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献解读的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研究：功能、适用性和实现路径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熊惠平

　　摘要：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的现实实践，引发了人们对其的研究与关注。通过对有关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的若干文献解读，追溯其理论渊源，并把握其功能和适用性，为我们在当前的经济危机情势下，找寻到一条促消费、扩内需的有效实现路径，提供了借鉴和应用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补充货币；社区货币；“保姆券”；另类货币；消费券
　　
　　在金融危机深度影响我国的情势下，经济成长如何从“外需型”的增长向“内生型”的发展转变，是政策实施的重点，也是难点；而启动和扩大居民消费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又更是瓶颈；于是，消费券被作为破解这一瓶颈的重要工具或举措。本文基于若干文献的解读，在“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视域下，沿着“保姆券一另类货币一消费券”的研究路线，落脚于试图以一种新的分析范式，提供扩大消费、扩充内需的建设性思路。
　　
　　一、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的必要性与功能定位
　　
　　早在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美国许多地方政府就发行过一种代用钞“scrip”用以发放工资，如今，美国人开始通过“社元”――如底特律市12个社区的“Detroit Cheers”，“自己帮自己”；泰国讪滴戌村村民早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就自制货币“merit”，政府从公开反对到逐步默认，现在又流通起来；2008年9月，英国东苏塞克斯郡刘易斯市发行“刘易斯镑”以临时取代英镑；我国台湾地区某些社区出现了一种用于劳务交换的“花币”；日本创设了“在自己的社区创造自己的小型价值流通循环”的好办法――发行称作“R”的“代用券”。从初期的社区式救济逐步发展为应对经济衰退的一项社区对策；阿根廷有社区另类货币等。
　　以上“山寨货币”，林林总总、叫法各异，但其实可统称为补充货币――由社区志愿者、慈善机构、地方政府、甚至私人公司提供并管理的。旨在提供就业、通过刺激社区居民消费而扶持本地经济或进行会员互助或济贫的一种区域货币。
　　补充货币是由社区中的一群人达成协议。接受非传统的货币作为交易媒介，以商业交换系统、社区易货系统、消费者商业圈、借据货币系统、时间银行系统、地方交换交易系统、自由美元、互助信贷、凭单货币系统等几种模式，开展交易活动。可见，补充货币是以“社区”为活动半径并以此为圆心向四周扩散的；或者说，社区货币构成补充货币的核心内容或主要形式。当前全世界有5000多种不同的补充货币在实验运行，足以验证其生命力。
　　关于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存在的必要性。列特尔、哈耶克的有关文献给出了各具影响又清晰的解读。
　　列特尔，他的《货币的未来》借用中国古代先哲的“阴一阳”观作为核心概念。同时主要吸收了盖塞尔的征收滞纳金的“加印货币”理论，阐述了形形色色的补充货币。其论证以“货币是丰裕的，因而应该有负利率。也就是未来的钱总比今天的钱更有价值”为假设。盖塞尔在1890年代就提出要定期征收“持币税”，以刺激人们花钱而不是存钱。凯恩斯以此获得应对流动性陷阱的有益启发。如今。货币处于人类活动的中心，但其结构却越来越脆弱。为迎战越来越频繁且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金融危机，进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遗憾的是，很多改革建议都把视野局限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内部，陷入了“以内求内”的封闭循环。列特尔则独到性地从外部切入，提出了关于内外两种货币体系“阴阳互补”的大胆设想，而这设想已化作全球数千种补充货币体系的生动实践。补充货币与国家货币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其一。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对于促消费、扩需求的固有功能，已得到历史发展进程的证实。其二，正是由于自身具有的特别功能――由商品或服务支持并直接用来交换商品和服务、不计息、不会引起任何加速创造货币的作用，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就成为一种地方货币而非全国货币，成为一种内部货币而非法定货币；因而它也不是一种替代货币。只是国家正式货币体系的一种补充。这正是关于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的功能定位的基本共识。
　　不过，哈耶克的主张，似乎与这一共识相悖且更激进。哈耶克，在他晚年最后的经济学专著《货币的非国家化》，就颠覆了正统的货币制度观念：赋予个人或机构发放货币的权力，打破国家对发行货币权的垄断。由私人或企业与政府分享法定货币发行权。乍闻而大惊失色，仔细琢磨而稍释然：政府垄断之“门”其实已经有了小小的缺口――一些网络社区的虚拟货币(如腾讯Q币、网易泡币、新浪U币、魔兽币、盛大点券)正逐渐摆脱虚拟世界领域，突破虚拟世界空间，跃身为现实社会的镜像，进入了人们的实体生活，用虚拟货币已经可以购买只有人民币才能买到的实物产品或服务。鉴于网络货币目前的现实――形成与传统货币等同的购买力，与真实货币的界限逐渐模糊，从而可能对既有的金融、经济体系造成大的冲击，因此需要疏导与监管并重。通过把握这种特殊货币的运行节奏、加快建立第三方支付体系、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政策举措。便可将其限定在“补充货币”范围内。从这个意义上看。哈耶克的主张与列特尔的观点是殊途同归。
