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中德双边贸易平衡状况差异的成因探究及启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许 锐
[摘要] 中美、中德双边贸易均衡状态迥异。依据2005年7月至2008年12月的相关月度数据,利用多元协整技术,估计中美、中德双边进出口方程,检验汇率、收入和FDI等宏观经济变量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协整关系,发现中美、中德双边贸易均衡状态决定因素的异同,并由此提出改善贸易收支的建议。
[关键词] 中美双边贸易中德双边贸易贸易收支平衡进出口方程协整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对外贸易顺差自2005年起加速增长,当年外贸顺差达1020亿美元,为2004年的3.2倍。2006年和2007年的对外贸易顺差分别为1775亿美元和2625亿美元。2008年虽面临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带来的挑战,国际收支仍实现了2958亿美元的顺差。尽管出口一直以来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之一,国际收支失衡不仅会增加我国金融监管和调控的难度,而且会导致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和纠纷加剧。
在我国贸易顺差前十名来源地中,除中国香港外六个为发达国家,而且来自美国和欧盟的顺差总额占我国贸易顺差总额的60%以上。与之相伴,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双边贸易摩擦也随着贸易额的增长在加剧。2007年7月至2008年2月间就有12起欧盟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美国更是在不同场合以各种方式延续其“只有人民币升值才能平衡中美贸易”的论调,借对华贸易逆差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施压。
但是,我国和不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状况并不完全相同。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转而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观察2005年7月至2008年12月间中美和中德双边贸易状况可以发现(见图),同为发达国家和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大背景下,中美双边贸易顺差巨大且不断增长,而中德双边贸易收支却一直表现均衡。
综上,对外贸易持续顺差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是喜忧参半。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背景下,对比分析中美、中德双边贸易,将有助于厘清各类宏观经济因素对顺差形成的影响,可以为制定改善我国外贸平衡状况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为此,本文以2005年7月至2008年12月间的相关月度数据为基础,利用多元协整技术估计进出口方程,检验汇率、收入、FDI等宏观经济变量与中美、中德双边贸易收支之间的协整关系。
二、模型与数据
用于分析贸易收支与汇率、收入等宏观经济因素之间关系的进出口方程通常表达为:
其中Xt表示出口量,Mt表示进口量,REERt表示实际有效汇率,Y*t表示国外需求,Yt表示国内需求。因此,α1是出口的价格弹性,α2是出口的收入弹性,β1是进口的价格弹性,β2是进口的收入弹性。控制变量为汇率和需求之外对贸易收支状况有影响的因素,通常包括FDI及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财税政策等。在模型中增加控制变量的目的是让模型更好地反映现实经济现象的复杂性。
该模型既可以用于估计一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方程,也可以用于估计双边贸易的进出口方程。为比较中美、中德双边贸易收支平衡状况差异的成因,本文将估计以下两组进出口方程:
中美双边进出口方程:
中德双边进出口方程:
其中,SAXt,SGXt分别表示我国对美国的出口量和我国对德国的出口量,数据来自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并经CPI调整去除价格因素。SAMt,SGmt分别表示我国从美国的进口量和我国从德国的进口量,数据来自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并经CPI调整去除价格因素。
SAREERt,SGREERt分别表示中美双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德双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自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各国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该指数上升表示人民币升值,下降表示人民币贬值。根据已有研究,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出口减少,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并不确定。
中美和中德双边贸易中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需求分别用美国的GDP(USGDPt)和德国的GDP(GEGDPt)表示,数据为美国和德国公布的CPI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我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的进口需求和我国在中德双边贸易中的进口需求均用GDPt表示,数据为经CPI调整后的我国GDP。根据已有研究,需求增加将促进进出口的增长。
在以上进出口方程中还包含一个控制变量SAFDIt和SGFDIt,分别表示美国对我国的FDI和德国对我国的FDI,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并经CPI调整去除价格因素。根据已有研究,发展中国家吸收FDI可以促进进出口的增长。由于双边贸易的月度出口退税及进口关税数据不可获得,模型中不包含相关变量。
三、实证方法与实证结果分析
进口量和出口量等变量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对这种时间序列使用传统的回归分析会产生伪回归的现象。协整分析是针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而提出的一种标准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单独的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 但是同阶时间序列之间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这种平稳性体现了各变量之间存在的一种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协整技术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全部分析借助Eviews6.0完成。限于篇幅,回归方程以外的各检验都直接给出检验结果。
