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间次贷危机转嫁的效应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母泽洪　周陈曦　王　锐

　　[摘要]本文以美国向中国转移次贷危机的事实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了危机转嫁的具体路径，并对避免危机转嫁，提出了加快产业升级、谨慎投资美国资本市场、严格金融监管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参考建议。
　　[关键词]中国；美国次贷危机；转嫁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6-0029-02
　　
　　一、次贷危机的转嫁趋势正逐渐显现
　　
　　目前看来，中国想在这场仍未减底的次贷危机中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了。随着贸易全球化，加之美国经济的特殊地位，使得越来越多的“局外人”为美国人所犯下的错误买单。回顾国际贸易历史的进程，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输出危机、转嫁金融风险的“剪羊毛”事例不甚枚举。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代表，拥有相对丰富的资源禀赋，庞大的实体经济生产体系、空前的汇储规模。在金融危机的一片惨淡之中，中国保持8％的增长，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一抹亮色。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预测：“在世界经济增长为负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8％，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超过40％”。但是，脆弱的金融生态，落后的金融防范机制，缺失的法律政策保障，使中国当之无愧地成为华尔街投行们觊觎的下一个“猎物”，这种名曰“危机转嫁”的行为实则是一场对实体经济的公开掠夺。这绝非危言耸听，随着金融危机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中国经济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事实上，世界要求中国完成的不但是要拉动世界经济，更期望中国拉动美国经济。汇率和利率问题是美国对付中国的长期战略之一，当今中美货币政策反向运行和反向经济调控政策，已经使宽松的美元与紧缩的人民币展开博弈。自我国政府表态要参与美国救市计划以来，欧洲、日本等国家却一直没有大的动作，它们都希望中国来为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买单，即让中国继续出巨资购买美国的国债，以救活美国的金融企业和美国经济。也就是说，用中国的优质外汇储备来置换美国的不良资产，以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美国经济一大特点是风险转移，美国企业通过生产外包，把实体经济转到了东亚和印度等国家，也就把经济周期调整风险转给东亚和印度等国家。中国按照登记失业率4.5％，有很大误差，只考虑城市人，这就算少了；也只考虑在注册企业工作的人，这又算多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抽样统计方法，中国失业率接近10％，美国是7.2％。从这点看，中国损失比美国严重，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产能过剩严重，实体经济受损害教大。美国制造业产能就没有这个问题。
　　
　　二、美国向中国转嫁金融危机的主要途径
　　
　　(一)诱使中国外汇资产投资美国国债和金融公司
　　在此，日本人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由于受到石油危机等因素的影响，遭到沉重的打击，而日本却顺利地进行了产业调整，其工业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空前提高，出口大幅增加。1985年，日本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财大气粗的日本开始疯狂“收购”美国，统计显示，从1985年到1990年间，日本企业总共21起500亿日元以上的海外并购案中，有18起是针对美国公司。正当日本沾沾自喜的时候，殊不知用升值后的日元(由于“广场协定”)对美国资产的大量收购其实非常被动和盲目，结果在期货、地产等市场都损失惨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度风光无限的日本人购买的其实是一大堆“泡沫”。可见收购美国资产未必是件好事。就在前不久的G20会议上，美国带头西方国家一起高喊，必须让中国掏钱。现在各种统计口径不一致，有的统计数据说，包括两房3700亿美元在内，中国已经投入美国的外汇资产超过1.2万亿，这等于是把中国三分之一的经济调往美国救市，投入了无底洞。
　　
　　(二)继续扩大投资规模，掌控中国实体经济
　　现在美国的危机主要发生在金融领域，它的实体经济其实依然强大。实情是，美国破灭的是泡沫，但中国倒闭的多是实体公司，美国的实体公司在收购中国实体公司。卡特彼勒在收购中国的制造业；高盛收购了双汇火腿肠之后还准备养猪；国际四大粮商加紧在中国布局，收购粮食加工企业；沃尔玛在中国不断地扩张；可口可乐还在收购汇源果汁；经历过三聚氰胺之痛的乳品业也很可能落入外资手中。这就形成了一个对中国威胁很大的现象：中国购买美国的是虚拟资产，美国购买中国的是实体资产。这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一买一卖，就把美国虚拟资产的泡沫转嫁到了中国，而中国的实体资产则被控制在了美国手中。一旦危机退去后就会发现，凡是在危机中能够活下来的国家，都肯定是拥有实体资产的国家，而只拥有虚拟资产的国家，肯定必死无疑。目前这方面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品牌控制，通过品牌控制中国产业，通过超市控制中国市场，把中国整体上变成21世纪美国的国家奴隶。
　　
　　(三)利用“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对中国展开经济殖民
　　世界金融体系中美元的基础地位给了美国人一个对财富坐享其成的绝对理由，中国经济对外汇的迷信，加之庞大的外汇储备使得就连中国政府也不希望美元贬值，但是美元越不贬值，其购买力越强，我们对美元的迷信就越深，如此反复使得“美国梦”显得更加金碧辉煌。美元把中国的资源变成美国的廉价商品；再通过美元贬值让美元回流美国，投入美国金融机构；美国金融机构拿了中国的钱向美国老百姓发行信用卡；美国老百姓拿着信用卡再去购买中国廉价商品；结果是美国老百姓拿着中国的钱购买中国的商品，用于自己消费。这就是美国人不用干活却能过好日子的奥秘。
　　
　　(四)利用资本市场把资产泡沫转嫁给中国百姓
