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选择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金国轩

　　提要演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在理论范式和政策体系上都存在差异，我国致力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应该是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政策体系：技术变化条件下的能力构建政策、全球化条件下的选择性干预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协调政策。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演化经济学；创新系统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指出，每一次萧条都孕育着新技术革新的可能，现代经济增长是沿着“创造性地破坏”路径演进，即毁灭过去的工业和消费模式而转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要以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来选择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本文从演化经济
　　学视角，对中国政府提升产业竞争力提出政策建议。
　　
　　一、演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差异
　　
　　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演化经济学，解释产业部门长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都是其自身的创新业务及其开发跨部门高级知识扩散的能力。然而，在它们关于创新发挥中心作用和增长过程扩散方面相一致的背后，在实证研究的类型及基本理论结构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因而，两种理论范式的政策制定基础和目标存在较大差异。
　　从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看，主流经济学强调知识和研发外溢在产业竞争力提升中发挥的作用、知识不断累积的正面回馈以及知识的外部性，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基础。而演化经济学强调创新过程的部门特征，指出创新对产业竞争力的效应必须在塑造创新行为的系统背景、产生和扩散知识的部门特征两者相结合的复杂框架下进行。
　　从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政策体系看，主流经济学强调提升研发业务水平的一般政策体系，指出市场失灵需要有政策干预纠正，以保证研发业务水平。演化经济学强调特定于部门能力的特定政策体系，指出创新系统属性要求政策制定者根据实际的、特定的情景制定政策。
　　结合技术变化和全球化发展趋势，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流经济学强调的知识外溢政策体系难以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从长期看，知识外溢的政策体系确实能使传统的优势产业升级，但升级的范围受到了限制。给定技术变化的速度、能力构建的路径依赖性和累积性，将导致中国陷入增长的陷阱，自由市场难以将其拉出陷阱。笔者认为，致力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应该是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政策体系。
　　
　　二、技术变化条件下的能力构建政策
　　
　　信息技术的快速扩散、经济距离的缩短、新技术的技巧和制度性需求等导致竞争环境日益严峻，竞争日益加快、日益激烈，技巧、能力、基础设施和“连结性”等方面的进入壁垒越来越高，专业化的教育和技术支持越来越重要，这些都需要对当地企业学习进行支持。
　　当地能力虚弱，工业化更多地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然而如果不具备当地能力，难以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驱动发展中国家产业增长。主要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技术和营销密集型的业务，跨国公司可以发挥其所有权资产优势。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囊括大量的需要平凡技巧和技术要求的制造业业务，这是后来者产业增长的核心因素。在那些具备足够多产业部门和自由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国家，国外附属机构攫取了1/3到1/2的价值增值。如果当地企业没有足够的能力，工业部门就不能维持长期的不均衡增长。
　　吸引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复杂业务（除简单的资源开发和劳动力密集型业务之外）需要有强大的当地能力，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跨国公司不会启动有效率的运营。因此，当地和国外能力是相互补充的。保持一个地区国外投资性的工业基础地位，随着工资的提升和技巧要求的变化，需要当地能力的不断提升。有效的集聚经济或工业业务的集群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这同样要求有强大的当地能力。能力的累积性属性意味着，如果外商直接投资在特定地区建立，全球采购体系一旦确立，新进入者就越来越难地打破这一局面，特别是在复杂性的业务和功能中。换言之，先行者优势意味着后来者面临着日益增大的进入成本――如果没有强大的当地能力，就不能克服这些成本。
　　尽管技术发生了变化，但能力构建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直接的政策包括：在无需付出巨大的和不可预知的成本条件下，支持幼稚产业企业掌握新技术和新技巧；间接的政策包括：保证要素市场（诸如技巧、资本、技术和基础设施等）能满足能力构建的需要。如果企业和业务在生产链上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当地投入不能有效地替代进口，还需要协调企业和业务之间的学习。产业政策的信息需要适应技术变化和复杂性。
　　总之，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中国需要有能力构建的政策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技术改变了提升竞争力的制度和政策结构：在标准、度量衡、质量、检验、研发、生产率和中小企业扩张等方面，需要有国家政策支持；在信息通信技术体制方面需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需要有新规则、法律体系和代理机构鼓励企业构建竞争能力，使知识能跨越国界地自由流动；政策制定者需要有能力缓解新技术对弱势群体的不利影响。
　　
