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来源地差异视角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何　艳

　　摘要：文章在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不同来源地的外资，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国内资本异质，而且其内部因来源地不同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异质性不仅体现在其对中国经济长的影响上，而且还体现在对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的外溢效应上。来源于港澳台地区的华资对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所有外资中最大，而来源于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外资的作用较小。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因子分析
　　
　　一、引言
　　
　　1990年以后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中国经济以超过10％的年均速度迅猛增长。2005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第三引资大国。可以说，外资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1990―2005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6173.03亿美元，其中港澳台占48.09％，日本占8.28％，美国占7.96％，欧盟占7.46％，韩国占5.06％，新加坡占4.47％。外商投资因来源地不同而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包括投资动机、投资规模、产业投向、技术研发和运用等。由此必然造成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来源地不同而不同。
　　目前涉及到来源地外资的文献研究大多集中在各地投资的战略动机和区位选择因素上，而针对它们对经济影响差异性的研究并不多见。Dunning(1993)提出FDI的投资方式因来源国不同而存在差异，一般地，有特定公司优势的来源国比其它国家更趋于扩大其在东道国的活动。Schroath等(1993)通过对1979―1985年1665家外商合资企业进行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来源国效应确实在中国存在：港资的投资模式不同于欧美，它主要投向劳动密集部门而非高技术或资本密集部门，且趋于短期投资，而欧美外资则较港资和日资来说更多地参与高技术产业。Luo(1998)比较了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在华投资企业的战略特征，认为前者较后者的产品更富多样性，有较广阔市场，注重长期发展，技术含量较高。Buck-ley等(2002)指出，来源国不同，使得M1NE所有权优势也不同，最终使得溢出效应的特征不同。中国之外的其他跨国公司能给中国企业带来技术和进入国际市场的收益，而海外华资仅能为中国企业带来进入国际市场的收益，而且使国有企业获得负外溢。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研究外资的异质性。王成歧(2002)对1995年、2001年海外华资和西方资本对内资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测算，得出前种外资的系数从0.06上升到0.14，而后种外资则从不显著变为显著正效应。林江、骆俊根(2005)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发现广东技术进步与来源地分别为香港、欧洲、美国、日本和其他地区的外资及内资存在因果关系，其中港资是推动广东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动力，但并不能成为其长期可靠的来源。孟亮、宣国良(2005)将外资的来源结构分为港澳台和其他外资，结果表明，前者对中国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后者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其原因在于前者与内地的技术及文化差距较小。
　　本文将着重对1990-2005年不同来源地外资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差异进行定量分析，文章第二部分介绍模型与数据，第三部为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
　　设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于三种要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模型用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数表示如下：
　　Yt=AtKtHt
　　(1)
　　其中，K为物质资本，H为人力资本，Y代表产出，α、β分别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At为技术水平，令At＝A(0)est，At随时间t以s速度外生增长，s为技术进步的即时率，它用来衡量产出相对于技术进步的即时百分比变化率。对式(1)求导后再除以等式两边，得到：
　　
　　其中，gy为产出增长率，gk、gh分别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增长率。
　　式(2)将国内资本与外国直接投资看作同等要素纳入资本K中，如果这两者异质，且Kt=KtKfdi为国内资本kd在总资本K中的权重，为外国直接投资kfdi在总资本中的权重。式(2)可变换为：
　　gy＝S＋α(1-X)gfdi＋βth
　　(3)
　　其中gd、gfdi分别为国内资本与外国直接投资的投入增长率，αλ为国内资本的产出弹性，a(1一x)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产出弹性。
　　若考虑到外国资本因来源国不同而对东道国经济影响不同，且kfdi＝1为第i国对华直接投资占总FDI的权重。
　　(二)样本
　　(1)gy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等于以上年为基期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比。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2)kd为国内资本存量，等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扣除利用外资后的余额，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移为1990年不变价计算的数额。gd为t年对t-1年国内资本存量增长的百分比。
　　(3)kfdi与kfi为中国接受FDI总额和第i国家(地区)对中国大陆投资额，两者均由广义价格指数――GDP平减指数平移成以1990年不变价计算的投资额。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商务部外资统计；1990、1991年韩国数据来源于曹世功(1992)。GDP平减指数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2005年数据根据GDP环比指数推算。gfdi与gfi为t年对t-1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和第i国对华投资额的增长百分比。
　　(4)H为人力资本投入。本文采用刘遵义(1997)的方法，用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均人力资本。具体计算方法为，每年的人均人力资本PH=∑Prop，Yeair；Prop为i种文化程度的人占从业总人数的比重，Yeari为i种文化程度须接受教育的年数，i＝……5，分别代表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由于文盲受教育年限为0，所以Yeari＝0；小学受教育年限在1995年前为5，此后为6；初高中受教育年限1995年前取10，此后初中取9年，高中取12年；大专以上包括大专、本科、硕士生、博士生等，其教育年限均取16年。1998年以前从业人员受各种教育的比重数据来源于沈利生、朱运法

(1999)，2000年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其他数据来源予《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人力资本总投入为《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三次产业年底总从业人口。
　　
　　三、实证分析
　　
