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科学创新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交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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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苞
近代以来的经济，就像熊彼特所说的，表现为“连续的产业革命”，这是由于科学的突破经常带来技术簇群的创新。在过去几十年，我们已经看到半导体引发的电子产业革命，以及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现在，我们可能正处在一场新的产业革命的前夕。2006年，Microsoft Research支持了一个由30多位世界领先科学家组织的小组对科学发展的未来趋势作出评估，其报告称：由于计算科学的快速发展，过去需要巨大成本与很长周期的许多科学研究将大大加快，由此，在未来几十年中，将会出现大量的新科学发现。这些新科技的代表性的领域包括：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气候科学、新能源等。由于这些领域都与解决一些世界性问题（如气候问题、医疗问题）有关，各国政府都受到压力要去应付这些问题，因此，这些科学家们所预计的趋势实际上还在加快。
技术总是在变化，有些是积累性的，有些是突破性的。但要达到称为“产业革命”的程度，还需要更多的社会条件。首先，新技术不但要能够导致新产业的出现，而且要能够导致旧产业的革新。其次，新技术的引进往往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调整，包括科学、教育、投资、法律等方面。看起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系列科学前沿的突破，其方向正符合这两个要求。
在Microsoft Research的报告中，强调了当前科学突破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创新的方式也将发生改变，从过去的“基于技术”（technology-based）转向“基于科学”(science-based)。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实际上指出了：科学与产业的关系将发生变化。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与化工的出现）以来，科学突破对产业革命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明显。但在过去，比如在消费电子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中，产品的创新主要仍然是由企业去完成的，科学家主要起一种“解决问题”或者咨询的作用。过去，往往在科学突破产生之后，由工程技术的进步而推动创新。而现在，在这些新的科学前沿，产品的创新将需要科学的不断突破，科学研究本身就直接产生新产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已经模糊。这意味着，创新将不断由带着最新的科学发现的科学家进入产业界来实现，而产业界也将提供它们的产品商业化的能力。这方面的最典型表现在生物技术领域：当前，生物技术领域的科学家创业成为普遍的现象，他们在风险资本的帮助下，迅速把科学发现商业化。现有的大公司由于其组织结构与过去积累的知识和能力的限制，无法迅速利用科学的新突破，但他们在处理商业化过程中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包括法律、生产、营销、配送）上却有着强大的能力，这是那些新创公司所不具有的。因此，在生物技术行业中，最普遍的做法是：科学家创业者最后与大公司建立联盟，共同推动产业化的快速实现。
就像生物技术行业发展的案例所揭示的，“基于科学”的创新将会比过去的创新更为复杂，因为它不仅关乎产业界的发展，更多的将涉及许多不同的社会团体和组织（科学家、工程师、管理者、风险投资者、新创企业、成熟企业）之间的互动。其成功将依赖于整个社会适当的制度与文化条件（需要有这些制度与文化，才能够在这些如此不同的群体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与合作）。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生物技术行业至今在世界上遥遥领先：除了其领先的科学研究之外，正像亨德森等在《优势之源》一书中指出的，还有“有利的金融环境、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可弥补小型新建公司有限资源的科学和医疗机构、不限制基因实验的制度环境，以及也许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够快速将学术成果商业化的强大的地区科学基础和学术标准”。
科学，至少在这些新领域，越来越像埃兹科维茨所说的，已经变成“创业型科学”。这种变化从半导体革命就开始了：以硅谷为代表的地区创新体系，以大学为中心，形成了传播新知识与解决问题的网络，从而把科学的新知识变成改变千万人生活、改变经济竞争局面的产品。现在，这种变化还在继续发展，并把更多的远离学术中心的机构都带进来：大公司、对科学进行资助的各级政府、法律和制度的调整者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在新知识的应用引起社会、制度的深刻变化的意义上，的确可以说，我们正面临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它将带来的不只是量的变化，而且是质的变化。
产业革命常常剧烈地改变竞争的格局，不断产生新的领先者、赶超者与落后者。电力和化工革命导致德国和美国超越了过去的领先者英国，电子工业革命则使日本一跃而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这不是平静的追赶时期，因为落后者的生产力可能变得过时，并且它还可能发现自己的社会制度也会变得过时。也就是在产业革命的时期，传统领先者的优势更可能被超越，因为这时大家都面临不确定性，而传统领先者有可能受其技术轨道和组织常规的约束而对采取新的组织方式与技术不够敏感。正像Perez和Soete在其文章“catching up in technology”中所说的，产业革命往往提供了落后者进行赶超的“机会窗口”：那是一个窗口，意味着如果错过时间，窗口就会关闭。成功的赶超者往往并不是在知识上已经领先，这是自然的，因为它们原本就比较落后。它们的成功往往在于较早地意识到技术突破要求其他领域的改变来配合，并迅速地在社会广泛范围内采纳了新做法。
在电气与化工革命中，许多新的科学发现甚至产品创新是由英国完成的，但是实现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却不是英国；在电子工业革命中，日本同样在科学上是后来者，但是，实现了赶超。德国、美国、日本这些国家为什么成功率先实现了产业革命和赶超呢？因为他们敏锐地在产业组织、科学研究与教育培训等广泛的制度中引入了新的做法。在德国的案例中，它们实现了现代教育制度与科研的结合；在美国的案例中，它们广泛建立了工业实验室、；在日本的案例中，它们是新的生产管理和产品开发流程的设计者，它导致了精益生产方式的革命。所以，最终的胜利，不一定属于那些最早取得知识突破的国家，但却一定属于那些更有意志引入范围广泛的社会组织方式变革的国家。
如果从产业革命的角度来看，我国现在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的意义就很明显了：它不只是要带来量的变化，而且是要带来质的变化；它不只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国家的竞争战略和赶超的战略。虽然在国家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包括差异很大的行业（从大飞机到高端软件），但它们大多都处在作为产业基础的科学知识正在突飞猛进的领域，这些领域正是最有希望带来产业的革命性变化的领域。这些领域不只是在我国，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新兴的产业。不管是否承认，我们实际上已经处在一场可能改变全球经济竞争格局的转变之中。
由于新技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每一次产业革命的情景都与以前有所不同，它所要求的组织方式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正如历史经验所显示的，在把新知识转变为新生产力从而实现产业革命、迅速改变国家面貌和竞争地位的过程中，一国的成功将依赖于能否在政策、科学、教育、产业、金融、地区经济中，迅速地引入新的适应性的做法。这其中的关键成功因素可能不在于庞大而滞后的中央计划以及大规模的政府投入，这是发展相对成熟产业的方法（它们的技术前景与组织方式都较容易评估），而关键在于能否有适当的制度环境能动态地适应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以促使新知识快速地转变为生产力，并促使经济环境中的各部门（科学研究、教育、融资、供应链等）快速地做出反应。
在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正面对着，而且将长期面对着很对未知领域，风险和不确定性将长期存在。科学的突破不但把我们带到知识的未知领域，而且把我们带到社会体系变化的未知领域，而探索这一未知领域将需要我们具有三十年前开始改革开放时的坚定决心、勇气和灵活性。
林苞，现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技术经济与管理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创新、创业、企业成长、战略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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