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融资依赖\金融发展与出口商品结构:基于中国制造业部门的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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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 彤 曹 珂
摘要：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部门28个行业2001-2006年的相关数据，基于外部融资依赖的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的金融发展对于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体系的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对于制造业部门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金融体系的效率变化却与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关系不明显。
关键词：外部融资依赖度；金融发展；出口商品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9)12-0017-05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对于一园出口商品结构的分析，是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中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Ricardo的比较优势论、Hechscher和Ohlin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Krugman的新贸易理论，分别从技术水平、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的视角，分析了一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形成和变化因素。然而，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开始逐渐认识到。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作为一种制度因素也是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成因，并会影响其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Kletzer＆Bardhan，1987；Baldwin，1989；Beck。2002，2003；Matuyama，2004；Svaleryd
＆Vlachos，20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单就金融资产总量而言，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期末余额至2007年底已分别达到389371.2亿元和261690.9亿元，而在1980年，国家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人民币存贷款期末余额仅为1933.41亿元和2495.94亿元。在中国的货物出口贸易中，2007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贸易总额的94.9％，而1980年，工业制成品仅占出口贸易总额的49.7％。中国的金融发展与出口商品结构变化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中国的金融发展究竟通过什么机制与途径。并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如果我们发现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也是影响出口商品结构的重要因素，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制定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更加重视金融部门的协调与支持作用。
经济中的各个行业间，由于受到其自身经营活动、行业特征、产业政策和政府控制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往往对于外部融资依赖表现出一定差异。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各个行业的作用与影响程度也应该相对地有所不同。那么，金融发展水平就有可能成为一国出口商品结构形成和变化的因素之一。也正因为如此，一国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也要依赖于经济中所提供的外部融资水平。Kletzer和Bardhan(1987)证明信贷市场约束水平较低的国家将在使用外部融资的部门实现专业化：而信贷市场约束水平较高的国家，由于面对较高的外部融资价格或者信贷配给，将在不需要外部融资和营运资本的部门实现专业化。在KIetzer和Bardhan的理论文献基础上，Beck(2002)进行了拓展。Beck认为在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多种的可能联系，而他的论文只关注其中之一，即金融部门的中介能力。这一能力可使储蓄流向私人部门，以此帮助其克服流动性约束，使得经济实现专业化并获得规模经济。Beck提供了一个包括两种生产技术的开放经济模型，一种是规模报酬不变的(食品业)，另一个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制造业)。两种生产者均通过向储蓄者借债的方式来扩大他们的资本。信息不对称形式的市场摩擦导致金融中介的产生。当把储蓄提供给企业家时，金融中介要付出搜寻成本。金融发展被模型化为可以降低搜寻成本，并因此提高经济的外部融资水平。既然金融发展使得生产者的兴趣转向规模报酬递增的产品，那么部门间的专业化和因此而形成的贸易结构，将决定于金融中介的相对水平。
Matsuyama(2004)则关注于契约执行和公司治理等决定于信贷市场效率的因素，并得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北方国家在面对较大的代理问题的部门实现专业化并进行出口，反之，南方国家则在面临较小的代理问题的部门实现专业化并进行出口的结论。Beck(2002，2003)，Svaleryd和Vlachos(2005)和Manova(2008)均通过实证检验证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更多地使用外部融资的部门具有较高的出口份额。
关于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度，RajaJl和Zingales(1998)依据《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码(第二版)》(ISIC，Rev，2)的行业分类标准，使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公众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过测算。但由于中国的行业分类标准使用的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保证计量模型中各变量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并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部门2001-2006年28个行业的相关数据。首先测算中国制造业部门各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度，然后基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的视角，使用多种金融发展指标，全面分析中国的金融发展对于出口商品结构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
二、研究方法、变量和数据
本节首先建立检验中国的金融发展与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关系的基准模型，然后分别对外部融资依赖度的度量方法、行业出口贸易依存度、各类金融发展指标以及控制变量的选取和数据来源做出说明。
(一)计量模型
基T I-节的文献回顾，我们预期中国的金融发展与出口商品结构间应该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即在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中，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行业，受金融发展状况的影响程度越深。因此，借鉴Beck(2003)年的研究，我们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来对中国2001-2006年制造业部门的28个行业进行实证检验：
EXPOTRT；I=Ci+aExt×FINANCE1+BCVit+si。