1.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协整分析需要首先检验各个序列的平稳性, 即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 其中根据各个序列的性质对常数项和趋势项进行灵活选择。平稳性检验结果为:全部18个变量的时间序列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下均为非平稳序列。它们的一阶差分在10%的显著水平上均是平稳的,即各变量均是一阶单整序列,从而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2.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方法有EG检验和JJ检验。JJ检验是一种在向量自回归(VAR)系统下用极大似然估计来检验协整关系的方法,可以克服EG检验在小样本下参数估计的误差较大的缺陷。本文采用JJ检验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检验结果是:对于中国出口、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进口,分别在5%和10%的置信水平即统计量上拒绝了R=0和R≤1的假设,不能拒绝R≤2的假设,但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拒绝了R=0的假设,不能拒绝R≤1的假设,结合两个统计量可知在以上关系中至少各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对于中国进口、中国对德国的出口和进口,无论是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在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了R=0的假设,而不能拒绝R≤1的假设,也就是说,在以上关系中各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由于具有协整关系的经济变量间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可以使用经典回归方法建立回归模型。
3.协整方程
由各因变量对自变量做回归的OLS估计,结果见表1。对6个回归模型的残差的水平序列做平稳性检验,在1%或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拒绝了残差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证明回归结果不是虚假回归。
**表示t统计量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t统计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由表中数据可知,中美和中德双边出口的价格弹性符号(-)和预期的一致,表明人民币升值,则我国对两国的出口减少。从绝对值看,中美出口方程的价格弹性(-3.875)高于中德出口方程的价格弹性(-2.798)。中美和中德双边出口的收入弹性符号(+)与预期一致,即两国的需求增加,则我国对两国的出口增加。中美出口方程的收入弹性(8.801)和中德出口方程的收入弹性(5.076)都相当高。FDI系数的符号(+)与预期一致,即两国增加对我国的FDI,则我国对两国的出口增加。两国的FDI系数差别不明显。汇率和需求的影响在滞后2期最大,FDI的影响在当期和滞后期区别不大。
中美和中德双边进口的价格弹性符号(+)和预期的一致,表明人民币升值,则我国从两国的进口增加。中德双边进口方程的价格弹性(1.469)高于中美双边进口方程的价格弹性(0.845)。中美和中德双边进口方程的收入弹性符号(+)与预期一致,即我国国内需求增加,则从两国的进口增加。与价格弹性的情况类似,中德双边进口方程的收入弹性(0.676)高于中美双边进口方程的收入弹性(0.307)。FDI系数的符号(+)与预期一致,即两国增加对我国的FDI,则我国从两国的进口增加。两国的FDI系数差别不明显。汇率的影响在当期最大,需求和FDI的影响在当期和滞后期区别不大。
综上,对于同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和德国,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其从中国的进口影响小于其国内需求对从我国进口的影响。但是,对于我国从两国的进口而言,汇率的影响大于国内需求的影响。FDI对于我国向两国出口的影响不及国际需求和汇率的影响,但是FDI对我国从两国进口的影响均大于国内需求的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汇率、需求、FDI等宏观因素对中美、中德双边进出口额的影响进行协整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汇率上升对双边出口增长有负面影响,但是汇率上升的影响程度远远小于国际需求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美国和德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不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汇率变动影响出口,进而影响我国与两国的双边贸易收支状况,将很难奏效。
其次,汇率上升对双边进口增长有正面影响,而且影响大于国内需求对我国进口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中德双边进口方程中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均显著高于中美双边进口方程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在人民币升值及我国进口需求不断增长的共同背景下,德美两国表现出的差异预示着两国对华出口的政策和商品结构存在差别。
再次,FDI对于双边进口和出口都有显著影响,在促进出口增长中影响大于汇率,在促进进口增长中影响大于国内需求。这种状况应该同我国特有的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以外商投资企业为进出口主体的贸易结构是紧密相关的。
综上,在人民币累计升值超过20%的情况下,中美、中德双边进出口贸易的表现说明,汇率对于调节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相比之下,国际需求旺盛,国内需求不足,以及以“大进大出”为特点的加工贸易方式,对于我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和持续增长作用更为显著。
