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荒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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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钟叔华
一个具有公益性特征却又充满营利性冲动的无偿献血制度陷入运转不灵可想而知
。
近日，昆明、北京、合肥、南京等城市纷纷出现供血危机。最严重的昆明血液中心库存的O型血一度只有2200毫升。有评论指出，各地闹血荒归根结底就在于“制度性贫血”。
“制度性贫血”的思考
据调查，中国出现“血荒”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结构性血荒，就是说A、B、AB和O型四种血型系统中缺少其中一种；一种是季节性血荒，主要是指春节临近或者是每年七八月份学校放假的时候，学生放假或者农民工大量返乡造成献血者大量减少而出现献血淡季。这段时间血液量往往不能满足用血需求。
季节性血荒的出现和日益严重化表明，农民工和大学生是中国献血队伍的主力军。据介绍，对于昆明血荒解释正是献血主体人群发生了流动――11万大学生搬去了呈贡大学城，城中村改造让务工人员离开了市区，直接造成供血人群锐减。“目前的采血渠道过于单一，是血荒爆发的原因之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余成普认为。
同时，昆明血荒也暴露了血站工作和管理的滞后。大学搬离市区就导致血库告急？据称一些地方由于薪酬制度改革，取消了原先每采一袋血都会得到的奖励，献血车工作人员积极性受挫，献血车常常被指姗姗来迟，早早收工。而血管站工作人员不菲的收入和福利待遇，甚至去年底有媒体报道某血站工作人员用过期血浆浇花等的事件，也都在无形中消弭着公众对血站及献血制度的信任和支持度。
而北京近几年出现的采血旺季供血不足，则主要是因为低温降雨，人们出行减少，使采血变得困难。对此，长期研究献血问题的专家邵淑滨指出，“目前采血最大的问题是‘靠天吃饭’，采血机制非常脆弱。”街头采血车的采血量因此常常受采血点附近人流量、人群构成、季节、天气等因素的影响。
造成血荒最为重要的原因普遍指向国内相关法律规定的“无偿献血、免费用血”的政策落实不到位。许多公众表示，无偿献血者如果想要享受免费用血则远不如当初献血的“一捋袖子”那么方便。认为血液中心将无偿献出的血液高价卖给了医院，市民用血时则需高价再买血使用。相比之下，深圳市正是由于不打折扣地实行了“无偿献血的公民在特区享有终身、无限量、免费、优先用血的权利”的规定，使得深圳血源充足得到了有效保障。因此，“倡导者先行”被认为是无偿献血制度得以运转顺畅并在民众中形成共识与自觉的关键。
此外，制度运作和管理手段缺乏灵活性，让各医疗机构面对血荒时更加捉襟见肘。受现行采供血制度所限，医疗机构无权自采供血；其临床用血，实行属地管理，必须由指定血站供应。由于昆明闹血荒，有位等待做手术的病患的亲戚朋友只好就近到献血车献血，然后经血液中心再调拨到医院。
城市中的“卖血黑市”
1998年10月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但十几年下来，无偿献血制度的推行并不一帆风顺。据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高国静介绍，每年由该血液中心提供的血液中，60%来自自愿无偿献血，仍有不到40%来自计划指标摊派。
目前，中国解决血液缺口的公开做法是对三类人群下计划，即机关干部、学生，部队军人。献血计划通常由省政府下发，层层分解，一般占到当地人口的4%。献血计划对考核领导是一个重要指标。在很多地区，献血指标是否完成，对文明单位的授予，具有一票否决权。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提供的2004年1月-11月底的数据显示，高校学生在北京市各职业的献血人群中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44.88%，这期间，逾7万名大学生参与了献血。
在学校这些指标是通过层层分解来维系的。以北京为例，每年市献血办公室都会按照在校大三学生总人数的65%，来为各高校确定当年的献血指标。大学校园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城市最大的一个血库。
而2004年10月-12月，媒体报道了北京一些高校大学生，因为“不献血，不发给学生学位证”；“不献血，将被取消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保送研究生的资格”而引发的多起学校纠葛，显示这个尚属稳定的大血库也出现了裂痕。
除高校外，计划献血另一个“血库”，是行政权力尚能伸入触角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仍以北京为例，根据规定，单位工作人员，包括临时工按2%，无主管单位和外地驻京人员按1.5%的比例参加献血。
而“行政指令计划指标的无偿献血”在今天已经被演绎为一种“有偿不自愿”的献血模式。所谓“不自愿”，是因为计划指标与生俱来的强迫性质不可能与带有公益事业性质的献血事业相协调；所谓的“有偿”，是指血液中心不再直接掏钱给献血者，而是由献血者的单位来掏钱“买血”。
一方面，计划指标献血所产生的高额补贴、长休假的人力成本，与单位支付给血头的费用相比要高得多，这就使那些不愿或不能完成指标的单位，更趋向主动寻求“血头”的帮助――很多地方偷梁换柱，聘请“血头”带领“管子”们冒名顶替，由单位买单。而城市中底层的下岗工人、无业人员、贫困学生和外来务工的民工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则甘被“血头”“血霸”欺诈、盘剥。
