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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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汪居扬
基金项目:宁波市传媒及文化产业研究基地课题“文化创意与社会生活”(07JDW05L)成果之一
[摘 要] 文章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新思路与新途径。文章指出,作为一种存在于人际网络和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本,具有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资源筹措能力、促进技术与制度创新,以及推动创意城市发展的可能性。
[关键词] 文化创意产业 社会资本 资源筹措能力
一、问 题
文化创意产业是在全球化和消费社会的背景中,文化工业与知识经济、创意经济的一种统合,是一种“后物质主义时代”的经济类型。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可以预期,文化创意产业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重要的影响。
目前,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纷纷制订规划将其作为战略和支柱产业,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扶持与推动。然而在实践中,却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没有抓住改产业的自身逻辑与发展规则,出现了依赖传统工业发展路径的惯性等等。
如何破解这些问题呢?目前有些研究关注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即所谓的经济逻辑和文化逻辑。但关键在于,如何才能成功获得这些资本?换句话说,文化创意产业有什么优势和能力来赢得投资和人才,如何推动技术与制度创新,如何形成新的产业集聚群落?这些都需要深入的解释。经济逻辑和文化逻辑固然重要,但这种“经济学范式”和“文化范式”既无法回答创造性精神活动在该产业中的作用,也无法回答社会外部对其的制约性。
所以,我们需要新的视角与新的概念。文化创意产业嵌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受到社会结构、人文生态的制约与影响。这就是社会逻辑,具体说就是社会资本,表现为社会的信任、社会横向交往结构、公共生活与生活方式的变动、社会的开放与宽容等因素。事实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从某种角度说,甚至可以让我们找到新的发展战略。
二、社会资本的涵义与特性
近年来,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已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分析问题的重要视角,展示出一种“方法论集体主义”的重要性。
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他指出,意大利北部地区经济社会比南方发达的重要原因在于前者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如高水平的互信、合作、公民参与和社团活动等。
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能够为处于该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行既定的目标”。
弗朗西斯・福山则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他们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彼此合作。他指出,在一个信任度较高的社会里,经济运行的成本将大大降低,正式制度的缺陷得到有效弥补,为社会经济的繁荣提供必要条件。
从上可见,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差异在于,社会资本既不依附于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要素中,而存诸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因此,社会资本在本质上具有非正式制度的性质和特征,涉及群体网络、规则、信任、互惠、秩序、社会参与、团体凝聚力等维度,这些维度相互融合、渗透、作用,构成社会资本的统一体。
从功能来看,社会资本通过相互的信任、期待、互惠、共享等机制,一方面增进共同体的认同感,维持共同体的稳定和行动的一致性,提高资源动员的能力与效率;一方面也优化组织外部环境,促进组织间的合作,克服机会主义,弥补制度的不足,保证集体行动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社会资本虽然不是生产函数的投入要素,但是非常重要的中介要素与“生产软件”。
三、文化创意产业的特质与对社会资本的需求
文化创意产业所固有的一些特征使其对社会资本有着天然的需求。
首先,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更容易遭遇市场失灵,比如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资源并不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来获取;另外,无序竞争、搭便车、道德风险等问题都是经济规律所难以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通过人际网络、信任、合作等要素对市场失灵进行补充、纠偏,从而配置资源。有人通过对浙江省内广告公司的调查发现,影响广告公司运营的前十大因子中,业务规范、监管、秩序、行业自律、审批规范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
其次,大部分文化创意企业是中小企业,它们虽然具有一定的活力,但普遍缺乏资金、信息、技术、经验、业务和市场,独立生存能力不强;而且,文化创意产业依赖的是不确定的个人创造性和不确定的市场,而非流水线和可预期的产品,所以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风险较大的领域。这无形中就需要社会资本,诸如信任、合作来扩大企业的交往网络、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抵御市场风险。