其中，EXPOTRT~,代表i行业在t年的行业出口贸易依存度，Ext；代表i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度，FI―NANCE。代表以某一金融发展指标衡量的t年的金融发展水平，CV。代表控制变量，C；是行业固定效应，8是误差项。
如果我们发现外部融资依赖度与金融发展的交互项(Ext1xFINANCE,)的系数d为正数且显著水平较高，这就表明以相应变量代表的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制造业部门中存在外部融资依赖的行业的出口贸易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低)的行业，促进作用越大(小)。这也就是说，由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不同。中国的金融发展会导致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出口份额会逐渐增加，而外部融资依赖较低的行业，出口份额会逐渐减少。
(二)变量和数据
1、外部融资依赖度(Exti)。
为了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现阶段中国制造业部门各个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度。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与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选取2001-2006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中28个行业的相关数据，借鉴Rajan和Zingales(1998)、谈儒勇(2006)的相关研究，构建一个新的外部融资依赖度指标。
企业举借金额巨大的长期负债，主要是为了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而影响某一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因素则包括：行业的自身特征(规模经济效应、设备的更新换代速度和技术的先进性等)以及政府的产业政策。影响某一行业长期负债的主要因素则是该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该行业所生产产品的生命周期特征以及金融体系提供融资的偏好。因此，本文使用的外部融资依赖度指标既反映了各行业外部融资依赖中的行业属性，也包含了政府政策和金融体系的影响因素。
从各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的测算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在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各个行业中。外部融资依赖度较低的行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等，而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大多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如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等。但并不能认为所有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部门都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与RaiaJl和Zingales的测算结果相吻合。还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国有企业居于主导地位以及资源生产和加工型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均较高，而在设备制造业中，外部融资依赖度并不如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高。这种现象与金融体系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金融体系投资的替代效应密切相关。
2、行业出口贸易依存度(EXPORTit)。
行业出口贸易依存度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行业出口贸易交货值与GDP的比率来表示。该指标可以反映出某行业的出口贸易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以及某行业在一国出口贸易中的重要性及其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
3、金融发展指标(FINANCEi)。
金融发展指标的种类繁多，未必所有指标都能够准确地反映出中国金融发展的状况，但综合地分析和比较各类指标对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与作用，有利于我们得出更为全面和可靠的结论。因此，基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本文选取了以下的金融发展指标：(1)金融发展规模指标(LLY)，以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负债与GDP的比率表示，金融体系的流动负债参考King和Levine(1993)的做法，以M2代替。但考虑到M2是存量数据，而GDP是流量数据，因此，采取将上年末与本年末的M2取算术平均值再与本年度GDP相比的方法。该指标主要反映金融体系的总体规模；(2)金融发展效率指标(PRIVY)，以非国有部门信贷与GDP的比率来表示。其中非国有部门的信贷以金融机构的短期贷款中乡镇企业贷款、三资企业贷款与个体和私营企业贷款之和来代表。该指标用来反映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效率；(3)金融发展结构指标(BANKS)，以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与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率来表示。该指标可以反映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相对地位的变化。
4、控制变量(CVit)。
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除了可能受到金融发展状况的影响之外，还要受到其它诸多因素的影响。为了进行更有效的分析，在计量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是非常必要的。(1)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各行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港澳台资本、外商资本之和与GDP的比率表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从事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制造业部门各行业的出口贸易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2)要素禀赋(AK)，以各行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与行业从业人数的比率，即人均固定资产净值来反映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是非常突出的特征，因此，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在出口商品中劳动密集程度是影响制造业部门各行业出口的重要因素。(3)行业规模(SCALE)，以各行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与工业部门的总产值的比率来表示。在制造业部门，通常行业规模越大，规模经济效应越明显，而且行业规模的变化，也反映了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与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存在着相关性。
以上变量所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2、2003、2004、2006、2007)、《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中国金融年鉴》(2002-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7)，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an)，并且，各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加强数据的平稳性。
三、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为全面分析中国的金融发展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在回归过程中逐个引入各金融发展指标，考虑到面板数据模型中残差的相关性，采用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进行修正，并采用White方法消除样本间异方差带来的估计误差，此外，还通过引入自回归项(AR(1))来消除自相关，回归结果见表2。