　　美国解除金融危机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无限制印刷美元，令美元贬值，让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财富大缩水，美国变相赖掉所欠巨额外债。此时作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的中国，所拥有的美国国债的利息收入远追不上美国通货膨胀率，所以美国国债也在不断贬值。中国的用优质原料，廉价劳动力，污染环境换取的数万亿外汇，正逐步变成废纸。这是让中国老百姓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的最直接的办法。目前中国银监会和证监会已双双同意美国等西方国家可以到中国发行有价证券。由于中国证券法是全世界唯一没有赔偿条款的法律，这就为外资无所顾忌地掠夺中国投资者准备了有利的法律环境。
　　
　　三、防范金融危机转嫁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结构转变
　　随着经济发展，传统落后产业高能耗、高污染、低收益，终将难以为继，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追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在中央政策层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是对各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引导。尤其

在当今局势下，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外贸出口急剧萎缩，产业结构调整更具一番意蕴――金融危机对产业结构调整是一次绝好契机，而产业结构调整又是应付金融危机的有效选择。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说，金融危机的确是中国产业升级的一个机会。因为中国本身没有金融危机，只是受到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就是说，中国政府和企业仍然具有很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仅仅是应对危机远远不够。最为重要的是要思考金融危机之后的新的经济增长来源和产业所要面临的新的经济竞争环境。西方很多大型企业深受这次金融危机影响，但是这些企业并没有在那里等待死亡。实际上，各类企业也在利用这次危机来进行重组，从而抛掉过去沉重的包袱，再轻装上阵。只有拥有了“核心竞争力”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技术上依赖，金融上受控的局面。
　　
　　(二)谨慎投资美国资本市场
　　截至2008年7月底，央行在财务上具有巨大的外汇风险敞口。倘若简单假定央行的外汇风险敞口规模等于目前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规模，即1.8万亿美元，同时假定其中大约65％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那么一旦美元相对于人民币贬值10％，则央行就不得不承担1170亿美元的汇兑损失，这相当于央行当前资本金的36.6倍。而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单是因为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而导致的汇兑损失，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央行资本金所能覆盖的水平。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投资于以美元计价的金融产品(笔者估计大约占65％)，主要包括美国国债与机构债。估计在中国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中，有大约1万亿美元左右投资于美国国债与机构债。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化与扩展，信贷风险逐渐由次级抵押贷款领域扩展到优质抵押贷款领域，导致主要购买优质抵押贷款或者为之提供担保的两家政府授权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出现巨额账面亏损，从而陷入危机。由于房利美和房地美发行的债券在美国机构债中占有一半以上的比重，因此，两房危机使得中国央行购买的美国机构债面临违约风险，其市场价值可能严重缩水。有了前车之鉴，我们对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应该少一分盲目，多一分理智。
　　
　　(三)严格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认清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逐步探索建立一套完善而又行之有效的控险和化险的机制，以积极稳妥地处理处于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中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把风险控制在最低点，防范其危害性的发生。在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上，我们可以采取治标和治本等多种方法。首先，建立和完善金融法律框架。我国将进一步完善金融业内部的法律体系，金融监管部门应进一步简化对创新的审批程序，建立高效的审批制度，及时提示承办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具有的基本条件；最后，加强对金融风险的识别和监测。金融风险识别就是对金融机构的预期风险和事实风险的类型及其根源做出准确的判别。识别金融风险，进行风险识别的有力工具就是要建立监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也同时涵盖监测了非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可以把这些监测比例指标分为两种，即关键指标和普通指标，关键指标是监测的关键，将直接决定着金融风险是否增大。再次，加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采取增大汇率浮动区间的政策，以减少外汇储备的积累，减缓资本流入对货币供给的扩张效应。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当更多的在宏观调控的层面加以关注。从完善金融法律法规、金融风险的识别和监测、风险评估预警制度等几个方面着手，来防范“次贷”危机引发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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