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国际体系转型成因及特征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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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國际体系的转型是国际秩序变化的最显著特征，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以来，国际体系历经四次变迁，形塑出当前的世界格局。通过对四次国际关系体系演变的路径探究，分别从物质性权力、经济与科技、思想文化等多层次来解释体系演变，为当代国际体系的良性转型寻求理论解释，并揭示体系演变的特点。
关键词：国际体系;转型;崛起国;霸权国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4-0045-03
当前国际秩序面临深刻转型，大国之间竞合关系日趋复杂，伴随着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调日益高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信心流失”也从未如此严重[1]，由此引发了美国各界对华负面认知日趋一致。当下学界对于现有国际体系转型的研究也日益深入，此时尝试脱离中美双边关系的约束，以更宏大的历史视角，探究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国际秩序转型的经验，就显得颇为重要。可以说当前的国际秩序，缘起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后，以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起中世纪之后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体系。此后伴随着大国之间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在一系列战争与冲突后，最终又以新的和会与和约方式确立新的体系与新的秩序，从而实现国际体系的转型。一般划分而言，国际关系体系历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这四次体系的权力转移与秩序变迁。同时当前的后冷战时代多极化世界意味着新的国际体系的孕育。
一、国际体系演变动因
理论上而言，国际体系演变兼具绝对变迁与相对静止的双重特点，即：短期内来看，国际体系以稳定为常态，但是在新技术革命、国家间物质性权力此消彼长以及思想文化的重大进步等关键时期，国际体系往往将会发生剧烈变革。
首先，体系内主要国家间物质性权力的显著变化是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基础[2]。一方面由于战略竞争的强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往往会在主观上诱发崛起国扩大自身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正如19世纪的普鲁士王国，在历经三次王朝战争实现国家统一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长后，对于本国国家利益边界产生重新认识，与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新的宏大战略，修建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与英法势力争夺中东，从而打破了俾斯麦大陆联盟政策所构建的脆弱的均势格局，显著改变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开启了英法联合对抗威廉德国的新的战略竞争格局。另一方面崛起国客观性的物质性力量增长也增强其改变现状的物质基础，尽管实力对比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国际体系的转型，但是由于体系内主要国家之间实力对比变化打破了原有体系框架之下的国家物质性力量与利益分配的均衡，从而导致崛起国寻求扩大自身的利益范围[3]。基于此，崛起国往往可以采取两种方式实现上述目标。其一：以渐进式的体系良性变革推动崛起国与霸权国地位的和平更替，如二战后期，英国与美国之间的权力的和平交接，其二：崛起国通过暴力的方式推动秩序激烈转型，获得霸权，诚然，这一方法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但是通过考察历次国际体系的权力更替，崛起国均未能通过战争成为全球性的霸权国;但是在局部地区则可以通过赢得数次关键性战争成为区域性霸权，如东亚地区，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替代中俄取得东亚地区的霸权。要言之，国家物质性权力的此消彼长可以说是国际体系演变的重要基础，而国际体系的成功变迁与否依赖于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长久的博弈与对抗。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在此基础之上，欧洲各国围绕各自国家利益不断进行联盟的转换、战略扩张与收缩等一系列策略选择，在一系列战争之后逐渐形成了以法国、英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为首的体系内主要强国，但是伴随着拿破仑法国的扩张，欧洲大陆均势遭到严重挑战，法国实力显著增强，国际秩序出现严重失序，最终通过七次反法同盟实现体系内主要行为体力量的再次均衡，欧洲权力逐渐向两端集聚，英国与沙皇俄国逐渐成为欧洲的战略两极。维也纳体系之下，三皇同盟所确立的欧洲传统秩序在镇压欧洲革命之中走向终结。与之对应的是克里米亚战争沙皇俄国扩张势头得到遏制，奥地利在此战之中背弃三皇同盟，终结了神圣同盟;而普鲁士则凭借三次王朝战争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法国则在普法战争以及“法绍达事件”后与英国进行和解，共同对抗德意志帝国。此时，维也纳体系内的主要国家间的实力分布也呈现出急剧的变化，均势格局遭受破坏，体系陷入动荡，最终萨拉热窝事件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维也纳体系随之终结。而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中，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纳粹德国取代魏玛德国，德国的军事实力再一次上升，国际体系内实力均衡再一次遭到破坏，最终导致二战的爆发。雅尔塔体系之下，美苏争霸历经三个阶段之后，苏联经济举步维艰，并深陷阿富汗战场、越南以及非洲，最终在西方和平演变之下，雅尔塔体系终结。