再次,文化创意产业生产是一种柔性的生产,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较低,但对社会层面的要求却很高,比如说人才存量、行业形象以及社会人文环境。就拿人才来说,创意工作最重要的领域就是进行复杂的沟通而非机械的生产。最聪明的个人所拥有的技能和精神总是有限的,需要与他人接触、讨论以改进他们的工作。当厂商、同行、专家和顾客能够为了共同的目标,以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把物质、知识和技能结合起来时,创造活动就会更有效率,就会有更多的回报。确实,“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根本性的社会活动,各种人群都牵涉于其中,但是其积累的方式又无法从物质资本的积累中找到参照。”因此,它需要社会资本作为生产的“软件”。
最后,由于文化创意产业依靠“专家思维”,所以,从企业内部来看,更多的是弹性的工作组织方式而非严格的科层制,组织更需要的不是泰勒制的管理而是应用社会资本的治理。企业在内部成员间建立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不但降低了沟通障碍,也会更愿意分享交流彼此的经验与知识,使企业各部门间的协调更加顺畅,有效减少了组织成本。
四、社会资本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作用
社会资本并非独立的生产要素,也不是有效的公共政策本身,而是一种社会结构所显示的软实力。众多研究表明,社会资本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也是如此。
1.社会资本降低了交易费用,增强了资源的筹措能力和配置水平
虽然物质资本的投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由于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提供了较高的社会信任、合作的可能与紧密的社会网络,也会对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
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一种软实力和隐性契约,在市场中具有导向作用。拥有优质社会资本的企业意味着可以长期与之进行合作,利用良好的声誉削减搜寻和交易成本,降低了市场风险。因此,社会资本越丰富,能得到的信息、资金乃至于社会支持等稀缺资源的机会就越多。社会资本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能调配众多的资源。社会学家格拉诺维特指出,当订立合同或谋职这样的经济行为是在社会网络中进行时,就会显得更有效率。
由于文化创意企业大多数是小企业,甚至是以工作室形式的个体户,缺乏信用,缺少抵押和担保,没有什么金融机构为愿为其提供融投资服务。比如动漫公司是中国生命周期最短的企业类型之一,资金不足是重要原因。假如它们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比方说,有影响力人物的加盟、受到风险投资公司的青睐、有产业的集群、有社会中介公司的服务或者得到政府的支持,就会吸引金融机构、投资公司、担保机构等推出金融产品,为它们融资创造条件。
在英国,银行的信贷资金、各类风险投资基金、创意产业发展基金等以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形式,推动着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速发展。伦敦苏豪区(SOHO)的电影制作园区就是靠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吸纳经济资本,利用跨国电影企业的网络拓展海外市场。正如帕特南所说,社会资本在这种情形下就可以转化为金融资本和市场。
美国的文化创意的兴盛,是因为有弗洛里达所谓的“创意社会结构”:拥有灵活的金融体系、高科技的开发公司、研究基金会、弹性的工作方式和宽容的社会环境,于是就积累了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从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
2.社会资本推动技术创新与制度进步
技术创新和制度进步并不是孤立的过程,不限于个人与组织内部,而需要借助多元资源,建立各种关系、合作的网络不断加强个人与组织间的横向联系来实现。这在新知识经济时代更加明显。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技术和制度创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一方面,新技术层出不穷,跨领域特征日益明显,各种信息和资源越来越弥散化,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资本利用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使各种资源能在组织内或组织间快速流动与调配,并选择最优方式加以固定,达致技术的创新。
另外一方面,优质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各方在合作过程中产生一些认同的规则、非正式协调机制等,从而制约机会主义、搭便车和相互拆台,这样就有了制度的进步。很难想象,在一个盗版猖獗、恶意模仿肆虐的地方,文化创意产业会有良性的发展。
因此,技术创新与制度进步不仅是一个物质层面的工作,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过程。比如,我国动漫生产,由于给国外企业代工多年,制作技术并不成太大问题,所缺乏的恰恰是社会资本:缺少工作流程之间协调管理,没有成系统的方法论;缺少业内的互动,没有一个事业共同体等。
而在著名的硅谷,正是因为高科技公司、研究型大学和众多的社会中介组织之间产生了紧密的合作,各种组织和各类人员之间形成了充满合作精神的互联系统,促成了硅谷地区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使得硅谷成为世界高科技产业区的典范。毫无疑问,覆盖硅谷的跨越公司界限的交流网络,是知识、技术乃至于于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
3.社会资本吸引人才与资本,推动创意城市的形成
