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发展视角的社会贫富差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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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近30年的改革过程中，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其中城市化水平对于社会贫富差距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回归系数为0.539)，这与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现状是相吻合的。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农村的劳动力表现出了一种面向城市的为求生计而萌发的主动性流动，这样的主动性流动一方面推动了城市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则由于农村高文化素质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使得文化素质本来就低的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进一步下降，影响了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甚至下降，形成了农村更落后，城市更现代的状况。另外，农民向城市流动过程还包括了一些被动性的原因，主要表现就是失地问题非常严重。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征地的趋势成为必然，但是二元经济结构把农民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广大农民权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土地农转非的利益驱使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甚至原本就很低的土地补偿金都无法按时如数地发放到农民手中。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部门低价征用农村土地，使农民蒙受了至少2万亿的损失。在这样的过程中，由于征地程序与法规的不健全，土地征用出让甚至还成为不少地方官员寻租的重要途径，原本属于农民的各种合法权利被现行的某些不合理的制度体系转移到了其他人所属的社会利益集团中，造成了社会中不同成员财富水平的巨大差距和对立的局面，社会福利无谓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失地农民无地可种，必须自谋出路，寻找新的就业机会，进城务工成为了新的谋生途径。但是现实中机会的不平等和一些人为的障碍致使失地农民在向非农就业转移过程中又难以找到新的、稳定的收入渠道。再加上难以为本来就少的补偿资金找到有效的增值渠道，失地农民常常是坐吃山空，进入城市后很有可能沦为新的城市贫民。这样一来，虽然城市化进城加快了，但是社会贫富差距也被拉大了。
　　市场化水平对于我国贫富差距的影响相对较小，表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确实拉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自1978年开始至今，中国经历了近30年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自1992年又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基本改变了过去政府下达计划、管理生产、制定价格、分配物资、资金和人员等一系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在相当程度上走上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目前市场机制已经在多数经济领域起着主导作用或者重要作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提高了效率，改善了要素配置状况，是中国近二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市场化进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之间还很不均衡。尽管在许多重要部门和许多地方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但在其他一些部门和地区，进展还相当有限。经济市场化进程在不同部门和行业间的不均衡性，导致了生产要素分配的差异，进而会影响生产过程，造成行业间利润率水平的差异，行业间利润率水平的差异最终会表现为不同行业间员工的收入水平的差异；经济市场化进程在区域间的不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东、中、西这三大区域分上。近30年改革给我们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国家和人民的福利水平都得到了前所未有地提高，这样的提高过程是与改革的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改革进程的差距必然会形成最终福利水平的差距；由于不同区域存在着增长幅度的差异以及一定时期内政策的倾斜性，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就因此而形成；从中国整体来看，社会贫富差距也就被拉大了。
　　工业化水平是与贫富差距成负相关的，这说明我们可以通过继续推进工业化来解决目前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或者说目前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仍然不够彻底。这里首先要明确“工业化”的真正含义：“工业化就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者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种变化最早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这些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都与资本品工业相关联，所以最好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诸部门来说明。这些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更进一步加强了伴随现代化工厂制度、市场结构以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经济组织上的变化。因此，工业化实际上就是以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为代表的重工业化，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后工业内部结构演变的最终结果。一般认为，当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消费结构升级，对资本品工业的需求越来越大；同时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使得发展资本品工业的供给条件越来越好，资本品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消费品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不断下降，即霍夫曼系数不断下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过去20多年当中，我国的轻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这与霍夫曼定律中第一阶段的特征相符合；而近几年来汽车、钢铁、机械等制造业和房地产、煤炭、电力等制造业前向和后向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其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高增长的主导产业，重工业比重明显上升，这符合霍夫曼定律中的第二阶段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目前出现汽车、钢铁、房地产等行业的高速发展并不是什么反常现象，很可能就是我国进入重工业化时期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不要仅仅根据经济发展短周期规律来采取产业调控政策，而要以积极态度促进和引导这些主导产业的发展。
　　在主要的工业部门当中，自1997年以来，生产高档消费品的工业部门增长最快，其次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这两个资本密集型部门都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和从业技术壁垒，因此使得很多不具备相应技术水平的剩余劳动力难以从业，从而纷纷转向城市中工资率最低的劳动服务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固然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但是长期的低工资水平势必拉大与其他不同部门从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拉大使得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消费倾向逐渐发生变化：按照需求收入弹性来划分，低收入水平的消费人群只能消费正常品甚至劣等品，而高收入消费人群则可以消费奢侈品。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将直接导致社会生产供给的变化，整个社会将大量从事具有高附加值的奢侈品的生产，而忽视低档产品的生产。这样，低收入水平消费者的消费者剩余将进一步缩小，整个社会将会形成一种为富人消费服务的畸形生产和消费结构。因此，从根本上讲，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就业才是解决就业问题进而缩小收入差距问题的根本途径。在解决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提升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使其具有进入技术类行业的准入资格；不同种类的教育和培训是主要方式。另外就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不要一味地照搬国外的经验，大力提倡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要着眼于中国国情，在最近的一段时期内，在不断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与技术水平的前提下，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解决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作为产业发展的目标；在解决就业的同时，还应该注重就业人员收入水平的差异问题，如果解决了就业，不同的部门之间(例如工业部门和劳动服务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差距过大仍然会造成社会成员贫富差距的拉大，这样一来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地解决。因此在今后我国产业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产业如何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更要考虑产业内劳动力收益的问题。
　　作为衡量发展的三个维度，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可以有效地解释和说明目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不难看出，我国目前的社会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是发展的结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中国过去30年所经历的这个阶段是与库兹涅茨关于收入分配的“倒U形曲线”理论相吻合的。这个阶段及其所带来的阵痛将随着在经济、社会发展种种问题不断得到解决而逐渐消除。
　　
　　责任编辑　蒋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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