从计量分析结果(见表2)来看，中国的金融发展总体上对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作用是存在的，但金融发展的各个方面对出口商品结构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却不尽相同。
以LLY衡量的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的a值为正值，且显著水平达到5％，这表明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张对于制造业部门各行业的出口贸易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国金融体系规模的不断扩张，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对于银行免于破产的隐性担保，居民投资渠道的不畅以及社会保障发展的不完善，从而导致大量的居民储蓄存款被银行所吸纳并通过信用扩张，刺激国内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大量产能的对外释放。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张，从外部融资依赖的视角来看，有利于更多的出口企业获得更有力的金融支持。以克服融资约束，实现规模经济，形成和发挥比较优势，从而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由于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大多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因此，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张，对于提升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份额。优化贸易结构，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评估投资项目、进行企业监控、实施风险控制和提供金融服务等方面，金融机构向私人部门和企业提供信贷比向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更能反映出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和绩效。因此，能把资金提供给私人部门和企业表明金融体系对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解决。从回归结果看，以PRIVY衡量的中国金融发展效率的a值虽为正值。但显著水平仅有10％，这说明金融体系的效率变化对于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作用比较有限。中国的金融体系对于非国有企业存在明显的信贷歧视。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投入则一直较大，其结果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困境”
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并存。各商业银行竞争性地向大企业、大项目尤其是国有垄断性行业提供贷款，而非国有出口企业，由于从金融部门融资存在困难，只能依靠企业内源融资与民间非正规金融。非国有企业的融资困境对于其更新技术设备，提升产品质量和拓展国际市场均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并导致很多非国有企业只能依赖于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长期从事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生产环节的经营活动，难以通过外部融资支持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此外，在现有金融发展的效率水平下，FDI的大量流人，对于某些行业的金融体系的资金投入，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因此，限制了金融发展对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作用。
以BANKS衡量的中国金融发展结构的a值为负值，且显著水平达到1％，其含义为国有商业银行相对地位的下降，银行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强，对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具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融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存在较强外部融资需求的行业，能从多元化的金融体系中的各种渠道寻求外部融资，而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地位的削弱，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也可促进金融功能的更好发挥，减少行业的外部融资成本。
控制变量的符号与预期基本一致。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和行业规模(SCALE)的变化是促进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改善的两个重要因素。因此。这两个变量的回归参数均显著为正值。而要素禀赋(AK)的回归系数却为负值，其含义为人均固定资产越低即劳动密集度越高，出口份额越大，这再次验证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在各行业的出口贸易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部门2001－2006年28个行业的相关数据，基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的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的金融发展对于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一)由于国家对银行免于破产的隐性担保和居民的高储蓄率，银行部门获得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并通过对资金的贷放，加强了对各行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各行业因外部融资依赖度的差别，而导致获取资金规模的不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由于较高的外部融资需求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从而促使其快速发展。并最终引起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
(二)在信贷资金的配置过程中，由于银行部门的信贷歧视，资金投放过多地集中于国有企业和大型项目，而非国有企业普遍地存在“融资约束”。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一方面造成了国有企业处于主导地位的行业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也限制了非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金融发展的效率状况未能成为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主要因素。
(三)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地位的打破，银行部门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利于企业从更多的渠道寻求外部融资，并促进金融体系功能的更好发挥。降低外部融资成本。金融体系的结构优化对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因此，从促进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今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在保持金融发展的合理规模和继续优化金融结构的前提下。更加注重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提升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特别是提升信贷的资金配置效率，以满足各类出口企业的不同融资需求，减少融资成本，并为出口企业提供尽可能及时和充分的金融服务，降低交易成本。最终，通过金融发展，使得我国各出口部门和企业，特别是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能够真正获得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实现比较优势的变迁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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