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外部知识网络视角的企业绩效形成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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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伟 张彦
[摘要] 外部知识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对企业绩效有着显著影响。针对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知识网络关系较网络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更为显著，知识获取和应用是知识网络与企业绩效的关键中介。因此，企业应从塑造与知识网络成员关系以及培育内部知识平台和创新氛围等入手，确保外部网络知识能够被有效地吸收和利用，进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关键词] 外部知识网络 网络结构 网络关系 知识获取 知识应用
1 引言
作为企业应对竞争的特定制度安排，网络对企业创新行为和绩效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既然企业的知识观认为企业绩效来自于对隐性知识的系统管理能力，那么企业所处的网络特点和活动必然会对企业知识行为产生影响。本文尝试以制造业企业为例，从企业知识行为的视角探讨知识网络构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企业网络管理提供相应的对策。
2 相关文献和假设
大量研究表明，以交互作用为特点的知识网络日益成为企业创新的主要来源。研究者们对知识网络建构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大量的探索，并呈现出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两种视角。在网络结构视角下，研究者们将焦点集中在自我网络中的结构和关系的形式上[1]，重点分析企业所处网络的规模、中心度和开放度等对绩效的作用。网络关系视角则将网络视为企业间相互发生关系的通道，企业来自网络的租金取决于网络内的接触频率和关系质量等，高频率的接触和信任氛围能够通过企业间的学习效应强化彼此间的竞争优势[2]。从企业经营实际看，上述两种视角都对企业基于知识网络的绩效提升有显著的解释能力，网络结构决定着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范围，而网络关系则决定了企业间知识共享的程度，我们将整合两种视角，考察网络构建对企业知识活动和绩效的影响。
企业所处知识网络的结构对其知识管理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核心企业拥有较多的结构洞，他们构成了网络中的其他节点活动的中介。核心企业因此既有创造价值所必须的专有性资产，同时也能够成为网络内的信息高地。在网络内的资产和信息传递过程中，核心企业具有的选择权也使其能够获取更多的声誉、信息和创新机会。Bekkers等针对GSM产业的研究证实，企业在网络中的核心位置有利于其获取重要的技术和市场信息以及创新策略，并在市场占有率上表现出显著的优势[3]。但也有学者指出，从网络整体视角看，若知识和权力过于向少数个体集中则会导致知识分享频率和绩效的下滑[4]。我们倾向于认为，市场竞争赋予了网络中的各利益主体更多的选择权，减少了企业从网络中的退出壁垒，价值链上知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等因素能够避免网络权力过于集中带来的负面效应，并为网络企业提供创新所必需的新思想和资源。
因此我们假设：
H1：企业在网络中的中心度对获取知识能力有显著影响。
H2：企业在网络中的中心度对应用知识能力有显著影响。
知识网络的规模决定于网络内相关利益群体的数量，群体数量越多，企业可获取的知识的异质性和丰裕度就越高。来自供应商、用户、科研机构、中介组织和竞争者等群体中的异质性的知识能够为企业创新提供多样化的来源[5]，并通过将知识整合进企业特定的知识轨道以避免知识僵化和路径依赖的负效应。较大的网络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获取知识的渠道，另一方面还会通过内部竞争机制对同类企业进行优化选择，激励企业积极地获取和应用特定的知识。不仅如此，大规模网络会带来更多的价值多元性和社会多元性，有利于不同企业间进行创新摩擦。
因此我们假设：
H3：企业所处网络的规模对获取知识的能力有显著影响。
H4：企业所处网络的规模对应用知识的能力有显著影响。
网络中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网络内的知识溢出，但当网络中企业过于依靠内部知识溢出时则有可能陷入过度刚性和创新惰性[6]，这在因区位和文化等因素限制导致近交衰亡的企业集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价值创造过程的深度整合，企业间的竞争表现出企业所处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的整体竞争，特定网络必须保持动态开放的特点才能在复杂竞争中立足。大量研究也证实了网络的开放度和对外部市场的寻找是网络持续发展的关键。开放的网络能为企业增加异质性的潜在知识源，同时也能强化企业的战略柔性能力，即当大量外部知识以片断的形式进入企业内部知识库时，企业需要动态整合内外知识，基于知识内化形成新的能力。
因此我们假设：
H5：企业所处网络的开放度对获取知识的能力有显著影响。
H6：企业所处网络的开放度对应用知识的能力有显著影响。
Snijder和Kenny认为，网络关系体现在企业与特定利益主体的关系联结上，这种关系联结一方面有助于企业获取隐性知识，另一方面会导致参与方重视彼此之间的需求和行动的一致性[7]。企业知识网络关系特征可用关系强度和关系质量等加以考察。