其次，经济与科技创新是国际体系演变重要推动力量。经济与科技的进步显著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力与体系转移的关联性来看，由于科技革新带来的现代战争形式与新技术的变革，对于大规模战争的爆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4]。主要原因在于武器革新将会显著改变战争中进攻与防守的比较优势，从而使得体系内国家在对外战略选择之时，有所偏好。通过探究历次经济与科技生产力进步与国际体系变革之间的关联来看，可以发现对外扩张技术的进步显著推动体系的演变。从罗盘传入西方以及造船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为大规模远洋航行提供了有力支撑，从而推动西欧的发展，进而为规模空前的三十年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数十年之间，拿破仑法国、大英帝国均是借助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以及对于殖民地的倾销积累的对外扩张资本，为持续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提供物质支撑。同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中，普鲁士的统一、德国工业产值的显著增加都为德国海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进而为德国试图推翻脆弱的维也纳体系提供了物质基础。及至20世纪5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西欧的复兴、日本的再次崛起都推动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阵营压倒性的经济优势，并为颠覆社会主义阵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保障，最终使得苏联在军备竞赛之中，经济濒临崩溃，最终解体。 此外，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具有加速性的特点，这也促使了国际体系的变革呈现出加速的特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持了一百余年的和平，维也纳体系下脆弱的均势维护了欧洲近一百年的和平，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仅维持20年便转向更为紧张的雅尔塔体系，在借由核威慑所带来的均衡最终使其维系了七十余年。因此，从上述趋势可以发现，国际体系所能维持的稳定时间实际上在不断缩短，当下，自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已近三十年，现有的国际秩序实际上也面临着新技术（移动互联网等）的冲击，亦使得当前国际体系呈现出加速变革趋势。
通过两表可以发现，自第一次航海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是原始资本主义的漫长积累，再到历次工业革命，体系变革与科技革新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即新的工业与科技革命四十年左右，体系开始出现显著变革，主要特征包括：体系内主导国家间局部性冲突加剧、利益冲突愈发难以调和。
此外，思想文化进步是国际体系变革的动力，思想文化作为政治实践的指导，存在于历史的每一个时期。从宏观历史来看国际体系的变迁背后往往蕴含着思想文化的演进[5]。在考察两者之间关联时不难发现，一方面，由科技所决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将会决定相应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另一方面，思想与文化演进则是解放人类思想，并成为促进科技革新的巨大推动力量，最终实现国际体系的转型。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伴随着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彻底打破了中世纪以来的教皇的世俗权威，并呈现出了宗教上新教与天主教的对立，民族国家与专制皇帝的对立，最终以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使得教皇的神权统治逐步走向终结。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开始成为国际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可以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欧洲开始走出中世纪的愚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激发了欧洲国家的主权意识，推动了欧洲秩序的变革。同时，伴随着法国大革命，民族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而拿破仑战争亦加速了自由、平等的思想传播，推翻了诸多封建诸侯国，推动了第二次的国际秩序变革。再次，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思潮兴起，推动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兴起，殖民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沙皇尼古拉一世、德皇威廉二世、卡尔一世最终在战争与社会主义思潮之下被彻底推翻，维也纳体系也随之奔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威尔逊主义、国际联盟以及二战中建立的联合国等促进了雅尔塔体系的建立。而在这一体系之下，民族自决、自由贸易伴随着民主化思潮、和平演变等诸多新思潮的诞生，最终使得两级格局走向终结。
