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韩国贸易的影响探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林存文　李　春

　　摘要：韩国原是一个资源匮乏、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国家并开始向发达国家迈进。这种“江汉奇迹”离不开机遇，也离不开韩国的各项政策措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贸易立国”就是其经济腾飞的钥匙，通过探讨儒家文化与韩国贸易立国政策的关系，借以总结经验，从中找出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有益的东西。
　　关键词：儒家文化；贸易立国；韩国经济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3-0189-02
　　
　　一、韩国的儒家文化
　　
　　文化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经济突然崛起时，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现代化模式开始引起西方的广泛关注。
　　孔子在公元前500年创立了儒家学说，而韩国则是一个典型的以儒教文化为根基的国家，儒家文化传统在韩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文化资源，发展了生机勃勃的文化产业。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日本、韩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根源，在于具有历史稳定性的儒家文化，使当今的日本和韩国保持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与秩序。
　　归结起来，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支撑韩国现代化的儒教文化，有以下几点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1)儒教提倡尊敬思想，它直接促成劳动者的勤奋、诚实；(2)儒教的节欲思想，促成人民勤俭节约的传统，对于保持居民高储蓄率、保证建设的大量投资极为有利；(3)儒教提倡修己治人和尊重学问，它使韩国极端重视教育和对教育进行资本投入；(4)儒教讲究君臣父子的社会伦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这对政府权威的树立及社会秩序、企业秩序的形成大有益处；(5)儒教讲究的和谐与共同体精神，有利于社会互助和实现较为平等的社会分配等等，这些支撑韩国现代化的东方文化因素，无疑与西方文化有着极大区别。
　　
　　二、韩国的“贸易立国”政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贸易立国是1961年朴正熙上台后韩国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发展加工出口工业，实现国民经济的自立。贸易立国的实质是实施“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的侧重点从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
　　贸易立国被提出后，韩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空前的速度大幅度增长。1963―1972年，韩国的出口额增长了18倍以上，工业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占8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6．9%。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韩国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相对于进口的增长速度，出口贸易得到了更为快速的发展。1964年11月30日，韩国的出口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韩国政府把这一天定为“出口日”，后来改为“贸易日”。1971年突破10亿美元大关，1977年超过100亿美元，1980年达到175亿美元，1995年突破1 000亿美元大关。31年出口额增长了1 000倍，这在世界上是花费时间最短的。从1964年以后，年均出口增长25．1%也创下了世界纪录。出口对象国也从1964年的41个国家增加到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出口商品品种也从142个增加到7 723个。难怪韩国经济界说，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出口立国”，20世纪70―90年代是“出口兴国”，从现在至2000年实现出口2 000亿美元目标是“出口富国”阶段。
　　韩国的贸易立国方针之所以得到顺利推行，一方面，归功于其把握机遇，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适时地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作保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儒家文化的底蕴给其贸易立国政策的实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精神支持。
　　从上文的分析看，儒家文化对韩国贸易发展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1．儒教提倡尊敬思想，它直接促成劳动者的勤奋、诚实，这使得韩国很自然地就抓住美、日等发达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战后发展的“黄金时代”，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美、日等发达国家调整产品结构，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韩国及时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韩国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1962―1971年)首先发展轻纺工业，依靠外国资金、技术和设备，雇佣本国廉价的劳动力。1967年以后，纺织品一直成为韩国出口的重要商品，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