当前,文化创意产业表现出强大的能量,推动城市的发展与升级,走向“创意型城市”。纵观世界各国,创意城市已经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创意城市不再象工业城市那样依赖原料、土地、劳动力,而首先需要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多元的文化、优良的社区与人文氛围等,相当于弗罗里达提出的创意城市“3T”指数中的“宽容度”,实际上是社会生态的软环境。它主要依据“多样性指数”、“同性恋指数”、“波西米亚指数”和“人口混杂指数”,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社会开放性和包容性、开放度。 这就是一个城市的社会资本的存量。较高的社会资本意味着有社会宽容度和地方认同感,有健全的规范、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能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营造出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氛围。事实上,这样的环境容易吸引创意阶层的集聚,从而推动创意型城市的形成。
新加坡在文化创意的实施战略中吸收了新理念,努力推动街头文化,允许同性恋进入公共职位等来提高社会的开放度和“波西米亚指数”;香港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指数就直接出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既包括了宽容度,也包括慈善捐赠、公民参与等方面。
可见,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对城市软性力量的整合。如果一个城市拥有生气勃勃的市民社会,市民的参与感和社区精神强,能容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社会会吸引更多的资本和人才流动,从而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高地。可以说,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和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积累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具有资本属性,需要不断对其进行投资来增加存量。作为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有限的,所以特别需要培育与积累。
1.政府有限度地参与文化创意产业
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社会资本是以一定的社会网络作为载体的,是在民众横向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科尔曼指出,具有高度科层特质的政府过多卷入到产业发展中,会导致社会非正式网络的衰弱,削弱了社会资本。 所以,最佳的方式就是政府营造各种平台,在知识产权、市场竞争、融资方式、政策引导等方面加强制度供给,使企业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并建构网络和规范。
2.推动非营利组织的发育
发展非营利组织是积累创意产业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凯夫斯认为,创意产业更多会出现在大量的艺术中介机构、文化传播、经纪人、制作人等社会非营利组织扎堆的地方。 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加强企业的横向关联,提供多样化的信息,增进信任程度等。美国著名的调查报告《创意纽约》认为,“非营利和营利部门充满活力的组合是城市创意活动得以持续发展并保持高质量的根本。”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成立后,跟北京各大银行签订了授信协议,进行无形资产质押试点,使得众多的动漫企业得到了必要的贷款。上海的创意产业协会、创意产业中心和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等非营利组织在推动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3.优化人文环境
文化创意产业更需要创新型人才和宽容的人文环境。因此,一个致力于发展文化创意的城市需要表现出强大的公共产品供给与服务能力,包括扩大公共交往空间、改善文化设施、加大交通建设、降低犯罪率等,尽最大的可能降低企业和个人发展的门槛,扩大城市的宽容度与融入度,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形成稳定的创意阶层,为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4.建设产业集群的园区
文化创意企业的社会资本有限,要么无法顺利地筹措必要的资金、技术、人才,要么使用成本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园区集聚相关组织不失为文化创意企业的最优选择。在企业的空间集聚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专业分工、相互协作、信息交换,甚至新的市场,这就使集群内的企业更加容易获得资源,并降低使用成本。可见,企业间的集群性、协作性、依赖性等关系创造了社会资本,提升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提高生产的效率,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打下了基础。有人通过对浙江省内园区集群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分工合作型园区的社会资本相对丰裕,资源筹措能力更强,绩效更佳。
在国内文化创意较为发达的北京、上海等城市,莫不是通过产业聚群来推动其快速的发展,比如北京在打造创意之都的规划中认定了20多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为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空间载体,搭建了良好的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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