　　
　　二、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的适用性之一：兼具社区互济和应对经济衰退功能的“保姆券”
　　
　　“保姆券”源于“国会山保姆券”。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对“国会山保姆券”做了通俗又精到的介绍，克氏认为，萧条经济学旨在研究“免费午餐”――“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正统经济学的金科玉律；然而，世界上确实存在免费的午餐：“在经济衰退特别是严重衰退时，可以看到到处是供给，而需求却无处可寻。”为更好地调整在家看孩子和出门休假的矛盾，在国会工作的150对年轻夫妇成立的互助的“国会山保姆公司”，印制了一种临时票券，规定每做一小时保姆工作可得一张券，每请人看管孩子一小时就付一张券。但此举却遭遇“国会山保姆公司危机”。由于先期票券印制量一定，有人试图为将来的旅行积攒更多的票券。就意味着他人的备券相应减少，到一定时间，流通券就无法满足会员需求，这使公司进入衰退。为此，公司加印票券，员工慷慨使用，公司又步入良性轨道。但增印票券又不可能无限制，公司就开始控制其流通：当难以找到保姆。就提高票券的税率。以鼓励会员少外出而增加他们照顾孩子的机会；相反，就降低票券的税率，让会员增加外出。显然，“保姆券”实为一种面向中高阶层的社区货币。
　　“保姆券”的基本启示：其一。“保姆券”等社区货币可以实施有效的社区式互济。其二，其延伸意义在于，“保姆券”等社区货币是积极应对经济衰退的一项有效的社区对策。其三。“保姆券”蕴含着时间经济、时间银行、时间货币的深刻道理。其实，“社区货币”本就缘起于一种“时间经济”，它建立在社区成员“等值交换”基础上。是一种新型的“服务信用”。正如瑞士社会学家特里尔所言，随着闲暇的增加，未来将出现一种“工作文化”。它将使“非薪金工作”在货币

领域里享有同“薪金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它全然不同于现在所谓的业余嗜好，而是集创造性和娱乐性于一身的社区或环境服务，通过社区直接交易或合作体制来实现。艾德加在1980年发明了“时间银行”的概念，认为“时间货币是金钱经济和社区经济的桥梁”；1986年，卡恩教授创立了“时间美元”，社区内达成了“1小时=1个时间美元”的协议，“时间美元”作为“相互帮助点数”运用于社区的各种志愿者服务；2002年，纽约的伊萨卡社区推出了以时间“小时”为单位的社区货币。目前，时间经济正在全世界发酵。我国《理财》杂志主编林伟，以《全球统一时间货币猜想》对时间货币、时问银行做了有价值的大胆猜想。广州、杭州、南京、重庆等城市社区正趋红火的“时间货币”，它们就像传统社区的“以工代赈”，不是“白给钱”――通过有组织的社区公益劳动利人利己，是“自给自足”的交换，既免税又无“利润”或“利息”，但可积累。可见，在货币既是目标也是手段的“货币文化”时代。“货币的时间价值”正悄然向“时间的货币价值”嬗变：时间货币成为一个颠覆传统金钱货币价值的“新兴”概念，时间银行成为一个颠覆性的“商业模式”(经营的是时间本身)。一句话，时间货币正从“影子货币”走向前台。
　　综观三点基本启示发现：“保姆券”等社区货币作为社区互济以及积极应对经济衰退的杠杆。是时间经济的有效应用；尤其是，在当前的特殊时期，“保姆券”等社区货币更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即以社区成员公益活动的“货币性”积累为动力驱使。建立或重建“社员”对社区的认同、“家”的回归以及社区对于“社员”就业的扶持。进而也是对社会的支持――“社员”有事可做并且觉得有价值；进一步指出，现在流行的消费券实质上是“保姆券”等社区货币的中国式应用，换句话说，“保姆券”等社区货币是以一种服务于特定的人群即中高阶层的特别券证的形式，来促消费、扩内需。
　　
　　三、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的适用性之二：旨在扶贫济困的另类货币
　　
　　我国的党爱民等，以《过剩经济学》挑战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并以埃及经济学家阿明对其的“现代社会的巫术”之喻为佐证。他借助耗散理论、涌现价值等系统科学观。提出了“货币耗散”一说：既然货币是衰减的。为维持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转，就要持续不断地补充货币，以让社会代替政府自身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此，哈耶克的自由货币理论得到借鉴。不过，哈氏的“私人货币，自由竞争”的惊世骇俗之说。在党那里还是“拐了一个弯”：按人发钱，即实行货币配给制，就是央行根据社会初次分配后的剩余生产力的多少，印制钞票，再按人头平均发给个人或家庭。以解决需求不足、就业等问题。其后，党以《试探讨透过金融创新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可行性》，深入探讨了透过按人发钱而消化产能过剩的可行性。另外，罗运贵以《宏观价值调控论》提出了“货币先行规律”等类似观点，认为只要有“闲置的生产力”，就可以发行货币，充分挖掘企业的生产潜力。党罗二人“发钱”之说的基础是相似的，不同之处在于罗强调发给政府搞建设，党强调发给个人增消费。对于启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来讲，党爱民的建议更具现实意义。
