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发展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雷宏振 李芸

　　[摘 要]在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文化产业因其关联性强，能够带动区域结构转型，在实现经济绿色发展中有独特优势而备受各界关注。文章采用2013—2017年全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基于 Super-SBM 模型对比测算了新常态下文化产业发展效率及地区差异性，论证了文化产业发展效率与集聚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梳理了文化产业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文化产业整体效率不高，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效率的关键是提升纯技术效率;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效率高低并未按照传统的经济发达程度高低而排序;产业集聚、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文化产业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对文化产业效率提升作用显著，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尚存在明显结构性冗余，不利于文化产业发展效率的提升。
　　[关键词]文化产业;效率;产业集聚;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062.9;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6-0050-07
　　一、引 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近年来，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迅速，为地区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在文化、经济等相关领域展现出强劲的魅力和发展势头，那么各地区如何在现有的资源条件约束下，乘势而上，抓住机遇，优化资源配置，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使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能够给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带来永续增长的贡献，成为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当前文化产业布局的集聚和非均衡状态是什么？各地区发展效率状况如何？文化及相关产业集聚会对其效率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将在下文中深入分析。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关于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发展格局的研究。如戴俊骋[1]对新常态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格局进行分析，并预测了“十三五”期间文化产业发展格局，同时根据规模-效率模型对各地发展文化及相关产业提出建议;王晓鸿等[2]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化与空间集聚进行了测度，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所回落，整体差异在缩小，区域差异存在较大异质性。第二，对经济增长、绿色发展、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如徐谷波等[3]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安徽的创意产业集聚、技术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创意产业呈一定集聚现象，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驱动经济增长;阚大学等[4]基于江西各城市动态面板数据，利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文化产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文化产业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促进作用较小;车树林等[5]用全国30个省市地区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验证了文化产业发展通过规模提升效应、创新带动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绿色消费效应对区域绿色发展均有显著影响;杨祖义[6]、郭淑芬等[7]用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第三，对产业关联、发展机制和发展路径的研究。如袁丹等[8]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产业集聚关联网络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关联性逐渐加快、整体网络密度有较大提升空间;顾江等[9]通过赫芬达尔指数测算了我国文化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融合程度，对科技创新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省际路径的选择进行了研究。第四，对产业发展效率的研究。如王学军[10]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甘肃文化产业发展效率进行了分析，发现整体效率较低、区域差异较大，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对效率影响较大;袁晓玲等[11]对我国城市文化产业效率、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变动及差异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效率呈东高西低的特征，同时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效率并未达到帕累托最优。
　　通过梳理文献发展，基于产业集聚视角，对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整体及各地区层面的效率分析研究较为缺乏，尤其是由于同一指标同一口径缺乏连续年份的数据，导致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研究的相关指标从多处获取，难免对分析造成一定的误差。因此，有必要对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采取更准确的数据进行分析，本文采用了2013—2017年我国除港澳台地区外31个省份的样本数据，通过对文化及相关产业（以下简称文化产业）发展效率进行计量分析，试图解决以下问题：一是近五年来，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我国文化产业整体、各区域、各省份的发展效率如何？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又是怎样，文化产业集聚与其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怎样的非线性关系？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基于集聚视角，对新常态下文化产业发展效率异质性展开分析。第二，研究内容上对文化产业集聚与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做了对比分析并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三，研究方法上，采用Super-SBM模型应用于文化产业发展效率的测评中，通过前期比较分析，该方法测出的效率值比DEA-BCC等模型测出的结果低一些，更符合现实情况，这一点与刘占豫等[12]的研究结论一致。
　　三、理论模型
　　（一）研究方法：指标测算方法
　　1.超效率SBM模型
　　Tone提出了一种基于松弛变量测度的非径向DEA模型，它避免了传统DEA-BC2和DEA-C2R存在的投入产出的角度和径向的选择带来的偏差。可以在现有投入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扩大产出，使效率测算更为精确。数据包络分析各種形式已被广泛应用于技术创新、效率测算、资源利用等多方面，具体模型见参考文献[13]。
　　2.区位熵法
　　现有文献对产业集聚程度的测算方法主要有区位熵、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集聚指数等，本文选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区位熵和从业人数区位熵来测量文化产业集聚程度，最终根据数据统计特征选取营业收入区位熵作为产业集聚程度表征。区位熵（LQ）又称专门化率，用以衡量某一区域特定某一产业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了某一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区域产业的区位熵计算公式为：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的数据来源，对比了《中国文化与文物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及各年份文化产业统计公报等统计资料，为保证数据统一口径、真实有效，结合近年来文化及相关产业的统计数据可得性，实证样本选自《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3—2017年）。依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A、K、L各要素指标，选取投入指标为专利申请数、资产总计、固定资产投资额、从业人数、法人单位数;产出指标为营业收入。需要说明的是营业收入和从业人数两项指标值是文化及相关产业制造业、文化及相关产业批发和零售业、文化及相关产业服务业三类业态中相应指标的合计值（根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分类标准）。
　　四、实证分析：文化产业发展效率异质性分析
