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额信贷的社会资本效应：基于共生机理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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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熊惠平
摘 要:基于共生机理的新视角,阐释小额信贷在“供应链―信誉链―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是以金融的与非金融的制度安排,化解弱势客户融资困境的创新｡通过规范与引导,形成并提升其扩散与整合效应｡
关键词:共生机理;小额信贷;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7)07-0003-02
一､基于“供应链―信誉链―融资链”的共生融资模式
现代经济是由大中小企业共同构筑的“共生”体系｡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的“共生”概念,指两种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一起,后经布克纳(内共生)､科瑞勒和刘威斯(寄生､互惠共生､同住)､斯哥特(共生是生物体生命周期的永恒特征和生理上彼此平衡的状态)等丰富了这一思想｡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构成共生三要素｡共生机理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的分析,提供了新范式｡企业共生体无论怎样组合,都涵盖两大基本内容:共生能力的分配即对称程度和共生组织化程度｡共生单元间的帕累托最优,是指其交换效率最优其交换得到的收益(分配)对称,即每单元的边际收益递减,最终两者的边际“分配”之比为常数入,即MR(A)MR(B)=λ,达到对称互惠共生,入为对称互惠共生系数｡若MR(A)/MR(B)大于或小于λ,则一方所得大于另一方,直至等于入达到均衡;而这种均衡取决于社会分工体系的发育程度:而分工过程又是资产专业化程度提高的过程,其结果是共生环境的变化,从而使共生单元间传为内生媒介(股权､显性或隐性契约､文化等)较外生媒介(市场体系等)更有效率｡
二､小额信贷经济学困境中的社会学诉求
为那些无力提供担保(抵押)品而被正规金融组织拒之门外的客户授信的小额信贷,被认为是最艰难的金融问题之一;其非凡意义更在于,作为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它又具有很强的社会道德魅力良性运作会使大量人口脱贫｡尽管尤努斯创立的GB模式(乡村银行)作为全球小额信贷的先驱,在扶贫开发上取得了瞩目成就,但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小额信贷的“覆盖面”和“可持续性”的两大价值取向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出于收入难以覆盖成本的考量,小额信贷组织对于“真扶贫”或“扶真贫”往往“只说不练”｡这表明,小额信贷的风险判断其实很大程度上不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在此,小额信贷的经济学困境凸现:交易成本和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成本广泛存在――借款人从担保(抵押)品的考察上的资格欠缺,使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严重;利率价格机制的失灵又使逆向选择不可避免｡信贷配给理论的一条“向后弯曲的贷款供给曲线”表明,当利率上升到某一既定水平后,随着利率继续上升,贷款供给反而会下降｡这必然导致某些愿意支付高水平利率的高风险借款不能得到满足｡这种由于传统(正统)的应对机制失灵的困局所引致的经济学评价体系的混乱与迷失,使人们转而诉求于社会学的考察｡当一个经济上的行为演化为一个社会学问题时,这种经济行为就有了种种不经济的表现:小额信贷的交易成本和运作成本均很高,对贷款的监测很难;笔数很多而业务琐碎,人手不足而效率低下等｡小额信贷的主旨目标由最初的扶贫向实现扶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的转变,正是这种经济问题社会化的诉求与实践――GB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GB模式的联保贷款制,通过穷人之间形成的“会员―联保小组―乡村中心”利益共同体,将一般商业信贷所固守的担保抵押教条巧妙地取而代之,成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标杆｡其成功在于:为兼顾目标客户到达率和保障资产质量的二元目标,将目标客户群(穷人)的社会资本作为约束激励机制建立的关键;并由此生成团体贷款机制､动态激励机制､分期还款制度､担保替代安排以及妇女特殊关注制等｡作为黏合剂,社会资本成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接｡作为最初由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演变而来的概念,社会资本最早由布尔迪厄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其定义――是实现或潜在的资源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通过科尔曼､普特南等的拓展,得以深化和完善｡社会资本一般是指一个共同体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间长期交往形成的,嵌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以态度､信任､习俗､惯例､规则､网络､制度等多形式存在的,被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个人或组织)所获得和利用,并为行动者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提供便利的一种资源｡它具有公共物品性､不可转让性､可转换性､层次性､无形性以及分布的非均衡性等特征｡社会网络､互惠行为以及促进互惠行为的规范(显性契约等)和信誉(隐性契约等)是其基本要素｡
