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息经济学的战争与市场关系解释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谭海涛　端木慧子

　　摘要：文章指出军事冲突源于信息的非对称分布，是双方动态博弈的结果。信息作为市场和经济中最为重要的指标，对制衡战争与和平发挥着积极作用。市场提供了一种对国家不同战略信息进行传递和甄别的机制，由此增强了达成和解协议的可能性，从而减少了战争的风险。
　　关键词：军事冲突；经济共生性；信息
　　
　　一、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共生性
　　
　　Veseth（1998）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动和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存在一个商品和产品要素的国际性市场，在该市场里，金融资本能以较少摩擦在国家间流动，产品销售网络遍布许多国家，同时高效的通讯网络能够将世界各处的人们紧密联系起来。全球化不仅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多边市场的一体化过程，而且吸引了为数众多的非官方经济组织参与其中，国际市场更趋多元化和高效化。
　　W.A.Brown在《对1914～1943年间国际金本位制度再解释》一文中，首次提出“共生性”这一概念，它反映的是一国经济与他国或与世界经济相互交融、相互制约的程度。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以及世界各国政治和经济联系的不断密切，国家间的这种经济共生性关系，势必促使各国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处理国际事务，减少和避免军事冲突。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具体表现在国家运用各种有效手段，保障经济稳定和繁荣，维护经济主权和发展大局，学者们已对这种关系的效果进行了广泛探讨。第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作为经济单元（unit）或者作为独立实体（entities），已经走向了衰弱之途（Strange，1996）。类似的观点还包括，国家领土主权意义逐渐在丧失，政治化进程也已经减弱到无足轻重的地步，“无界世界”（borderless world）已经来临（Cohen，1998）。第二种观点稍不同于“国家衰亡论”，但也认为国家仅仅是严格控制在自身实力和政策自主的范围之内（Reinicke，1998）。资本流动的加速，灵活汇兑制度的实施，以及全球商贸的不断上扬，都意味着国家业已丧失了制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自主权，而只满足于提供一个国内的社会安全网络。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国家仍将是超然的最为重要的国际事务的参与者（Krasner，1999）。按照这种观点的解释，在国家间的竞争中，市场扮演了一个日渐重要但仅仅是次要的角色，国界依然规范着资本筹措体制的外延。
　　以上辩论的焦点主要反映在相对国家而言市场的地位性问题，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终究还是竞争依存性关系。国家需要市场生产率来提供所需的政治“租金”（rents）[寻租理论（Rent-Seeking Theory）提出后，不少学者就注意到，国家在寻租活动中未必扮演的是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同时市场需要国家来规划协调和妥善处理市场失败（market failures）行为。以欧盟为例，作为独立国家的各成员国同意让出部分经济主权，以地区优势和集团实力保障自身的共同利益。全球化“隐含”了国家与市场的共生关系，如果经济一体化能够影响国际政治格局，其首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此。只有抓住国家间关系内在矛盾的这种特征，才能正确识别市场因素在政治上所蕴涵的重大意义。
　　
　　二、信息与政治博弈
　　
　　政治集团凭借武力当然可以解决冲突，但签订和解性（隐性或显性）的条款也能发挥类似甚至更好的作用。平息冲突的协约虽然偶尔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但考虑到一旦发生战争，国家将付出绝对成本（金钱，资源以及生命）。因此，签署能达成共识性信息的条款，对双方而言都将是双赢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的根源是国家间不能就协约最终达成一致。进一步的原因是双方在沟通战略态势的信息时会遇到阻碍，这是竞争的一个“通病”。这是因为签订谅解条约类似于信息经济学中的“柠檬市场”（lemon market）现象。由于信息存在不确定性，一方对另一方和谈的诚意信心不足，因此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竞争的双方都有动力去掩饰甚至歪曲事关大局的信息，如军事实力、战斗决心等。即便一方出于种种原因，采取了积极、诚恳的和解姿态，但信息的“屏蔽”通常将结局引向讨价还价甚至互相对峙的地步，从而很难实现双方预期的目标，这就是典型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一方玩弄欺诈的手法，签订了有利于自己的协约，当然可以得逞一时，但另一方总会设法辨识其真正的实力和诚意，并采取针锋相对（tit for tat）的策略进行报复，如此一来，只会加重彼此的不信任感和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就必然陷入“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的怪圈。因此，为了避免流血冲突，国家间必须努力改善信息的外部环境，增强达成协议的透明度。