知识网络中企业关系强度体现着组织间接触的频率和所交换资源的数量，学者们对关系强度影响交流效果的研究不一而足。人们倾向于认为，强关系者会比较主动地提供各种资源，减少彼此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但Granovetter认为弱关系能够提供更有变化性和创意性的资源，在提供建议和解决问题中有较大的帮助[8]，后续学者的研究也发现，网络边缘的弱关系更有可能产生创新。Brown和Reingen则认为，宏观上微弱的关系确实有助于新信息的加入，但强关系才是微观个体获取信息的关键渠道[9]。实际上，从知识交流的深度和广度看，强关系有利于企业间的深度交往，知识也能得到充分的传递，弱关系则扩大了企业获取信息的渠道和产生偶发创新的可能。在本土文化背景下，强关系能够使企业打消彼此间的心智壁垒，避免仅出现形式上的互动；多企业之间的强关系能够通过声誉机理形成强大的第三方监控约束机制，减少企业间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在信息过多的背景下，强关系者提供的信息更有可能被注意，进而产生深层次的交流。Larson的实证研究表明，强关系对企业间的信任、互动和共同的长期愿景有着显著的预测能力，在强关系下，企业间有着更高的相互信任和包容性[10]。Parkhe从参与企业视角的研究证实，关系强度会带给合作企业显著的“锁定”效应[11]，企业更倾向于在锁定效应中进行交流和合作，从而有效地促成网络内知识的流动和创新。
因此我们假设：
H7：网络关系强度对企业获取知识的能力有显著影响。
H8：网络关系强度对企业应用知识的能力有显著影响。
网络关系质量是以企业间信任和承诺为核心的关系表征，并体现在高频率的彼此互动中。信任意味着企业对交易方规避机会主义行为的预期。相对于短期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易，嵌入网络关系中的商业交换能够加深彼此对未来的信任[6]。承诺则是网络中企业对彼此关系的自我约束，高承诺状态下的企业会出现主动知识贡献和战略互动等行为。网络关系质量能够有效地减少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尤其是减少隐性知识和跨组织边界传递中的各种认知障碍。网络内部高信任程度会使企业具有合作者不会限制知识溢出的预期，从而将大量资源投入学习过程中，及时获取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信息[12]，并将这些信息纳入到企业内部的创新流程中。彼此间的承诺则有助于发挥网络信息的协同效应，使网络获得动态柔性能力。当跨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被嵌入到相应的信任和承诺中时，网络中的利益主体能够平衡自身利益和群体利益之间的关系，特定的隐性知识能够得到充分的转移，同时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嵌套也扩大了企业进行知识创新和价值创新的效率，使得不同合作伙伴的知识能够有效地汇集，并扩大知识应用的范围和渠道。
因此我们假设：
H9：网络关系质量对企业获取知识的能力有显著影响。
H10：网络关系质量对企业应用知识的能力有显著影响。
企业知识观认为，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企业绩效很大程度上维系在企业获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上。Tasi的研究表明，知识吸收能力不仅有助于组织创新，同时也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13]。多样化的知识获取源和跨组织学习能够有效地扩充企业的知识储备，提高企业应对不确定因素时的柔性能力。知识应用则是包括集成、整合和调用知识在内的系统过程，有效的知识应用能够增加产品的创新效率和对顾客需求的反应力，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因此我们假设：
H11：获取知识的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
H12：应用知识的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
3 研究方法
在问卷设计中，我们尽可能地借鉴和参考国内外已有研究中使用过的测量工具，并根据前期调研的成果加以微调。网络中心度参考了Giuliani和Bell的研究[14]，设计了7个测项加以测量，举例测项为“本企业在经营网络中处于主导地位”和“其他企业能够较为容易地与本企业建立交流关系”等；网络规模参考了Szulanski的研究，从企业与供应商、客户、政府部门和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等进行知识交流的数量加以考察[15]；网络开放度则借鉴了Uzzi 等的研究，设计了4个测项[6]，举例测项为“每年有很多企业进入本企业的商业活动圈”等。网络关系强度借鉴了Nahapiet和Ghoshal的研究，设计了6个题目，分别考察企业与不同利益主体交流的平均频率[16]；网络关系质量借鉴了Inkpen和Tsang的研究设计了7个题目[12]，举例测项为“在与其他企业进行交往时，双方都尽量避免提出有害对方利益的要求”和“在与其他企业进行交往时，彼此都能履行承诺”等；知识获取能力参考了Dyer等的研究，设计了6个题目加以测量[17]，包括企业对外部市场和技术的感知以及从外部获得新知识的成本等；知识应用能力借鉴了Laursen和Salter等的研究，从改进技术、创新产品和调整战略等方面设计了7个题目加以测量[18]；企业绩效则从技术创新度、顾客满意度和利润增长三方面设计了6个题目加以测量。问卷中的所有项目均采用Likert7点计量尺度。
本研究问卷收集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依靠研究者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滚雪球”收集问卷，二是选取两家高校的MBA班集中进行问卷发放。调查持续2个月，共发出问卷190份，收回174份，通过对回收问卷回答质量和制造业样本的甄别，共得到有效问卷152份。有效问卷的数量符合本研究的要求。其中企业成立时间和从业人员数量分布具有较好的统计多样性。
4 数据分析
4.1 信度分析
本研究通过计算Cronbach α系数衡量测度模型的信度，结果发现各个变量的信度系数均大于临界值0.7，表明本研究量表的信度较高。
4.2 探索性因子分析
