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内涵及影响因素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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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城镇化出现了新的发展目标与要求。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研究的梳理，分析了此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并分别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口迁移、基础设施、制度五个方面梳理了这些因素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城镇化;影响因素;综述
　　一、引言
　　城镇化是经济体系发展的必经历程。自2001年“十五”规划首次提出将城镇化作为国家战略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现在，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相比过去更注重总量的发展模式，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需要进行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实现可持续化的发展目标。城镇化作为我国“新四化”发展战略之一，必须考虑新常态下的社会特征与社会需求，转变发展观念，提高发展质量。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已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对其进行梳理，了解最新研究动态和未来研究方向，可以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新型城鎮化的内涵
　　传统城镇化主要指随着城镇的发展，农村人口逐渐流入城镇，城镇生活方式逐渐影响农村的过程。但随着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传统城镇化模式逐步暴露出如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张卫国等，2015）、“半城镇化”现象突出、“城市病”问题日益凸显（李楠等，2014）、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配置不合理、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王庆日等，2014）等诸多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进一步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我国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2015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核心，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发挥好城镇化对现代化的支撑作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建立在居民生活质量提高与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的。新型城镇化不仅包括传统城镇化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产业向农村扩张的过程，其“新”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注重将经济高效、社会和谐、资源节约、环境优美四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仇保兴，2012）。新型城镇化的根本是“人的城镇化”（吴强，2014）。
　　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其一般性指新型城镇化的出现顺应了时代潮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其特殊性则指新型城镇化需要具体考虑我国的现实情况，有不同于国家的目标与要求。
　　三、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看，学者对于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的探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口迁移、基础设施以及制度五个方面，此外国内外一些较早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因其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下仍能表现出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本文亦对其进行了一些评述，在下文中将不做区分。
　　（一）经济发展因素
　　经济发展的目标要通过城镇化实现，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则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作用。大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可以促进新型城镇化，崔卫志（2012）、李秉仁（2000）等的实证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在我国的适用性。但由于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如施建刚等（2012）对国内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短期内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就长期来看，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持久。
　　（二）产业结构因素
　　大多数学者认为，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调整意即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更多的就业，促进劳动人口向城市转移，易形成规模效应，可以更好地促进城镇化（Hermelin， 2007; Luisito ， 2008等）。在我国，程庆生等（2004）经过对我国产业结构的研究提出，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与城镇化水平的关联度最大。
　　（三）人口迁移因素
　　城镇会随着发展而增大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农村劳动力作为城镇发展的重要资源，其流动一方面为城镇带来更多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完成了其自身的城镇化。在国外，Bloom等（1998）认为劳动人口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城镇的发展。Lewis（1954）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认为，城镇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的过程，其动力是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在我国，蔡建明（1990）提出提高人口迁移率有可能提高中国现有城镇化水平。范琦（2013）、张丽琴等（2013）的研究则均表明人口转移可以让城市吸收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改变城市人口分布结构，形成城市发展的新动力，进而促进新型城镇化。
　　（四）基础设施因素
　　基础设施是生产的重要前提保障。Evans和Karras（1994）通过对美国的研究提出政府对教育等方面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促进城镇化。在我国，刘生龙等（2010）认为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对城镇化具有推动作用。徐莹（2005）认为基础设施对城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增加城镇就业机会、提高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改善城镇环境，吸引农业人口加速转移四方面。
　　蒋时节等人（2005）则对全国和各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调查，发现虽然基础设施投资在短期内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明显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将会非常显著。
　　（五）制度因素
　　社会发展离不开制度体系的建设，与需求相适应的制度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城镇化路径的国家，西方制度的研究对我国指导有限，因此主要从我国学者的视角进行分析。在我国，大部分学者均认为良好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城镇化顺利发展。如叶裕民（2001）认为制度的制定与执行都关系到经济环境的建设，其中户籍制度、城镇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对我国城镇化影响最大的制度安排。王波（2005）则为制度是促进城镇化的重要内生变量，一方面好的制度可以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和管理成本，提供激励机制，促进城镇化;另一方面好的制度也可以规范人们之间的关系，为社会分工合作提供有效的保证和基本框架，使城镇化有序进行。 　　（六）其他因素
　　除上述研究較多的影响因素外，还有一些学者标新立异，对移民、历史、地理、教育、科技创新、信息资源、贸易等影响因素对城镇化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如张丽琴等（2013）对河北省的情况进行考查，认为科技创新可以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新型城镇化。章元、万广华（2015）利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谷物贸易与城镇化水平正相关，非谷物贸易与城镇化水平负相关。杨强（2018）通过对河南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选择和动力机制研究认为，耕地、农机总动力是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正向影响因素，发展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坚持生态安全。
　　四、文献简评
　　综上可见，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起步较早，关于城镇化的研究也颇为丰富。中国城镇化起步较晚，其研究多在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更具针对性的分析。在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城镇化的目标已经从过去的“重量”转为现在的“重质”，强调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在今后城镇化的相关中，需要在考虑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地区资源与城市发展定位目标的差异性等我国现实基础上，分析有别于国外研究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以期提出更有效、更符合现实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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