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面板数据的中美服务贸易收支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林　文

　　内容提要：在货物贸易方面，目前中国对美国保持着巨额的顺差，但与此同时，中国在对美服务贸易收支方面却一直处于入超状态。基于服务贸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愈发重要性，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1994～2006年间中美服务贸易收支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分析了相关影响因素对中美服务贸易收支变动的影响。
　　关键词：中美服务贸易收支；面板数据模型；货物贸易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1-0118-04
　　
　　1.前言
　　
　　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两国间的贸易对世界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1.443亿美元；而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2006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2.325.5亿美元，占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28%。中国对美巨额的贸易顺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国的经济失衡，而美国的经济失衡则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在中国对美货物贸易保持巨额顺差的同时，中美服务贸易却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处于入超的状态，只是这种服务贸易的逆差被巨额的货物贸易顺差所掩盖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贸易的竞争将更多地体现于服务贸易的竞争，并且其竞争的成败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各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因此，加强对服务贸易的研究，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对中美服务贸易收支的研究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2.相关文献回顾
　　
　　到目前为止，在针对服务贸易的相关研究方面，国外学者比国内学者研究得更加深入，且在分析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计量回归的方法对实际情况进行了检验。Juann H.Hung和Sandre Viana(1995)采用时间序列中协整分析的方法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中增长最快的三个部分（旅游、其他私人服务、版税和许可费）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外国稳健的经济增长和美元的贬值是推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美国服务贸易收支迅速增长的主要因素［1］。Alan V.Deardorff，Saul H.Hymans，Robert M.Stern和Chong Xiang（2000）使用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季度数据对美国服务贸易四个子项（旅游服务、运输服务、乘客运输服务和其他私人服务）的出口和进口建立模型并进行了预测，研究认为，在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在1999和2000年会减少，到2001年会重新增长［2］。Denise Eby Konan和Ari Van Assche（2004）将一个不完全竞争服务部门纳入小型开放经济这样的标准来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 model），以此来分析管制和市场结构这两个因素对突尼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福利影响，并强调了市场结构和法制环境对突尼斯电信自由化的重要性［3］。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国外学者将在货物贸易研究中使用较多的引力模型也应用到了对服务贸易的研究上，Lejour和De Paiva Verheijden（2004）使用引力模型对加拿大和欧盟的双边服务贸易流量进行研究发现，距离对服务贸易影响比之其对货物贸易的重要程度要低［4］。目前，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服务贸易收支进行了研究，谢康，李赞（2000）对美国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进行了研究，并认为一定时期内中美两国政府和企业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局面
　　［5］。张德进，吴韧强（2004）利用RCA指数和TC指数对中美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产业上仍然保持着显著优势，但我国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渴望得到较大的发展［6］。程南洋，杨红强和聂影（2006）对我国1999～2003年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在不断优化，但优化的幅度很小［7］。孙夏，张静中（2006）通过分析中美服务贸易逆差后认为，中国应加大在人力资本及科技方面的投入，并通过分层次逐步对美开放和适度保护相结合来缩小中美服务贸易之间的逆差［8］。