我们首先使用SPSS13.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824，并通过Barlett’s球形检验，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我们用主成分分析法，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并以特征根大于1为标准来截取数据。结果显示共有8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这些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比例达到73.18%，其中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关系质量量表各出现了一个测项负载低于0.4，我们予以删除。
4.3 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问卷项目是通过前期访谈研究和整理以往文献形成的，因此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构造效度主要通过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体现。我们使用LISREL8.54软件分别对各变量进行确认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所有计量指标在各自计量的变量上的因子负荷都高度显著，各变量的AVE值（平均提炼方差）不仅大于0.5，而且各变量AVE的平方根都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这表明本研究的计量尺度具有较好的会聚效度和判别效度。
4.4 模型检验和竞争模型分析
本研究用LISREL8.54软件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各假设验证情况如表1所示，用以衡量模型拟合程度的各主要指标数值如下： =2.04（＜3）；RMSEA=0.056（＜0.08）；GFI=0.90（＞0.80）；NFI=0.93（＞0.90）；CFI=0.93（＞0.90），均在可接受区间内，这说明模型与数据拟合较好。
先前大量研究表明企业所处网络结构和关系对绩效存在着复杂的影响，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知识网络建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知识获取和知识应用实现。为更好地验证知识网络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我们在原假设模型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变量关系形成新的模型，通过对比不同模型的拟合优度考察网络构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其中直接作用模型是在原模型中删除了获取知识能力和应用知识能力两变量，增加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关系。部分中介模型是在原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关系。
如表2所示，相对于直接作用模型，原模型和部分中介模型拟合优度更好。通过进一步对比能够看出，原模型不仅比部分中介模型更为简洁，同时在前三个指标上更优，因此我们倾向于接受原模型，即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通过企业的知识获取和应用能力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5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都能够影响企业获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绩效。本研究提出的假设除H4和H7外均得以证实。网络的规模尽管能够增加企业的知识来源，但与企业应用知识能力之间的直接关系没有通过验证，我们推测其中的原因在于企业应用知识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企业家精神和管理能力以及企业现有知识的储备，大规模的网络拉大了彼此之间的认知距离，增加了企业进行外部管理的难度和边缘化的风险。尽管企业能够吸纳新的知识，但新旧知识之间的冲突很可能使企业无法获得知识应用的优势。网络关系强度对企业获取知识能力的影响没有通过验证，我们推测原因是强弱关系在企业知识管理过程中的作用存在差别，在信息搜寻阶段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弱关系，此时弱关系能够为企业提供大量非重复的信息，而强关系的优势在于信息集成和应用阶段，此时企业需要就隐性知识与合作伙伴之间进行高密度的互动，这在本研究的H8中得到验证。
通过本研究可得到以下结论和管理启示：①企业在网络中的中心度、网络开放性以及网络关系强度和质量都对企业知识管理能力有显著影响，从影响强度看，网络关系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尤其是核心企业在保持自身网络位势和网络开放度的基础上，强化网络感知和识别能力，针对现有和潜在的伙伴行为分配自身的资源，重视与关键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质量，充实网络社会资本。②知识管理行为是企业网络和绩效之间的关键中介，企业基于网络的竞争优势取决于自身知识管理行为。因此企业在构建自身网络的同时，需要有效优化内部知识，使企业知识库保持动态的柔性状态，减少新旧知识之间的消极冲突。③企业知识管理应系统地包括知识获取和应用，从来源看，网络能够显著强化企业的知识获取能力，但知识应用对绩效有更强的预测力。因此企业应对知识进行充分的整合和调用，通过开放式的组织文化、良好的创新氛围和夯实知识基础等强化企业应用知识的能力，最大化网络知识资源的价值。
本研究实证分析了网络建构对企业知识行为和绩效的影响机理。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考察企业知识基础在网络知识内部化中的作用，通过内外知识匹配为企业寻求有效运用网络知识的机理；将企业生命周期等因素纳入考察，综合分析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网络位势和建构行为的差异；整合研究企业网络和核心人员的个人商业网络，为企业获取更多的网络资源提供对策。
