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的知青述说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石红梅

　　摘要：知青作为特定政治时代的产物，他们的现实生活和文化经历使得其观照乡土世界的视角和体悟乡土文化的心境有其独特之处。文章以韩少功的乡土小说为契入的平台，去探询知青作家对乡土文化的独特理解与阐释。
　　关键词：知青作家；乡土文化；韩少功；乡土小说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村性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乡村确实可视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且，由于生活方式、地理交通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限制，中国乡村凝结着比别处更多的苦难，积淀更多的中国文化传统。乡土文化以其与中国正统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但又更富民间性、质朴性的独特方式，顽强地保持着传统农业文化的生命力。不同作家不同的生活际遇，与乡土的不同的情感联系，不同的理性高度等，决定了他们对乡土文化的不同的审视态度与理解，决定了他们笔下乡土文化形态的多样化与差异性。
　　作为一名知青作家，韩少功与乡村社会的紧密联系是勿庸置疑的。因为知青作家虽然“根”在城市，但由于他们下乡前年龄都不大（韩少功十七岁就去湘西插队落户了），文化思想尚未成熟与定型，并且他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定文化背景下受到的现代文化教育甚少，他们在下乡前内心的文化空白待填充处有很多，当他们进入乡村后，乡人的淳朴，乡土文化的魅力，给他们的情感和文化方面留下的影响都是必然的。这种特殊的经历与感悟力决定了他们与乡村的情感与文化维系的强度，也大体决定了他们独特的乡土文化视角与书写方式。本文将从韩少功的乡土小说入手，探讨知青作家与乡土的情感牵连与文化联系。
　　
　　一、乡土文化认同感的困惑与彷徨
　　
　　《归去来》是韩少功写于1984年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以“我”（黄治先）多年返乡后的自我迷失，呈现了作者对乡土文化认同感的两难困境的思考。“我”作为黄治先与乡村是隔膜的，它只是“我”的城市身份或城市文化符码。但当他在不知觉的状态下进入乡村后，并被误认为“马眼镜”受到乡民的热情的款待时，黄治先的旅行成了一次痛苦的自我确认与自我怀疑的心路。可以看出对于乡土文化，“我”的情感是困惑与彷徨的。一方面是对乡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人际沟通和乡民们未经污染的质朴情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向往；另一方面，那闭塞落后的乡村生活又使生身于现代城市文化中的“我”“感到窒息”想要“潜逃”，但又永远逃不出梦魇。“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还在皱巴巴的山路上走着走着……这条路总也走不到头。”这种“走不出”强烈感触，真实地显示出黄治先内心深处充满着强烈的悖反性地乡土文化情感与文化世界。从情感的认同看，“我”去看了以往住过的老屋，并与乡人三阿公做了心语交流，向乡妹子表达了真心的忏悔之意。但从理智上看，“我”最终以恐慌的心境逃出了乡村。
　　“我”在“黄治先”与“马眼镜”两个角色间的摇摆，正是韩少功等知青作家对乡土文化认同的心理矛盾、困惑的表征。乡村永远都只是知青作家们的一段客居旅程，而非最终的安居之所，其身心无论是插队时还是回城后，其身心都不可能真正地融入乡村生活之中，他们始终是以城市的知识分子的视角理性的、旁观的审视着曾与他们的一段生活密切相关的乡土世界。知青作家与乡土的复杂情感纠葛正如韩少功小说《归去来》的标题所示：已归却复回，已去又复来，欲割难舍，欲近又弃。
　　
　　二、客观理智的乡土文化心理透视
　　
　　正是由于韩少功的知识分子身份，以及对乡村文化的旁观者、审视者的立场，使得他能以客观、理智的清醒态度对中国乡土文化心理进行深层的透视。
　　写于1996年的《马桥词典》展现了一个叫做“马桥”的乡村世界的风土人情。马桥就可以看作中国乡村的缩影，马桥人所使用的日常方言，亦可将我们导入马桥人（中国普通农民）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并触摸他们那浸透着农民文化心理的精神世界。