特别指出,社会资本对于反贫困有重要的观测和警示效应,从而给小额信贷创新以启示｡世界银行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紧密型(家庭成员与其他具有紧密关系的人之间的纽带)､跨越型(不同类型的人之间较弱些的纽带,主要指各类组织的成员纽带)和垂直型(通常指贫困者与那些对其具有重要影响的人或组织之间的纽带)三种｡显然,贫困群体(人和企业)有很强的紧密型社会资本｡这里,“信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命题,通过“圈内人”的信息传递得以印证｡作为主体认真履行承诺所赢得的声誉,以及关于主体可信任度的信息和有价值的资产,信誉很好地因应了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合作中产生的资源的内在规定性｡作为同样是人际互动合作的产物,信誉的建立与维护需要投入资源从而产生收益;信誉也是一种存量,是人际互动中形成的资本净流量之和｡同时,贫困群体仅存有限的跨越型社会资本而无法拥有垂直型社会资本的现实表明,应全面而动态地审视社会资本效应――就弱势群体而言,从“圈内”扩展到“圈外”是必然｡因后两个资本正是助推他们成长的关键内容｡因而关于共生媒介的内生介质的效应状况与效应度的分析就进入了视野｡
三､小额信贷社会资本效应的扩散与整合
看来,社会资本也有“塌陷”,也有不同的适应性――依存于不同社会结构的社会资本,其功能有相应的规定性｡费孝通关于社会关系的模式比较,即关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现代社会的“团体格局”差异的创见,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历史与逻辑地分析社会资本效应的通道｡在以族缘､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向以社会经济主体间的合约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过渡中,即从唯重隐性契约的社会向更重显性契约的社会转型中,虽然必历经分娩出新秩序中的道德断裂和失序的阵痛,但终为大势所趋｡而这样的过渡期很容易造就一种“道德恃论”:一个在共同体内部格守道德要求的人,当这个“差序格局”扩展到距离“波纹核心”遥远的地方从而远离共同体时,其自我道德约束就很脆弱｡这源于他对于共同体内外不同的成本―收益的权衡:行为的被观测性(决定信息是否对称与完善)､长短期变化以及非道德行为是否受到经常约束和惩罚的属性,都是重要的审视变量｡回到GB模式来看,小组联保制其实存在特殊的“风险扩散机制”:单个借款人的拖欠或违约可能导致大面积拖欠或违约,从而造成系统性风险｡随着现代社会市场化进程和人口流动的加快,这种情况更易发生｡
据此,解决小额信贷难题,寄希望于一种法则或模式不现实;况且GB模式也不能简单复制｡由于单纯的小组联保制不能保证成员在投资生产过程完成后的还款阶段仍然进行有效的互相监督,只有引入动态激励机制的联保合约才能有效避免道德风险｡可见,原生态的信任与信用,难免有局限性;“信誉+合约”,才使“信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命题具有普适性｡基于“供应链―信贷链―融资链”构建的共生融资模式表明,融资链作为连接企业和信贷机构的中间组织,可以以信誉和有约束力的合同为基础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鉴于信贷组织要调查和掌握客户中小企业的隐蔽信息(指通常存在的难以量化和传递的､具有较强人格化特征的“软信息”需投入相半成本,可依赖融资链的信誉行事而不必太费时费力;尤其是可依靠融资链的相应合同条款,起到为中小企业的财务信息质量担保的作用｡因融资链上游的大企业,通常在与多家信贷组织打交道中,建立了关系型融资体系,并与中小企业形成共生融资机制,从而会产生良好的(或不良)以信誉和合同等显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效应｡其基本操作思路是:以一个资信等级很高的大企业为核心,凡与其发生业务往来从而同样受到信贷机构关注的中小企业,可持与该核心企业相关和票据申贷｡这就构成了信用链的复合式结构,即“I+N”模式――核心企业“1”与中小企业群“N”的有机组合;而“l+N”实质是中小企业群与大企业的互动共生｡要通过培育合格的共生单元(培育大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中小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并举),加快共生秩序建设(破除垄断与加强协会组织建设并行),催生共生媒介(法治建设与文化重塑共进)的发育与成熟,逐步建立对称互惠共生的融资机制｡
为此,借GB模式的样本效应,将基于共生融资机制的生态群眼光聚焦于资本的社会性观察,通过从信誉到合约的扩展,小额信贷社会资本效应的规范与引导被提到重要议程:一是逐步实现从“口碑化”到契约化的转变,以形成社会资本的扩散效应;二是引入“第三方力量”,通过NGO组织形成与提升社会资本的整合效应｡如果说政府和企业分别构成管理资本和市场资本,则NGO可构成社会资本｡这种“三分天下”的社会新格局,必将引领小额信贷和基于“供应链―信贷链―融资链”的共生融资模式,进入全新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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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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