　　总的来说，与国外相关研究相比，国内研究显得相对没有国外研究的深入和系统。在研究方法方面，有些国内学者在研究服务贸易收支时采用的是相关系数分析法，这种分析方法只是对两变量之间进行分析，却忽视了其他的相关影响变量的作用，缺乏说服力。目前国内几乎还没有学者采用较为合适的计量模型来对中美服务贸易收支进行实证分析，因此，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中美服务贸易收支，将具有独特而重要的研究意义。
　　3.研究思路
　　和货物贸易一样，国与国之间服务贸易的进行必然有其理论基础，然而由于贸易动因和贸易形式的多样化，这就使得一种纯粹的贸易理论无法完全将两国间贸易的实际情形解释清楚。但不管怎样，国际间的贸易必然有其共同的影响因素，因此，要研究两国间的贸易收支，将这些共同的影响因素纳入同一个方程，并选择适当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将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
　　在两个国家进行贸易的情形下，一国的贸易收支等于其出口减去进口，而与此同时，一国的进口就是另一国的出口。从这个角度出发，两国间的出口和进口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影响因素，只是这种因素的来源国不同而已，因此研究一国对另一国贸易收支影响因素的问题就转变成了研究出口影响因素的问题。本文在研究服务贸易出口时主要考虑了四个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见方程［1］，即收入、货物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实际汇率，如方程①所示：
　　EXd= Fd（Yf ，Xd，FDId ，RER） ①
　　方程中EXd表示本国对外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Yf表示外国的收入水平，FDId表示本国对外国的直接投资，Xd表示本国对外国的货物贸易出口，RER表示实际汇率。其中，（1）Yf对EXd的影响是正向的，因为本国的出口是基于外国的需求，外国收入水平越高，对本国服务贸易产品的需求则越大；（2）FDId和Xd对EXd的影响也是正向的，这主要是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和货物出口增加，一定程度上会带动相关服务产品的出口，同时，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量的增大反映出本国与外国在经贸关系上的愈发紧密，这也会促进本国的服务贸易出口［2］；（3）实际汇率在反映名义汇率的同时还包含了物价水平的变动，但在这里，RER对EXd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是因为实际汇率变动带来的产品数量和产品相对价格变化方向的不同变化所导致。
　　正如前所述，在两国情形下，本国的进口等于外国的出口，而外国的出口也存在着相同的影响因素，因此，本国的进口方程则为：
　　IMd= Fd（Yd ，Xf ，FDIf，RER） ②
　　由于本国的贸易收支等于出口减去进口，而出口和进口方程中均具有共同的影响因素，因此，本国的贸易收支方程也将具有与出口和进口相同的影响因素，即：

　　 B = F（Yf-d , Xd-f , FDId-f , RER）③
　　其中B为本国对外国的服务贸易收支。在方程①和方程②中，除实际汇率RER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之外，其他各变量的影响方向是被确定的，但在服务贸易收支方程中，除实际汇率RER之外，其他三个变量均变成了相对形式，这就使得服务贸易收支方程中四个变量影响方向都具有不确定性，必须通过计量回归的方法对具体两个国家间的服务贸易收支进行分析，才能确定这些变量对其中一国服务贸易收支的影响方向及其影响大小。
　　
　　4.计量分析
　　
　　与货物贸易有商品分类一样，服务贸易也有其子项，这就使得本文对服务贸易收支的分析就牵涉到了截面数据，与此同时，考虑到时间序列因时期过短会造成样本数目不足，因此，使用既包含时间序列又包含了截面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中美服务贸易收支，一方面能较全面地反映所要研究的对象本身，另一方面还扩充了样本容量，使得回归模型更具有说服力。
　　4.1 相关变量和指标的选取
　　在建立计量模型之前，首先要对相关变量和指标进行选择和调整，同时，为了减小数据的波动性和异方差，还必须对原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这也就是本文在进行计量回归前模型设定的一个重要标准。此外，本文所研究服务贸易收支的时期区间是1994～2005年，主要是考虑到在这一时期内人民币采取的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因汇率制度改革而产生的样本自身结构性的突变。
　　4.1.1 因变量的选择。由于中美两国在服务贸易方面是中国处于入超状态，因此，模型的因变量为美国对中国的顺差额。在中美服务贸易收支下的各子项中，美国某些年份中在旅游服务、乘客运输和其他运输这三项收支上是出现逆差的，这就意味着这几个子项的收支在账面上会出现时正时负情形，因此，基于数据对数化的要求考虑，本文并不将旅游服务、乘客运输和其他运输纳入研究范围。此外，由于部分年度数据缺失的原因，保险也并不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最后，模型所确定的因变量LnYi包括五个截面：（1）私人服务；（2）版税和许可费；（3）其他私人服务；（4）商业、职业和技术服务；（5）其他交易者附属私人服务。