　　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经济圈内，国家间很难发生竞争，此时一旦发生利益冲突，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很有限。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增强了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应变能力。为了保持行文结构的连贯性，本文将从国家之间、国家与市场之间两个角度，讨论全球化作为一种协调和解决国家间纠纷的中介机制，是如何揭示和传递信息并最终化解军事冲突。
　　（一）国家与国家关系：“战争逻辑”的模型解释
　　国家间发生战争具有以下显著性特点：一是阶段性，战争历经爆发、持续直至结束等过程；二是最终形成某种显性或隐性的协议；三是成本巨大。国家从战争中可以牟取经济利益甚至能鼓舞士气民气，但比之所耗费的大量金钱、鲜血和物资资源，就显得微不足道。现在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加以分析。假定国家A和B，就商品、领土等存在争端。两个国家如都选择战争，成本为c，胜率A国为a，B国为（1-a）。假定战胜收益为x，而且所有战利品都归战胜者，那么一个国家的战争期望收益就是该国胜率乘以战胜收益再减去成本，即[ax-c，（1-a）x-c]。如果各博弈方（国家）均可同对方达成谅解协约，并且假定存在争端的利益空间是无限可分的，那么总会存在双方都选择战争的情况。但同时，也必然存在一些区间，使达成和平协议对双方而言都将是帕雷托改进（Pareto-improving move）。对于国家为何有时会拒绝和平协议，信息经济学给出一种解释：不同“品质”（attributes）（类型）的参与方具有相异的利益趋好，并通过实际行动来发出某种“信号”，其他参与者据此可以截取到有用的信息，正是这一点制约了侵略动机。Blainey（1988）也认为，参与方由于对战略变量（军事实力，战斗决心等）的不确信，有时会产生错误的“幻觉”（misperceive）。
　　上例中A、B两国处于战争边缘，都能够乐观地预期到停战协议对自己造成的得失。假定战争成本c很高，并且c≥[ax-c，（1-a）x-c]，显然A或B宁愿在战前就接受这些条款，而不会选择战争。在一个信息绝对透明的环境里，几乎不可能发生战争，但如果参与方无法“预知”或“认同”达成协议与发动战争孰优孰劣，则结果很难预料。我们可以将双方争夺利益的行为分为3种情况：零和博弈，因为战争收益不像领土、物产一样可以为多个国家共享；正和博弈，可以作为解决冲突（威胁、争夺、制裁等）的一种有效机制；负和博弈，伴随竞争而来的交易成本，必将削弱战胜国的收益，同时增加战败国的经济负担。
　　（二）国家与市场关系：信息传递、甄别机制
　　市场是一个信息传导器。对市场最简洁的描述就是“买卖方之间的交易和基于市场出清的价格机制”，它表征了人们对影响商品和劳务价值等因素的共同认知。政治因素可以影响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因此政治人物的决策会影响到市场状况。国家当权者一旦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要么选择强硬的外交立场，要么选择发展经济、稳定市场。面对资本的高速流动性以及投资者利润驱动的本性，任何政治风险都只能驱逐国际资本或增加资本“租金”。追逐政治目标的当权者，为了标榜政绩，就必须承受市场的理性“反击”――经济蒙受损失。由此，全球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会通过政治行为来调整经济，增强了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的可能性，降低了战争的风险。
　　
　　三、结束语
　　
　　经济全球化使得市场参与者能够更好地甄别外部环境，形成合理预期，并采取相应对策。对商业和资本流动进行限制，这是国家缺乏自治力的一种懦弱表现，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反过来会为国家提供一个显示“施政艺术”的竞技场。一体化的国家，借助于市场的经济信号，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显然享受到了自由竞争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在封闭的体制下“独创”发展经济的道路，无异于孤岛上饥饿的人空谈食物。经济一体化将国家的需求因素引入经济活动中来，但它不排斥国家可以追求更多更高的政治目标。本文通过论述一体化不仅可以降低军事冲突发生的概率，而且能增强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竞争力，以此来说明一点：全球化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参考文献：
　　1、Greider,William.One World,Ready or Not: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D].Harvard,1997.
　　2、Krasner,Stephen D.Sovereignty:Organized Hypocrisy[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作者单位：军事经济学院国防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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