　　2．儒教讲究社会伦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这对政府权威的树立及社会秩序、企业秩序的形成大有益处，这一因素又促使韩国抓住美、日等发达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重化工业的机会，推行重化工业，实现产业升级，从而提高出口产品档次和竞争能力。1973年，韩国重化工业产品出口额只有8．3亿美元，而到1981年增加到99．6亿美元，九年间增长12倍多。尊卑有序传统的另一重要影响体现在韩国官民结合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建立。韩国建立了由政府机关领导、民间经贸机构协调、私人企业直接参加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这也是韩国贸易立国方针得到顺利推行的重要保证。
　　3．儒教提倡修己治人和尊重学问，它使韩国国家能极端重视教育和对教育进行资本投入，从而使韩国得以储备现代化管理的大量人才，进而有能力抓住美、日等发达国家转让技术和改造传统工业的机会，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实现出口产品结构的进一步升级。韩国利用发达国家转移的高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在继续发展钢铁、造船等以熟练劳动力和大规模设备为基础的劳动、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同时，加强了生产半导体、计算机、办公自动化设备、工业机器人等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截至1995年底，韩国的电子产品出口额已高达400多亿美元。
　　4．儒教讲究的和谐与共同体精神，有利于社会互助和实现较为平等的社会分配，这一因素直接体现为综合贸易商社的组建和出口工业区及自由出口贸易区的建立。韩国政府吸收日本的经验推广综合商社制，扶植自己的大型贸易企业。1975年，三星物产被指定为第一家综合贸易商社，接着又指定大宇实业、双龙、国际商事、韩一合纤、高丽贸易、晓星物产、乐喜金星商事、鲜京、三和、锦湖实业、现代综合商事、栗山实业等为综合贸易商社。综合贸易商社以其庞大的组织系统和雄厚的财力，实现了开发、进口、加工出口、情报收集以及金融、保险、运输、仓储等垂直一体化的外贸运营体系。1962年，韩国建立了蔚山工业区，此后又建立了汉城出口工业区、仁川出口工业区、龟尾电子工业区等，积极吸引外国私人直接投资。1964年，韩国公布了《出口工业区建设法》。1969年10月成立了出口自由区，设立促进委员会。1970年1月1日，政府颁布了《出口自由区设置法》。自从这一法律颁布以来，韩国又设立了马山出口自由区和里里出口自由区。出口自由区在韩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对韩国的经济发展和出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韩国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审视韩国的贸易，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文化传统对韩国“贸易立国”、“外向型经济”等政策影响深远，但韩国的儒家文化虽然源于中国，却又不同于中国，它更能体现现代韩国的“国民性”及“独特文化”。在更深刻的思想文化层面上，韩国对儒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推崇、与经济社会发展并行不悖的状况更让我们惊异，他们是怎样找到一条和谐共存的道路?
　　笔者认为，首先，得益于其国民对文化传统的尊重和继承，这与我国的“文化革命”、“全盘西化”等思潮截然相反。其次，这同韩国对文化传统的创新与改造是分不开的，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灵魂，只有不断地创新，文化的活力才能不断彰显。最后，韩国贸易的发展同其对科技的及时把握和市场的运作是息息相关的。
　　为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广大的文化市场，抓住时代脉搏，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扩大文化贸易，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首先，定位文化立国，增强文化内驱力，促进贸易的良性发展。今天中国文化市场弱势地位的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是，当今中国文化内核的缺失造成文化驱动的乏力。没有文化核心的驱动，我们必然在市场的汪洋中茫然迷失。文化立国的理念将无疑成为中华民族振兴之路的强大动力，这也是贸易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
　　其次，坚持自主创新，正视市场竞争，磨炼成就品牌。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产业发展的驱动力，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离不开创新和发展，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是要坚持自主的创新能力，成就自己的文化品牌，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从而在贸易往来中立于不败之地。
　　再次，发扬儒家修己重教的精神，重视教育对贸易的促进作用。贸易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积累，对科技的把握和运用需要人才，对市场的娴熟运作更需要人才，人才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当代国家竞争的一个重点。
　　最后，发扬儒家“和谐”、“有序”的精神，创建和谐社会，促进我们贸易的持续发展。儒家思想教导人们追求高尚的道德与伦理品格，对他人的忠诚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儒教伦理认为，虽然不诚实的行为会给行骗者带来短期的利益，但从长期来看，不诚实的人还是得不偿失。因此，在儒教社会中，毁约、违背合同及合同纠纷较少，此方面的经营成本较低，这也是韩国贸易得以持续进行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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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冯双鹏．试论国际贸易中的文化影响力[J]．理论界，2005(10)．
　　[3] 郭庆涛．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以韩国的现代化道路为中心[J]．当代韩国，2002(4)．
　　[4] 李怀念，等．当代国际文化贸易综论[J]．河北学刊，2005(11)．
　　
　　[责任编辑张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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