参考文献：
[1] Burt S.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0,22(7):345-423.
[2] Anand B, Khanna T. Do firms learn to create value: The case of allianc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 21(3):295-316.
[3] Bekkers 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tandardization: The case of GSM. 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2002, 26(3): 171-188.
[4] Sparrowe R, Robert C, Sandy J, et al.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44(2): 316-325.
[5] Rodan S, Galunic C. More than network structure: How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influences managerial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venes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4,25(6): 541-562.
[6] Uzzi B.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dy,1997,42(1):35-67.
[7] Snijders T, Kenny D. The social relations models for family data: A multilevel approach.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999(6): 471-486.
[8] 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78(6): 1360-1380.
[9] Brown J, Reingen H. Social ties and word-of-mouth referral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87,14(3):350-362.
[10] Larson L, Starr J. A network model of organization formatio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3,17(2): 5-15
[11] Parkhe A. Strategic alliances structuring: A game theoretic and transaction cost examination of interfirm cooper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9,36 (4) :794-829.
[12] Inkpen A, Tsang E. Networks, social capital and learn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5,30(1): 146-165
[13] Tsai W. Knowledge transfer in intraorganizational net-works: Effects of network position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on business unit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1,44 (5):996-1004.
[14] Giuliani E， Bella M. The micro-determinants of meso-leve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a Chilean wine cluster. Research Policy,2005,34(1):47-68.
[15] Szulanski G.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stickines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0,82(1):9-27.
[16] Nahapiet J,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2): 242-266.
[17] Dyer J, Kale P, Singh H. How to make strategic alliances work.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001(2) :37-43.
[18] Laursen K, Salter A. Open for innovation: The role of opennes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U.K. manufacturing fir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27 (2):131-150.
[作者简介] 于伟，男，1981年生，讲师，博士，发表论文15篇。
张彦，女，1979年生，讲师，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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