“囚徒困境”等后来被人熟知的分析模型，从不同层面都反应了在很多情况下公共事物往往得不到集体的关怀。如何缓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公共事务治理的困难，由集体行动的困境走向集体行动的帕累托改进呢？
二、公共事物治理下集体行动困境分析
毋庸置疑，集体行动的困境的确是一种广泛存在的事实，在出现公共产品的场合中，搭便车现象经常发生，它是公共事物治理危机的重要原因，也体现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出现博弈的时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其根源是什么？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个人逐利行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因造成的。艾伦・斯密德认为，导致行动者搭便车的因素包括：某些人的隐藏偏好，期待免费获得物品；不公平感（认为别人承担的成本太低）；认为过去交易不公平，认为过去的交易不公平，没有权要求对方自律，进而促进了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
集团收益是公共性的，收益的结果会被平分与每个集团组织成员，每个成员都能均等地享受到，不管是否付之于努力。因此在公共集团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免不了都会偏向个人利益，而为公共事物服务的每个人，为了享受不劳而获，都会不断增加个人利益。因此公共事物治理的危机不断扩大，得不到很好的规制与解决。
汉斯・里切尔：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个人的自我经济利益至高无上，利润动机几乎是决定相互关系的唯一因素，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传统理论就很稳固地建立在此基础上。里切尔认为，人类精神有一种奇怪的两重性，在个人间进行交易时，自我利益至高无上；而在个人与国家以及与许多私人组织的关系中，自我牺牲又压倒一切。然而，这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组织在与其他组织打交道时又是自私的。
三、解决公共事物治理问题的实践
（一）制度的有效实施
首先，公共事物治理的主体，国家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困境。奥尔森说，“一个国家首先是一个为其成员―公民―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但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尚处于初级阶段，有些法规条例政策和一些制衡机制不够完善，很多官员学者提出的很好的政策不能付诸实施。比如提高农民生活收入，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提出公务员职务级别工资与待遇挂钩政策等等，但是在实践中在这个环节或在另外一个环节中被停止了。政策的颁布到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都被拖着，反正我不干还有其他人去干，因此到最后政策的实施变了味，甚至无法实施的局面。
因此为了有效遏制公共事物治理困境，必须从制度上进行创新，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并且合理的制度安排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诸如监督机构的严格评估，产权的有效界定和保护、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及加大对“搭便车”者的惩戒力度等。
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看制度有效实施的重要性。《手机》的一个片段，守一的哥哥开了一家同名的“有一说一”餐厅，显然也是搭了“有一说一”栏目的便车。现实生活中，因商标被抢注最后失去品牌的事情屡见不鲜，比如湖北福汉木业有限公司“傍”福汉的事件等。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制度设计是重要的，而制度的有效实施更重要[4]。
（二）选择性激励的运用
激励是为了特定的目标而对人们的内在需求或动机施加影响，从而强化、引导或改变人们行为的反复过程。当在解决公共事物治理过程中，选择性激励往往比强制性激励来的有效果。比如：像美国医学会有一著名的出版物《美国医学会会刊》，向医生提供所需的技术情报，同时美国医学会还提供医疗事故诉讼中的保护性帮助，并向会员提供了有选择性的收益，这些都是促进入会的正向选择性激励。这些选择性激励的方式运用于公共事物治理的实践中会带来很大的作用。
“不平等原理”简单地说就是组织内部在权力、利益和分配上不能搞平均主义。一个人如果为组织事业出谋划策，贡献自己的力量的同时，组织给这个人更多的权力，荣誉或酬劳，那这种选择性激励的方式会促进那个人更积极主动干事，也会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来，也会避免集体困境的发生。就像随处可见的邵逸夫楼、李嘉诚基金、光华学院等等就是例子[2]。
（三）转变意识形态，激发政治理性
前面说到了制度的有效性，其实意识形态也具有制度功能，而且具有合理而稳定的制度功能。正如诺斯在制度变迁理论里说的，意思形态在很多情况下虽然是变化无常的政治标签因素，但是借助着治理问题却被内生化了。转变意识形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公共事物治理的倾向。 [5]政治领袖可以为他人带来额外的好处，就像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不是为了个人，而为的是集体治水。一个国家的重大政治决策是少数领袖人物不辞辛劳完成的，领袖并没有比普通人得到更多的额外收益。在西方普选制民主国家，政治竞选的资金由候选人分担，可见政治候选人和选民分担的成本就不一样。由此可以看出，在任何国家的政治舞台上，高度推崇个人表现的环境，每个人会积极干活。
（四）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1.政府规制。政府从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政府从公共事物治理领域慢慢退出，把管理的角色逐渐让位给第三方。政府立足于制定多中心治理规则和框架，运用法律、经济杠杆、政策的手段进行制约和协调。政府主要的责任时通过各种手段来平衡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博弈，从而达到利益均衡[6]。
2.市场竞争。当公共物品给当事人带来正效益，且不存在收入分配问题的时候，双方都会作出一点贡献，来达到纳什均衡，尽管不是最优解。集体行动的困境往往存在私人之间自己解决问题。然而市场的调节作用是政府不能办到了，市场的调节机制使得政府组织与私营组织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和竞争。
3.社会治理。怎样从纳什均衡走向帕累托最优呢，利益冲突是难免的，政府必须把一部分的权力让渡给社会，通过制度来规制、协调各方的利益。公民参与式民主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政府就需要提供一个制度框架来保证公民参与的有效性，从而维护自身和公共利益的协调。
四、结束语
集体行动的困境使得公共事物治理变得很困难，为了解决公共事物治理危机，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合理的制度安排，意思形态的作用，选择性激励的作用，多中心治理模式，还有很多社会力量的作用，比如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监督集团的作用等各种因素都能制约公共事物治理危机的发生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存在许多分利集团，对中国社会产出和经济效率带来影响。社会各方力量的制衡、意思形态的转变相信能解决公共事物治理危机问题。
参考文献：
[1]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5-7.
[2]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J].社会学研究，2006，(1):2-3.
[3]侯灵艺.公共资源管理的困境――由奥斯特罗姆“搭便车”理论所引起的思考[J].长春大学学报，2008，(18):1.
[4]于洪波.“搭便车”问题的制度分析[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6，(3):41.
[5]申明民.“搭便车”问题在政治解释中的应用及其局限[J].开放时代，2001，(10):35.
[6]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4-36.[责任编辑 陈凤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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