　　基于党爱民等人的“穷人阶层的货币由于不断向富人阶层流动而导致耗尽”的命题。可以领悟到：资本与资本的交换是畅通无阻的；而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不充分；至于劳动与劳动的交换，由于货币耗尽，穷人无法开展基本的分工和合作。补充货币的出现无疑是“雪中送炭”。原因在于它对穷人具有一种特有功能――不求所赚，但求能够进入自己的“圈子”。这在阿根廷的另类货币(或称社区信用券)上表现最为突出。自1995年出现第一个“社区货币俱乐部”，阿根廷一度使用过500多种另类货币，高峰期约有600万人参与这种非官方金融工具的交易活动。另类货币及其民间交易体系虽曾在2001年发生的阿根廷严重信用危机时几乎被摧毁，但随着2003年后的经济逐渐复苏，由于其具有的社区自治、妇女权益、民众生计、贫民救济等功能。其信用又逐渐恢复起来。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最缺的应是钱，最不缺的应是时间和劳动，如此，设计一种信用券证，以劳动替代货币支付，便可以其余而补其缺。
　　“按人发钱”的建议，很容易想到米德的“社会分红”的著名主张。当下。人们提出基于“社会分红”的各种政策建议或实施方案时，无不或明或隐地有米德的“影子”。
　　
　　四、消费券是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功能重要的实现路径
　　
　　米德，最早于1938年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分红”的构想――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国家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其后，他的《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将其明确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事实上，“社会分红”的作用远不止于此：“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美国阿拉斯加州“每人一张支票”的社会分红已广为人知：新加坡、香港也有给国民“发红包”或“派糖”之举。我国内地，先有崔之元关于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倡议；后有陈志武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成立国民权益基金而“民有民享”的建议、邢普提交的“全民均发1000元”的上海两会提案以及恒进的“以人民币升值红利为基础给全民发钱”的建议、刘海波的建立“公民基本收入账户制度”的建议；近有谢国忠和张维迎的“全民均分国企股票或部分外汇储备”的主张。
　　现在看来，讨论社会分红的“必要”已无必要，正如米德所言，重点不仅在于“分”，更在于分红的资金从哪里来；社会分红的来源并不止税收，还包括公有资产的收入。然而，归根到底，社会分红问题就是一个利益再分配问题。近来一种以各种名目繁多的消费券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分红改革试验正在四处展开，显示出社会分红以至全民分红在中国逐渐推广的重要迹象。消费券正成为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在现时经济环境下实现其社区互济、应对经济衰退功能以及扶贫济困功能的重要路径。
　　消费券，无非是教育券的中国式借鉴与引申，而国内目前流行的各种券证――培训券、就业券、旅游券、健康券等，其实都不过是消费券的“变种”。因此，要追根究底的话，必提到教育券。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到斯密的《国富论》；而选择教育的理念至少可回溯到潘恩的《人的权利》；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券概念则由弗里德曼最早提出――1955年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中提出了“学券制”。新自由主义是其思想背景，公共选择论是其理论基础，集权式教育的低效是其现实因素。教育券所揭示的教育凭证制思想，深刻影响了美国乃至各国的公共教育改革，进而逐步形成了“无排富性”(面向所有人的弗氏模式)和“排富性”(针对弱势群体的哥伦比亚的詹克斯模式)两种模式。教育券引入我国以后，其历经“中国式教育券一培训券一消费券”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浙江长兴县于2001年在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首开中国式教育券(“排富性”模式)先河；浙江又于2003年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首创了培训券制，此举得到2006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政策回应；至于消费券，尽管其在各地试行中存在是挤出效应还是乘数效应、是普惠还是排富、是临时性的还是制度性的、是发放还是发行、是地方发还是中央发的五大分歧，而“遍地开花”已是鲜活的现实了。
　　关于消费券。有几大难题亟待破解：一是要突破现行体制的瓶颈和相关的制度性障碍。其实，消费券对于拉动内需是有限的，其最大意义在于昭示政府的“国与民财富共享”的执政思维的突破。但要真正施惠于民特别是其中的低收入者，要特别防止由于市场力量与体制性约束力量的碰撞形成的对分配扭曲和两极分化关系的强化。因为消费券作为一种补充货币，其流通背后的实质是资源的整合，是利益格局的重塑。要有支持这种流通与重整的体制条件。二是要解决消费券量化问题。如何确定每个受益者人应享的券额，如何依一定条件核算成本，并确定收费标准，都应有相关法规或办法的认定。三是要通盘考虑财政金融秩序的稳定。作为有价证券。消费券的预算、审批、发放、使用与回收过程就是一种资金流，要特别防止形成“体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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