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居民收入为基础的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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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沈央珍
[摘要] 貌似大国经济――庞大的投资与要素驱动支撑着占世界第四的经济体,而实则小国经济――消费的持续萎靡引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中国,实际上还只是进入了“准”消费时代。必须认真分析造成消费持续疲软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使中国迈向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关键词] 消费需求 居民收入 就业 宏观调控
消费、投资、进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据统计,目前消费、投资、进出口对中国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48%、30%、22%左右。可见,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拉动力。中国投资与消费比率严重失调。按国际惯例处于发展中期的经济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比率的正常水平是 30:70,下限是35:65。但中国约是45:55。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凸现,且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因素。本文从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为切入点,分析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
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收入是最直接、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中国的消费水平低关键一是因为相当比例的居民收入低、钱少甚至因失业无钱可花;二是经济负担重,仅有的钱不敢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居民收入偏低,增长缓慢,造成消费率下降。是消费需求不足的决定性因素。根据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总消费的数量主要取决于总收入的数量,当前消费有当期可支配收入决定。中国劳动力低廉,城乡居民工资收入低,特别是农民、进城打工者及部分大、中专毕业生,月工资只有800元到1500元左右。中国存在相当比例有工作的穷人。中国的劳动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偏低。1989年为16%,2003年则下降到12%,即使加上工资额30%的福利,也仅占GDP的15%~20%。而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分配率普遍在54%~65%之间。如2000年美、英、德、巴西分别为58.3%、53.84%、55.27%、40%。相比中国差距很大。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长期低于GDP的增长,职工工资增长长期低于企业利润增长。如2006年中国GDP为20.94万亿元,增长10.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784亿元,增长31%。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实际增长7.4%和10.4%,比GDP增长率分别低了3.3和0.3个百分点。如果剔除公务员和国家垄断行业员工的工资增长,则其他行业员工的工资增长将更低。
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偏低,工资的增长长期落后于经济的增长,势必造成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消费率下降。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2004年为53.9%,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50%以下,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左右,比国际水平低了20几个百分点。较低的消费率使整个市场消费人气不足。
2.就业严重不足,失业率过高。相当比例的居民因失业无钱可花。消费决定于收入,而收入决定于充分就业与否和劳动工资的高低。中国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在500万人到550万人之间,如果农村每年按城市化水平1%提高,就要转移1000万人劳动力,加上往年失业的,实际上可能有四五千万的劳动力需要就业,但中国每年只能提供100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就业严重不足,实际失业率过高。
3.居民税负重。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20.94万亿元,增长24.3%,比2006年GDP增长高13.6个百分点。众所周知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是税收收入。著名《福布斯》杂志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显示,近几年来中国税负指数一路上扬。2006年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仅次于以社会福利制度著称的法国之后。其实税收相对较高的美国,税收收入总和也只占GDP的32%左右。中国税收收入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速,不得不说这是政府与民争利的一个缩影。
4.农民收入低负担重。改革开放头几年,农民收入有了一定增长,但实际收入还是偏低。由于农村约1.5亿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见效缓慢等因素的影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近10年来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超不过6%,实际购买率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农民负担重。国家免除农业税和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已减轻了农民一部分负担。但农民还要承担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及有各种名目的摊派、收费等。有些地方农民承受的不合理负担占全年纯收入的30%左右。
5.中国居民住房、教育、养老、医疗负担非常沉重,仅有的钱不敢花,并促使居民改变消费结构。据有关部门对居民储蓄用途的调查结果显示,用于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养老、购买住房等四项用途的支出竟占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的66.5%之多。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房价”与居民家庭年均收入比应为3至6倍,而中国房价奇高,相当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0到15倍。相比之下,国外没有如此虚高的房价,且还有政府建造的廉租房,而中国居民只有负担高房价或高房租的选择。
自2002年起,中国公共教育经费没有达到占GDP比例4%的既定目标,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率连续三年下滑,分别为3.41%、3.28%、2.79%,到2005年微增至2.82% 。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4.1%。国家教育投入少,居民承受就多。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收费标准高,不少城乡居民家庭难以承受。子女教育支出已成为城乡居民家庭的沉重负担。