二、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与启示
毋庸置疑，当前国际体系正在面临激烈的转型与动荡，自2014年以来，中国GDP总量约占美国GDP总量的60%，①进入权力转移理论的临界点，中国从物质能力上与主观意愿上，都显示出了构建新型国际体系的决心，这也意味着国际体系的动态变迁将会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体系的常态。对于转型中的国际体系而言，往往会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体系内新兴国家的崛起，并由此带来的国际物质权力分配的相对变革[6]。主权国家作为无政府状态之下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它既是推动国际秩序变化的动力，同时又是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压舱石。伴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崛起国对于现有利益分配规则的不满与霸权国对于自身霸权护持战略的不可调和性，将会促使斗争呈现出加剧的态势。物质性利益的分配与国际权力之间实际上应当存在着相互匹配的特点才能够保持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但是在国际体系变革时期，往往呈现出体系变革乏力，体系内新兴国家实力显著提升，但是缺乏相应机制实现国际利益的良性调整，因而在机制失灵的情况之下，极易爆发新兴国家与霸权国家围绕国际利益划分的诸多争端。
其二，主要国家在战略上呈现出在现有体系内与体系外的摇摆，考察每一个体系的变迁，均呈现出现有体系内的成员国对于现有的国际机制的破坏，但同时又利用现有秩序维护其行为的合法性，从而形塑出斗而不破的格局。普鲁士王国的宰相俾斯麦利用维也纳体系下的“正统原则”收复领土，发动三次王朝战争，但又能同时从原有秩序原则之中，发现其缺陷，维护其行为的合法性并终结了维也纳体系的脆弱均势。与此同时，希特勒利用英法对共产主义的恐惧，逐步蚕食苏台德等地区，英法的绥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理想主义思潮均成为希特勒对外扩张的有利形势，最终摧毁了脆弱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意味着，体系内的崛起国将会呈现出试图破坏现有秩序同时又维持现有秩序的双重特性。而这两种力量的强弱，往往取决于上述两种行为的成本收益对比，并进行理性抉择。
其三，体系性强国所应具备的人口、领土等要素指标显著提高，国家间实力差距显著扩大[7]。虽然国际体系变革的主体是大国，但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大国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在18世纪，一个标准意义上工业国家仅需要数百万产业工人即可支撑起一个基本的工业门类，对外倾销其纺织品与初等工业产品实现本国物质性力量的增长。但是，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更多科学技术发明与工业门类的出现，只有人口达到数千万的国家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形成完备的产业链。及至20世纪，伴随着大工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航天技术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门类的出现，一个大国必须要具有数亿的产业工人才能形成完整的产业分工。要言之，真正意义上独立自主的大国的准入门槛在逐步提高，充足的劳动力是成为大国的基本前提。同时，劳动力还需要接受基本教育，才能成为产业分工中的“有效人口”。原有的人口基数相对较少的先发国家极有可能在新一轮的经济与科技竞争之中，由于缺乏足够的人口，仅能够部分产业链进行競争，从而无法成为全球性大国。因此，未来的大国博弈与体系转型极有可能在印度、中国、美国等人口大国之间进行[8]。
其四，超级大国不仅具备物质上的优势，更呈现出话语权的绝对优势。物质力量的优势可以使得国家成为体系内霸权国，但是只有具备道义与话语权的优势，才能够显著降低统治成本，避免由于维护全球霸权，导致国力透支，丧失霸权国地位。话语权的优势，即“威望”，它是大国的特有属性，其获取主要依靠：实力、共有观念、价值观引领或是提供某种利益[9]。可以说，当下对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夺不仅是科技、军事力量之间的较量，更是对于国际话语主导权的争夺，无论是美国式的民主还是中国所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具备道义的感召力，才能真正以较小的成本，获得体系的主导权并维持体系的稳定。
当然就当下中国而言，实现现有国际体系的良性变革，一方面需要构建与自身物质性力量增长相匹配的国际利益分配格局，同时又要能够避免潜在的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战争。
正如苏轼在《晁错论》中写道：“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10]对于当下中国来说，一方面要能够实现初步的、重大的、原创性的科学技术的创新，另一方面又要能够善于等待、抓住战略发展机遇期，以一贯的、长远的目标规划，久久为功，最终在国际秩序转型之中获得比较优势，顺利实现国际体系的良性变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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