国际需求旺盛的根源是产业国际分工的深化不断强化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的互补性。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由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大批外迁导致本土产业无法提供日常生活必需的许多消费品,只好从国际市场大规模地进口。在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通过汇率调整改变我国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进而调节市场供求,并不现实。强行如是的后果大概只有两种:一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的售价大大提高,其居民为此多支付巨额美元,从而使其福利受损;二是发达国家将不得不从其他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口,进而把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变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逆差。如果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成本高于中国,其全球贸易逆差非但不能减少,还要增加。
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均国民收入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出现因国内需求不足而抑制进口增长的情况,大致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进口关税的限制;二是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限制。本文分析的结论支持第二种解释。从理论上讲,双边贸易的商品构成由占有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决定。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广泛的比较优势,可以有选择地与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几十年来都是以工业制成品尤其是高附加值产品为主,但是严格限制高技术产品向中我国出口。根据商务部统计,2005年以来美国在对华高科技账户上的逆差几乎占其整个对华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德国没有对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设置明显障碍,德国的汽车、机电和化工等优势支柱产业对华贸易顺差基本抵消中德一般消费品进口出贸易顺差,促进了中德双边贸易的均衡发展。
发达国家以资本的要素优势去整合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是产业国际转移的主要动因。在我国吸收的FDI中,近七成投入到了制造业。外资投资企业从本国或地区进口大量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进行加工装配以后以中国的名义向出口。这种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使我国在承接制造业转移的同时也承接了大量的国际顺差转移,从而导致了我国进出口总额的快速增长。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一方面,我国不断完善的投资环境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形成了对FDI的强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证明FDI在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调整我国产业结构、缓解就业压力等诸多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必须认识到,无论出口加工贸易的规模如何增长,从事加工环节所能收取的加工费非常有限,巨额的利润被拥有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投资方获取。换言之,顺差计入中国的国际收支账户,利润却计入发达国家公司的账户。
因此,我国国际贸易持续顺的根源在于产业的国际转移,以及我国参与国际产业转移形成的产业结构。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单纯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而是世界制造加工中心转移到中国的结果。如果整个生产格局不发生变化,把我国的贸易均衡,特别是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均衡的实现与人民币汇率简单联系起来,无异于缘木求鱼。比较而言,发达国家对出口中国商品种类的限制,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是其对华贸易逆差的产生的重要原因。
为有效增加进口,特别是从发达国家的进口,我国已经非常重视与发达国家之间在高技术产业上的合作,运用各种方法促进其增加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2008年以来,面对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开始寻求合作以共度时艰。中国政府积极和各主要经济体开展对话,为在高科技领域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但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不愿意轻易放弃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双边贸易主导权。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要积极争取和创造与发达国家合作或向发达国家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要注重自身的研发和创新工作。信息化时代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助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加速实现工业化的机遇。
参考文献:
[1]Cerra-Herroro A, Koivu T. Can the Chinese trade surplus be reduced through exchange rate policu? BOFIT Discussion Papers 6/2007
[2]叶永刚胡利琴黄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对外贸易收支的关系――中美和中日双边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6(4):1～11
[3]张晓峒: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2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148137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