2004年10月，卫生部曾公布了全国“十大非法采供血案”，均是由“血头”、“血霸”非法组织他人冒名顶替有关单位的职工献血，并从中获得暴利。“经过调查，这些单位本身在完成计划献血指标上，确实有这样那样的困难。”通过血头来完成献血指标，也是无奈之举。
植根于残存的计划献血体制，一个“卖血黑市”就此在城市形成。据南方某媒体报道，在广州市附近甚至一度出现了由各级血头层层控制，严密组织形成的职业卖血者队伍、卖血村。“不解决行政命令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抵触和矛盾，城市里的献血黑市就很难根除。”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检察官陈齐荣说，城市里献血黑市的情况，“正在越来越多”。
曾经疯狂的“血浆经济”
据报道，本世纪的前10年是中国艾滋病发病和死亡高峰期。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河南和安徽部分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出现了集中发病、集中死亡，而他们染上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因为卖血。
目前，中国医用血液有两个来源，无偿献血和有偿献血浆。无偿献血主要用于临床用血，它来自于血站和无偿献血车。而血浆则主要用于生物制品公司，生产生物制剂，因为具有这种商业用途，所以现在献血浆还是有偿行为，由单采血浆站负责采集。
所谓“单采血浆”，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用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这种血浆是工业原料血浆，与人们所熟悉的“献血”和“输血”完全不同。单采血浆站提供的血浆被卖给生物制药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医院所使用的各类血液制品几乎都从国外进口，为防止艾滋病传入国内，有关部门两次下发通知：血浆、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随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而河南所建立的众多单采血浆站，成了这些企业最重要的“原料库”。
据说，河南省卫生厅某位高官曾在一次卫生系统内部会议上，大讲河南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其理由是河南有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这几千万农民哪怕有1%-3%的人愿意卖血，平均每年卖1-2次，将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卖给生物制品公司，就能创造上亿元的价值，走上脱贫之路。一时间，河南成立了数百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农民在使劲地卖，血站在拼命地采，而卫生主管部门则在疯狂地办血站和发采血许可证。临床输血之外的“血浆经济”刺激着有偿单采卖血的疯狂。
随着地方政府牵头的“血浆经济”迅速壮大，艾滋魔鬼也悄然而至。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共有六个自然村，全村3170人。1999年11月，河南省卫生厅调查表明，这里的有偿供浆者的艾滋病病毒阳性率达43.48%。
经卫生部门调查认定：导致事件的直接凶手，正是不规范的单采血浆方式。从1996年3月开始，政府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措施进行整顿，河南省甚至全部关闭了所有的单采血浆站。而那些将工业原料血浆基地设在河南的生物制药公司因为断了货源，则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其他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逐步成为了新的“原料基地”。卖血现象并没有因为艾滋病村的出现而减少，反而出现了新的卖血村，新的跨省卖血。在新的血浆“原料基地”安徽叶集，当地的血浆站就有大批河南赶来的卖血者。
于是，悲剧仍在继续并愈演愈烈：2003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防疫人员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13人因非法采血，感染艾滋病病毒，成为献血法实施以来，大陆首例因非法采血而造成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重大医疗事故；2005年5月10日，黑龙江北安建设农场16名输血感染艾滋病患者，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提起集体诉讼，要求赔偿32935008元；2005年12月，卫生部通报吉林省德惠市18人输血感染艾滋病事件。
病患缺血做不了手术，制度造血功能不足也会令采血运作乏力，呈现疲态。当无偿献血制度遭遇具有公益性特征却又充满营利性冲动的采供血制度，整个机制陷入运转不灵几乎是不难预见的结果。各地闹血荒归根结底就在于“制度性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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