　　在马桥人的词语中包含了非常浓厚的传统的乡土文化心理。例如强烈的宗法观念和等级意识。马桥人的词汇中的“同锅兄弟”、“隔锅兄弟”、“前锅婆娘”、“后锅婆娘”的“锅”的标志就是乡村文化中“宗法共同体”的象征。这些词语的使用实质上就是乡村文化中宗法观念的延伸与血缘关系的扩大。乡村的等级意识则突出表现在“话份”一词上。马桥人的话份就是马桥人的身份与地位的具体化，同时又是等级意识的落实之处。处于话份权威地位的自然就是这里的精神领袖，受到人们的膜拜。那代表话份权威的话不仅无条件地被接受，而且还常常为一些人所接受和模仿。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实际上是乡村中的政治权力。本义之所以占据着话语霸权地地位，其原因就在于此。相对应地是作为普通社员的万玉因为没有政治权利作依靠的话分，本义的一句话就吓得他“屁滚尿流，赶快溜出门。”在马桥，女人、年轻人、贫穷户也没有话份。既然话份与等级关系如此紧密，那么掌握话份的卜就要千方百计的维护其话份，对于被怀疑可能侵犯其话份的外来语以及“自己不习惯的和不熟悉的语言”，就表现出“天然的警觉和敌意。”这又体现出了他们拒绝现代文明的保守封闭的乡土文化心态。这些正是韩少功等知青作家最终“归去”的内心隐痛。乡土文化负面代价愈显，他们的困惑愈强。这种困惑源于知青作家们对于现代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客观而理智地认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到了乡村的黑暗和落后，并加深了对乡土文化的理性批判和审视。但他们对现代文明的理性认同又常常与乡土文化的情感依恋矛盾的交织在一起。这一矛盾使他们的创作倾向以及作品中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状况。他们的创作之路，不管是走向现代文明，还是回归乡土文化，内心的骚动和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三、多元的乡土文化价值取向
　　
　　知青作家曾受乡土文化滋育，使得他们的文学之根，是深扎在乡土文化的精神层面上的。对于知青作家而言，乡土是他们的精神慰藉和基本立场所在。对乡土文化形态的关注，是韩少功们固守民族精神之根的一种策略，更是他们作为文化人的内在精神的展现。
　　韩少功在湘西六年多的知青生活，湘楚地域的乡土文化给予了他最大的精神馈赠。湘西地域继承了苗、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和楚原始先民的文化遗产，这些丰富的因素构成了一个绚烂、奇异、富有神秘气息、幻想意识与粗鲁野性的浪漫天地。韩少功的乡土小说诞生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很自然地吸收了这些文化养分，他的乡土小说因此而具有多元文化的品质和多重价值取向。
　　一方面，他极力表现了湘西原始山民的野蛮、蒙昧、相互杀戮，带有强烈的审丑色彩，表现出民间文化中的“糟粕”的一面。《马桥词典》中描写了马桥人对科学的漠视和鄙视，宗族之间的械斗，男女之间混乱的性爱关系。例如马桥人禁忌结婚时女方还是处女，更喜欢女方挺着大肚子进门，由此证明生育能力是马桥人最看中的；再比如“科学”一词，本来的褒义色彩在马桥已经消失了，只剩下“学懒”这一隐含意义与之相对，他们竟然把“科学”与“学懒”划上了等号。正是因为作者正视这些所谓的“糟粕”，才还原给我们一个真实而又生动的民间文化形态。对其文本表现出的丰富性复杂性，很难以我们传统的文化价值取向对其构筑的民间生活做出简单的美与丑、善与恶的简单评判。其根是劣根，还是优根，也是无法说清楚的。因为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些“糟粕”可能恰恰是马桥人民间生活的精神体现，为械斗付出生命正是他们为宗族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忘我的品质和勇敢的气节；男女之间的混乱的性爱也使得马桥充满了一种毫无顾忌的原始生命力。对科学的漠视，是他们观念的单纯，情感的朴素，环境的封闭的大前提。这种作品中的“糟粕”的复杂性体现了民间价值取向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同时也说明韩少功对民间建立起来了一个开放的视野，这使其乡土小说具有了多元的文化品质和多维的价值取向。
　　韩少功以其知青的身份创作出的乡土小说，正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乡土世界旁观式的、远距离地审视和客观理智地体悟的代表。他们以各自的文本与乡土世界展开的交流与对话，不能说是不真诚的，但是，这些理性的诉说，并没有抵达乡土文化的灵魂深处。作品中依然大量地存在着对乡村世界的象征式、寓言式的表述。这种困境透示出文化背景独特的知青作家们的无可言说的心灵之痛。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三联书店,1985.
　　2、韩少功.韩少功自选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3、韩少功.马桥词典[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作者单位：武汉商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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