　　三、全球化条件下的选择性干预政策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生产过程和功能在国家之间的生产分割，使得国家可以在细分市场（一个零部件或过程）中开发其竞争优势，达到一种过去不可能达到的巨大市场。相对传统的产业专业化模式，生产分割所需要的能力更狭隘、更专业化。跨国公司如果发现投资末端可以生产具有竞争性的产品，它们就可以转移技术、技巧和资本的“缺失部分”以增强当地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当地企业开发了新能力，主要是生产技巧。一体化体系的扩展导致重复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路径越来越难；倒是吸引跨国公司特定业务比较容易。全球体系的后进入者采取的是外商直接投资路径，因为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自由，跨国公司不愿意分离其技术给独立的可能会成为竞争对手的企业。总之，全球化并没有必要放弃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它只是降低了选择性的范围，增加了选择性的潜在成本而已。
　　在WTO规则框架下，被允许使用的政策工具可能不能培育技术能力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导致当地产业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产业和能力发展。这些不能满足可持续的工业化的需求。即使是那些幸运地融入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国家也只能成为低层次劳动服务的提供商，随后的深化只能被这些限制能力开发政策所遏制。对于具备能力基础的发展中国家，这些规则将阻止其在新技术和新业务领域的战略多元化，将阻碍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入高级业务（这些业务的风险较大、成本较高）。
　　然而，在WTO规则中，涉及到技巧形成、技术支持、创新融资、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和目标化、IT基础设施开发及并不影响贸易的一般补贴形式等方面的选择性政策依然被允许执行。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需要充分利用WTO规则，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产业政策拓展出新的政策空间；改变进一步的自由化是经济发展基础的观念；灵活地、谨慎地运用政策，确定特定形式技术开发的目标。
　　
　　四、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协调政策
　　
　　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公共政策程序设计和实施需要认识到经济子系统的相互依存性（经济是一个整体），需要关注强耦合的因素，优先确定政策企图影响的制度结构和能补充创新业务的因素。这样，要求有互补的政策干预，目的是促进经济体中强耦合部分之间的正反馈效应，或至少减轻可能产生的负反馈效应。
　　首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得到教育政策的互补。Nelson和Winter（1982）较早地认识到，教育是技术变化、创新和产业竞争力的互补领域。他们认为，较高水平的教育能加速赶超技术前沿（最优实践）的过程。事实上，在构建研究能力的过程中，在研发投资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基本的互补关系。许多研发政策企图通过税收激励和减免政策，刺激私人部门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需求，这些政策要取得成功，有赖于教育体系的正面供应响应。如果教育体系不能提供足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供应，再好的研发激励政策也不会有创新和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表明，增加研发支出并不足以加速增长，更加需要的是增加与研发过程相关的投入数量。

　　其次，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得到竞争政策的互补。能轻易地进入成熟或新产业是好事情，不仅意味着多方面和分散的创新试验，而且意味着能激励现有企业的创造力。如果竞争压力或进入威胁不足以强迫企业创新，研发补贴将没有太大作用。几项实证研究指出，产品市场竞争对专利和生产率提升存在正面效应，特别是在市场竞争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Aghion和Howitt（2005）指出，进入威胁能激励现有企业的创新。在不存在真正的产品市场竞争条件下，研发补贴可能被现有企业用作其他目的（包括建立进入壁垒）。
　　第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互补。私人研发投资的属性之一是对经济波动非常敏感，因为这种投资通常是长期的、需要大量的沉没成本，具有不确定性，企业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上运作，在其留存收益下降或需要意外的债务储蓄以应对经济波动的情况下，企业将缩减研发支出。在金融欠发达的国家，帮助企业克服资产限制、保持其创新能力研究基础的机制和金融中介匮乏；即使在金融发达的国家，如果众多的企业遭受不利的宏观经济背景，这些机制和金融中介将被淹没。因此，积极的政策措施包括公共支出、私人研发的直接补贴以及在经济衰退阶段的公共采购（以维持私人创新能力）。在这种背景下，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不仅是稳定器，而且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
　　第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得到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互补。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中，创新要求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最小化解除雇员的成本、便利破坏旧的经济实践、能实现新产业部门的形成。欧洲关闭工厂及解雇工人的成本远高于美国（这与欧洲社会的社会福利模式相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创新产品和过程的引入（要求有工作置换）方面，美国更具有竞争优势，而欧洲更能在技术跟从业务方面（基于更少的激进创新）实现专业化。
　　然而，政策的互补性产生了不同政策目标之间协调的困难。因此，一方面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政策制定者需要有管理的技巧；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需要明确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环节，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政策。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Aghion，P.and Howitt，P.Appropriate Growth Policy：A Unifying Framework.Working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0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5.
　　[2]Nelson.R.，Winter.S.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M].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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