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危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吴擎华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呈现出全面颓废的态势，乡村经济破产，基层社会整合失序，乡村文化调节功能弱化，整个乡村陷入了全面的社会生态危机，其波及面之大、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长，使整个乡村社会几至陷入了恶性循环。
　　关键词：基层社会；乡村；危机；20世纪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3-0130-0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疯狂侵略、掠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上国内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以及连续多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致使中国农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村土地荒芜，饿殍遍地，农民流离失所，讨饭要饭；抗捐抗税、抢米暴动此起彼伏，农村经济凋敝，农民苦不堪言。1925年四川、贵州、湖南等省发生大饥荒。“黔省现有六十县地方发生饥荒，千万人民势必成饿殍……而统计本年农民死于饥饿者，已达三十万，死于疫疠者也有二十万人。”据1927年国民党农民部的统计，全国游民当时约有两千万。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田中忠夫曾对江苏、安徽、山东、直隶、浙江等省的农民离村作过估计，他认为在上述省份中，大约有4.6％的农民离村。1920年中国生计调查会的调查，全国游民阶层所从事的不正当行业有数百种，主要有土匪、娼妓、乞丐、盗贼等。农民生活急剧恶化，乡村社会日益破产。
　　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集中体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推行某种形式的乡里制度，此制度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向乡村渗透的标志，然而，从整体上看这一制度未能改变传统社会的自治状态。其缘由主要归结于传统的皇权受技术层面上的限制而无力将其权力的触角直接延展到乡村社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治理史乃是皇权试图将其统辖势力不断扩展到城市外地区的历史。但是，除在赋税上的妥协外，帝国政府向城市外地区扩张的努力只有短暂的成功，基于其自身的统辖力有限，不可能长期成功。这是由统辖的涣散性(Extensitat)所决定的，这种涣散性表现为现职的官吏很少，这决定于国家的财政情况，它反过来又决定财政收入。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只实施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因此，在专制王权无法达到的革根社会，社区内的公共事务的运作必然倚重于自身的自治功能。事实上，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传统社会逐渐形成了其特定的自治组织，自我管理方式、社区伦理与纽带以及集体行动的能力，这一系列内容构成了传统社会固有的“自治资源”。其中，乡村自治组织主要包括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和以宗教为纽带的庙社组织，如氏族组织与村庙组织，氏族长老、缙绅等乡村精英负责管理乡村自治的各项事务，基本上不受官府的干涉13I。
　　清末民国年间，中国开启了以“地方自治”为主要目标的基层社会整合步伐，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然而从基层社会的实际效能来看。“地方自治建设”实质上只是基层政权的官僚化过程而非真正意义的“民主自治”，它不仅极大地忽视了传统固有的自治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本土资源”。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任何政府或官方在乡村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必定是有害。低水平的乡村社会中存在如此大庞大的省、县官僚机构，这并不能称为地方自治，而恰恰是它的反面――官僚主义。”地方自治的“官僚化”给基层社会的“痞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进而埋下了乡村社会动荡的种子。“村制大坏，于今益甚。各县之官对待村长照旧庇护，不加、严惩，则必大失民心，而于国家之危安大有关系也，此为当时之大弊政。”加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权更替频繁，中央权力式微，军阀割据混战，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家族观念宗教信仰等的持续冲击，导致了乡村社会内生的自治受到了严重的侵蚀，原有的自治状态被打破，加剧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动荡。整个乡村社会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紊乱的社会政治加速了乡村的衰败。
　　清末以来的新教育运动无论是模仿日本，还是参照美国，均以模仿甚至抄袭西方工业社会的教育制度为其特征。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种从异国他乡移植过来的新教育体制在中国实施后，出现了许多弊端。陶行知在当时就看出了这些弊端：“中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习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欧美国家的现代教育血液输入到中国乡村社会肌体内，产生了排异反应，导致了当时乡村社会的文化危机，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教育几尽瘫痪。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社会的教育和城市相比相差甚远。中等以上的学校主要集中在城市，乡村的孩童小学毕业后很难进入中等学校学习，农村中的文盲半文盲人数庞大，女子受教育的机会更少。广大民众对学校教育仍持有怀疑的态度，新教育在乡村社会很难推行，私塾还有一定的市场。尽管国家在用强制手段把欧美的近代教育模式嵌入乡村社会，欲在与工业文明尚无多大瓜葛的乡土社会塑造一套与近代社会合拍的新文化系统。然而，外在的强制力量还无法把传统的教育与乡土社会分离开来，私塾等旧的教育模式在乡土社会中以其独有的隐性方式顽强地存活。
　　在乡土社会中，私塾在国家的强力下仍得以生存的动力源自草根社会民众的心理认同，这种认同感固与传统的习惯性不无关联，但更应归功于旧式教育与乡村文化经过长期的磨合而形成的和谐共融性。换言之，旧式教育模式所富涵的许多乡土文化认同的有价值的文化因子使其不失去存在的依据，与外来的新式教育模式相较，在乡土文化的土壤中极具适应性。新式教育虽然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推行，但在具体的时空中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乡土文化的气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新式教育的内容和模式与乡村实际不符。对此时人有深切的体会：“现在的农村小学课程，太觉深泛，不切实际生活，应教的不较，不教的反而去死教。”隧有论者感叹道：“村民认为(学校教材)不若四书五经有用，非四书五经适合于学校教材，实为学校取材不适合于当地情形。”
　　二是新式的乡村教育与乡村需求相背离。“小学毕业生，在社会上办事，每不能游刃有余，甚至家庭社会常用之便条帐簿不能做。”此论述虽不能完全反应当时乡村教育的实际教学效果，但至少从某种程度折射出了当时乡村新式教育的实际效果与乡村需求的背离。关于当时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与社会背离，费孝通也有所论及：“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一是他们并没有利用新的知识去改良传统社会，一是产生了一批寄生性的‘团阀’阶层，既不能从生产中去获取生活，只有用权势去获取财富了。从这方面说，现在这种教育不但没有做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的机构，有点像‘采矿’，损失了乡土社会。”
　　三是乡村教师的都市化使其难以融入乡村。十年兴学，学堂是由诏书推广的，由诏书推广的学堂同时又按诏书分布：“着各省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而后，县城、府城、省城便成为了新学堂的汇集之地。这个过程使教育的重心移到了城市之中，并顺着由高到低的等序向大城市归趋。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习惯了城市的生活，不愿意回到乡土社会中去。作为教育家的陶行知觉察到了当时乡村教育的弊端：“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教人吃饭不种田，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乡村教育模仿城市，不适应乡村的需要，教员对乡村缺乏依恋之心，不愿意过乡村生活，不安心低微的待遇等，使得民众对教师缺乏信心，教师与乡村进一步疏离。
　　新式教育无法在乡村真正确立，旧式教育的功能亦处于失常状态，乡村文化调节机制失效，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态失衡，乡村的文化教育陷入了危机之中。正如有的学者研究表明：“自新政以后，农村社会生态就已经开始破坏了，这种破坏，并不止于旧教育的毁去，新教育的不来，而是农村社会礼俗、社会规则和行为方式的紊乱。农村丧失了原有的调节机制，无法完成固有的循环和运转。民国以来虽然乡村的风俗还在延续，但灵魂却已丧失，日见纷乱和无序，乡村的组织，从宗族到乡社，无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国农村至少在文化层次上，已经陷入了现代化变革的深渊。”
　　
　　[责任编辑　陈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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