　　4.1.2 自变量的选择。模型的四个自变量中，除实际汇率外，其他三个变量均为“相对”变量。（1）收入水平。模型中“相对”收入水平采用的是比值的形式，即首先将两国的GDP调整至同一数量级（billion），再将中国的GDP按当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换算成美元，最后将美国的GDP除以换算过后的中国GDP，就得出模型的第一个自变量X1。由于X1本身已经是一个比值，因此X1并不要再进行对数化处理。（2）货物贸易。在中美两国的货物贸易方面，中国保持着巨额顺差，因此模型的第二个自变量LnX2则为对数化后的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3）对外直接投资。目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大大超过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这就使得本文的第三个自变量LnX3为对数化后的美中双方直接投资的差额。（4）实际汇率。由于在样本期内人民币采取的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因此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是几乎不变的，但考虑到两国物价水平的变动，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却是变动的。其中计算实际汇率所使用的物价指标是消费者价格指数（均已调整为以1994年为基期）。将计算出的实际汇率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就得到本文模型的最后一个自变量LnX4。
　　在数据来源方面，服务贸易收支、美国年度GDP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货物贸易和人民币汇率数据来源于亚洲开发银行［3］；中国年度GDP和消费者价格指数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4.2 计量回归
　　根据面板数据模型中对截距项向量和系数向量的不同限制要求划分，面板数据模型被分为三种类型：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含有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含有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变系数模型）。一般来说，要经过相关检验后，才能具体确定选择建立哪类面板数据模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模型设定偏差，以此改进参数估计的有效性。但根据现实情况而言，不同类别的服务贸易子项是肯定存在结构上的差异的，同时其不同类别的子项对这些共同影响因素的反映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基于此种原因，本文选择建立的是含有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同时在回归结果中通过相同的系数检验进行验证。此外，为了进一步减少因为面板数据模型中由于存在截面或时期异方差对回归结果造成的不利影响，在具体的回归方法上选择的是相应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
　　初始设定的模型为：LnYi = Ci+a1iX1+ a2iLnX2+ a3iLnX3+ a4iLnX4+ u, 其中C为截距项，u为随机扰动项。根据（表1）显示，使用时期加权具有最好的效果（残差平方和明显减小），其具体回归结果（表2）所示。
　　
　　从(表2)中能够看出，在10%的水平下，模型的截距项均是显著的，这也验证了在模型选择时所推定的服务贸易收支子项存在着显著的结构差异；同时，在回归结果中，第二个自变量LnX2即两国货物贸易的系数在各截面均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要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将LnX2从初始模型的自变量中剔除，修正后的模型为：
　　LnYi= Ci+a1iX1+ a3i LnX3+ a4iLnX4+ u
　　采用上述同样的步骤再次对修正后的模型使用时期方差进行加权最小二乘回归，其结果(表3)所示。
　　
　　通过对初始模型进行设定和对回归方法进行选择，并在初始设定模型回归结果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地修正后，虽然仍有部分截面的系数依然不显著，但模型中大部分系数已经显著，从模型整体上看，已经达到了一个较为满意的回归结果。而从经济理论上来看，不同截面由于其自身存在各自的特点，在面对这些共同的影响因素时表现出不同的显著性，这是合乎现实情况的。因此，本文分析的结论将在模型回归结果的基础上总结得出。
　　
　　5.结论
　　
　　通过建立含有个体影响的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后，可以发现模型中5个截面的截距项是不同并且显著的，这表明本文所分析的中美服务贸易收支中的五个子项存在着明显的结构差异；与此同时，模型中各截面自变量的系数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甚至不同截面在对某些自变量时表现出了相反的变动方向，这也反映出中美服务贸易收支的五个子项受某些因素影响的程度明显不同。总的来说，本文的结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对服务贸易的需求是影响中美两国服务贸易收支变化的最显著因素。模型显示，随着自变量X1的减小，即中国经济增速高于美国经济增速，这五个子项的贸易收支都将会被拉大，这也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美国提供的服务的需求将会快速增长，伴随而来的也是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大。在5个子项中，版税和许可费的边际系数大小高出其他四个子项边际系数将近一倍，中国表现出对美国的专利、技术、商标等国际技术贸易标的以及出版发行物的较高需求弹性。
　　
　　第二，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相互关系在整体上并不明显。在本文初始模型的回归结果中，货物贸易这一自变量对五个子项的影响均不显著，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貌似“各行其道”，这与国内一些相关研究的结果存在着出入。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从本文的角度看来，最有可能的原因是：（1）货物贸易一方面对服务贸易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又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综合起来就使得二者整体间的相互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2）可能是由于模型的因变量在选取上并没有包含与货物贸易相关度比较大的项目，或者是对模型截面分类的选择（中美服务贸易收支的子项分类）造成了货物贸易影响不显著。