　　H1：国内资本与外国直接投资异质。 对公式(3)进行线性估计，国内资本、人力资本均与我国经济增长正向相关，它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118、0.848。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效应，产出弹性为0.027，明显小于国内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技术进步的即时率为5.548。
　　gfding与gfdied分别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华投资的增长率，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发展中国家(地区)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结果表明，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0.012，但不显著；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013，且显著。对比H2和H1的结果，技术进步的即时率和国内资本的产出弹性持续上升，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则持续下降，这说明忽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华投资的异质性，将会低估技术进步的增长和国内资本对经济的作用，并夸大人力资本的作用。
　　H2：若H2中的港澳台资与来源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资也存在异质。
　　即将H2假设中发展中国家(地区)细分成港澳台地区和新兴工业国家(韩国、新加坡)，写成：
　　gy＝S＋αλgd＋α(1一λ)rgfdied＋α(1-λ)＋βgh
　　其中g。代表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华投资的增长率，gfdih与fdied的定义同上。此时港澳台投资的产出弹性显著且等于0.012；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华投资的产出弹性的t统计值均未通过检验。由此看来，H2中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外资的产出弹性之所以为正，主要是因为港澳台资对大陆经济有正向效应的原因。从H2与H3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来自于港澳台的外资对中国大陆经济确有正向作用，而新兴工业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不如港澳台资那么明显。
　　H3：不同来源国外资均异质。
　　将H3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进一步细分为韩国、新加坡、美国、日本和英国。gfdik、gf-dis、gfdia、gfdij、gfdie分别代表这些国家对华投资额的增长率。为了比较各来源地外资和国内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将人力资本因素归入常数c和误差项εt。公式(4)变化为：
　　
　　由于解释变量过多，且CI病态指数达到18.091，存在着多重共性线。由KRCIO=76．2％和Bartlett球形检验P=O可知此模型适用于因子分析法降维。基本思路是将式中解释变量转换为少数相互独立的变量(即公因子)，然后计算出公因子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由此得到的回归方程可以被转化为解释变量与因变量的回归式。本文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并经过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抽取了三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88．495％。由表2中的载荷矩阵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F。为非日资因子，主要解释了来源于新加坡、韩国、美国、英国的外资；第二个因子F2为华资因子，主要解释了国内资本和港澳台华资；第三个因子B为日资因子，主要解释了来源于日本的外资。根据表2中的因子得分矩阵A，我们可以写出它们与解释变量x的关系式：(F1，F2，F3)'＝A'
　　
　　由上式可知，国内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是所有物质资本中最大的，而来源于港澳台的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是所有外资中最大的，它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63、0.532；其次为来源于日本、新加坡、韩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它们的产出弹性均大于0.25；最后为来源于英国和美国的外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与国内资本异质，而且其内部因来源国地不同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异质性不仅体现在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而且还体现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的外溢效应上。此外，它还影响着国内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政府应充分意识到各来源地FDI的异质性，不能因为是“外资”就盲目引进；同时还应衡量各来源地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不同影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按需引资。
　　(2)来源于港澳台的华资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起到了较大作用，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海外华资的贡献。虽然目前港澳台资在中国外资总额中的比重趋于下降，但它们仍将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华资的人力资本外溢作用并不明显。因此，在引资过程中一方面要鼓励高技术含量的港澳台资的引进以增加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强国内企业与高科技海外华资企业的交流与合作，最大化其技术外溢和人力资本外溢效应。同时，各地政府也应加强配套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3)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外资质量存在着差异，但并不能由此得出中国应多引进发达国家外资的结论。来源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外资同样也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而且在1990-2005年韩国和新加坡对中国经济的产出弹性甚至超过了美国和英国。中国的引资战略不能简单地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外资来定位，而应以对中国经济的资本效应及对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等质量要素来定位。
　　(4)美国与欧盟对华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较小，其原因可能在于两国的投资虽然技术含量高，但是并没有融入中国经济，或者融入的程度不深。因此，在吸引这两个国家的外资时，首先要注意必须在中国实际技术和人力资源上引进外资，并能在吸收和利用后转化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其次要加强外资企业与配套企业的人才与技术交流，鼓励外资企业提高产品国产化率。
　　(5)来源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虽然这些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外向性较强，但不可否认他们十多年来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所作的贡献。在中国“双缺口”消失的情况下，如何提高这些外向性外资的质量将是中国经济“既快又好”的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国应在承接这些来源国产业转移的同时，努力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引导外向性、短期性外资转向内向性、长期性外资。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142522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