西方国家高税负意味着高福利,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社会保障及福利方面的公共消费是政府最主要支出,占GDP的比重大都在30%左右。而中国这一比例相当低,高税负带来的却不是高福利,其保障支出只占到国家财政的12%左右。享受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人口还只是少部分。中国养老金覆盖了全部劳动力的25%左右,卫生费用只覆盖20%的人口。
沉重的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经济负担,挤压了其他方面消费的增长,改变了居民的消费结构。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化娱乐服务、杂项商品及服务等消费出现了下降趋势。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多,居民不得不勤俭节约,尽可能地限制现期消费。存钱以备万一之需的心态更加强烈,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和投资倾向上升。至今16万亿的城乡居民储蓄和火爆的股市就是一个写照。
二、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对策
消费需求不足与中国失衡的收入分配政策密切相关,目前理应做出重大政策性调整,并积极利用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消费需求增长。
1.以大力发展中小微型企业为抓手,鼓励创业,扩大就业。这是促进消费需求的基本政策。要鼓励创业和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积极引导和扶持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创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互动,进而逐步扭转和改善居民收入在GDP中比例持续下滑的格局,及其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的格局。鼓励创业,扩大就业,应以发展中小微型企业为基础。中小微型企业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80%以上的再就业,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拉动民间投资和地区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发展大型企业,走加大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大力引进外资,促进商品大量出口,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路子。我们现在可走另一条路,即借鉴日、韩、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他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失业率低,劳动参与经济的程度高,劳动的分配能力强,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其经济增长是劳动推动的,而中国是靠国家和投资推动的。因此可借鉴国际经验,全力支持中小微型企业的发展。这方面政府付出的成本不大,只要制定金融、工商、税务等方面的鼓励性政策,以中国民间的创业热情,每年几百万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才智,中小、个私企业应会很快崛起,相应地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诸多问题如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就业矛盾等可大大缓解。
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不同的。高收入者受生理极限的制约,消费倾向较低,其高收入无法转为消费。而中低收入者已满足温饱,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消费率高,边际消费倾向高。据调查,中国中低收入群体家庭成员年均收入在5000元到25000元之间,约占城镇家庭总数的60%,占居民收入总数的58%,是中国消费倾向最为强烈的群体之一,因此应着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初次分配上要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同时加大再分配的力度,通过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的分配差距状况,加大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补贴,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
3.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有关研究表明,农民收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大体增长1.8个百分点,农民每消费1元,国民经济将增加消费需求2.356元。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对启动国家消费需求十分关键。中国农业是一个低效益的产业,迫切需要国家的政策保护和经济扶持。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为3397亿元,占同年财政收入(20.94万亿元,增长24.3%)8.6%,低于财政收入增长率15.7个百分点。应大力增强对农业的投入,国家每年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应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并略高于财政收入增幅。健全农业生产灾害补贴与保险制度,降低自然灾害给农民带来的严重损失。降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一步减少和取消农民的赋税负担。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如水、电、路的投入力度,建立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健全农村信贷、社保等机制。总之只有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农村消费水平,中国消费需求才能迈上一个新台阶。
4.有区别地运用国家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抑制过热、膨胀,扶持不足、弱小,推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如运用财政政策,增加对公共福利、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等领域的投入,以及通过累进制税收和对社会困难人群的转移支付,矫正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平。必须要让百姓分享财政,中央要下决心,对包括高房价、上学难、看病贵等民生热点问题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推动财政体制由“政府积累型”向“公众分享型”转变。在货币政策上要注意总量调节和结构调整相结合。用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 债券市场操作等总量组合性的货币政策,来防止经济过热,资产积累泡沫等。但同时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要给能增加就业―收入―消费的中小、个私企业、农民贷款融资。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要尽快构筑农村、小城镇的金融体系,重点发展城市社区银行、乡村银行、借贷公司、担保公司、小额信贷等,使创业投资,中小、个私企业的发展,真正能得到资金的支持;二要尽快在法律上承认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属和地位,给农村宅基地、集体工厂用地等发放产权证,且在融资过程中可以抵押。这样才能使农民将土地资产运营于创业,扩大就业,获得收入,增加消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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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江鹏 刘旺霞黄永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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