　　第三，国际直接投资会带动相关服务贸易的进行。模型结果显示，美国对中国增加直接投资会带动其私人服务出口和版税及许可费收入的增加，其中版税及许可费收入受这种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最为显著，这本身也是因为技术的转移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与国际直接投资在时间上的近似同步以及在方向上的大体一致。目前，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远远大于中国对美投资，伴随着这种直接投资差额的增大，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的顺差将会有可能更进一步扩大。
　　第四，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美服务贸易收支存在一定影响［5］。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人民币实际汇率对五个截面中的三个截面存在显著影响，并且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会带来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收支顺差的增加。这也反映出在中国对美国服务有着较大需求的情况
　　下，随着单位美元能换取更多的人民币，美国将更愿意对中国进行相关服务产品的出口。
　　
　　6.总结
　　
　　通过本文所进行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除货物贸易外，两国相对经济增长速度、国际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实际汇率对中美服务贸易收支下的五个子项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从目前来看，由于中国保持着持续的高速增长，这将加大对美国服务贸易品进口的需求；同时，随着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增加自身会带来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增加外，直接投资还通过其直接和间接作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这将进一步带来对美国服务贸易产品的需求。从这两方面来看，中国对美服务贸易收支将可能进一步恶化。虽然模型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会改善中国对美服务贸易收支的逆差，且自2005年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处于升值状态，但目前美国自身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民币升值影响，此外，一旦人民币停止升值并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时，其他两个因素将成为影响中美服务贸易收支动态变化的主要因素。总的来说，今后中国在对美服务贸易收支变化上具有不确定性，但这种逆差在一定时期内扩大而非缩小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加强对中美服务贸易的研究，在现在和将来
　　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Juann H.Hung and Sandre Viana, “Modelling U.S.Services Trade Flows: A Cointegration-ECM Approach”,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Research Paper No.9518,1995.
　　［2］Alan V.Deardorff, Saul H.Hymans, Robert M.Stern and Chong Xiang, “Forecasting U.S.Trade in Servic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scussion Paper, No.467, 2000.
　　［3］Denise Eby Konan and Ari Van Assche, “Regulation, Market Structure and Service Trade Liberalization: A CGE Analysis”, CIRANO Working Papers, 2006.
　　［4］Lejour, A. and de Paiva Verheijden. “Services Trade with Canada and European Union.” CPB discussing paper, No.42.2004.
　　［5］谢康，李赞.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互补性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00，(9).
　　［6］张德进，吴韧强.中美服务贸易的比较分析与启示［J］.国际贸易问题, 2004，(5).
　　［7］程南洋，杨红强，聂影.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06，(8).
　　［8］孙夏，张静中.中美服务贸易逆差的原因与对策［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06，(8).
　　［作者简介］林文（1973―），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讲师。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
　　［收稿日期］2008-10-22
　　（责任编辑：罗哲）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4829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