　　本文运用MAXDEA软件，测算了2013—2017年全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文化产业发展综合效率，在此基础上进行演化分析。依据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四大板块的分类，东部地区含10个省份（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含6个省份（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含12个省份（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东北地区含3个省份（黑龙江、吉林、辽宁），进一步解释了文化产业发展效率及其分解指标在四大区域、不同省份的异质性。
　　（一）整体变动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文化产业综合效率为0.475 2，其中纯技术效率为0.618 2，规模效率为0.866 8。表明我国整体文化产业效率不高，目前文化产业发展效率主要来源于规模效率的提升。从各省份的数据可以看出，综合效率有效（综合效率值大于1）的省份有上海、广东和浙江3个省份，并且可以看出这3个省份综合效率有效的原因主要源于较高的纯技术效率，在综合效率前五名中还有北京和陕西两个省份，可以看出这两个省份的规模效率高于纯技术效率。意味着这两个省份要达到综合效率有效，需要从管理和技术上入手，提升纯技术效率。由于综合效率反映了资源有效配置程度，为什么会综合效率较高的地区表现出两种不一样的趋势（一种纯技术效率高，一种规模效率高）？这意味着文化产业效率高的地区纯技术效率一定高，纯技术效率对于综合效率的影响较大，纯技术效率提升对产业效率提升是必要条件。
　　总体上看，我国大部分省份文化产业效率小于1，说明全国大部分省份的文化产业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进一步观察全国最高省份的综合效率为上海（1.353 9），最低省份的综合效率为西藏（0.165 3），效率值差额较大。
　　（二）区域差异分析
　　由表2可知，东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排名首末位分别是上海和海南，效率值差额为1.132 4，效率差异明显;中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排名首末位分别是江西和山西，效率值差额为0.170 8，效率差异不大;西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排名首末位分别是陕西和西藏，效率值差额为0.625 7，效率差异较东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文化产业效率排名首末位分别是黑龙江和吉林，效率值差额为0.435 7，效率差异较西部地区次之。效率差异大意味着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程度高，那么按照效率差异大小排序，以上分析表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程度由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依次降低。
　　（三）区域差异分析
　　基于全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文化产业效率数据，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出全国总体、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部地区2013—2017年效率均值并做图（见图1）。全国总体效率值呈缓慢上升再缓慢下降趋势，这一点与王晓鸿等[2]的研究结论一致。东部地区明显领先全国各地区效率，中部地区效率值5年间均为四大区域中低值，西部地区呈现波浪形减增减趋势，东北地区综合效率在2014年达到近5年的最高值，随后呈明显下降趋势，2017年则出现小幅上升。总之，文化产业发展效率在区域间并没有表现出传统中东西部依次排序，投入要素集中趋势表现出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①，为此有必要观察一下产业集聚与产业效率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四）空间格局分析
　　根据文化产业发展效率和区位熵值的历年几何平均值绘制雷达图（见图2）。縱观全国除港澳台地区外的31个省份研究期间的文化产业效率均值和文化产业集聚程度的区位熵均值的空间分布格局，发现二者数值的高低变化趋势并非一致：
　　文化产业发展效率有效（TE大于1）的省份有3个，同时文化产业在全国具有竞争力（LQ大于1）的省份有7个。这意味着就文化产业发展效率而言，产业集聚与其存在某种非线性关系，但从各个省份的情况来看，又并非呈正比关系。
　　五、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分析显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效率整体水平不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些差异是由哪些因素所致。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各经济体的发展差异不仅受发展初期经济水平的影响，还会受到诸如资源禀赋、经济现状、人口、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进一步探讨文化产业发展效率时空差异产生的原因和作用机制，本文选取相应指标建立Tobit回归模型对文化产业发展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较多，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选取以下变量（见表3）进行回归分析。
　　（一）影响因素变量选择
　　1.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源自于生产活动的地理集中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包括了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竞争性集聚。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意味着文化企业之间、文化产业内外部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这样一方面，降低了交易费用和摩擦损失;另一方面，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将促进文化产业的生产效率。
　　2.对外开放程度 　　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根据相对优势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对外开放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能够扩大并加深文化产业活动的竞争与合作，有助于产业发展所需要素集中和优化配置，有利于地区和地区间的创新合作，对文化产业活动带来强有力的刺激。一方面，对外开放能够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够促进文化产业“引进来”和“走出去”，能够使“引进来”的落地生根，“走出去”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形成产业发展良好局面;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使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变得更容易，继而促进产业发展、提升效率。
　　3.地区科技水平
　　地区创新能力越强，就能够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各生产体系中，不断促进产业融合，创造新的价值。地区的创新能力不仅能够改变现实生产力，也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传统消费习惯，而文化产业发展紧密围绕创意而来，创意能够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提升生活品质。新常态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因此，科技水平越高的地区，文化产业市场就越能捕捉到市场需求。
　　4.固定资产投资
　　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反映出文化产业资本的投入水平。依据乘数理论，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能够给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乘数效应，投资将主要用于文化产业活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环境维护等，能够有效推动文化产业活动开展，那么投资越多将越促进文化产业效率提升。
　　5.产业创新能力
　　新古典学派和熊彼特都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地区的文化特色需要深入挖掘并传承，文化产业创新能够促进创意与工艺结合，让创意落地，实现文化内容的深层次释放，有助于文化产业机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够不断延伸文化产业链并促进产业价值链攀爬，赋予文化产品更高的附加值，使文化产业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进而提升发展效率。因此，文化产业自身创新能力对产业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
　　6.人力资本水平
　　内生增长理论[21]认为，人力资本的累积能够对技术创新水平高低产生重要影响。通常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意味着地区劳动力整体素质较高，这些劳动力则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劳动技能，是文化产业发展人才保障的蓄水池。同时，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地区，人才素质高并且更容易找到产业发展所需人才，节省了文化产业劳动力的搜寻成本，有利于知识转移、共享和溢出。因此，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地区，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效率的提升。
　　（二）回归分析
　　本文构建我国文化产业效率影响因素Tobit回归模型如下：
　　式（2）中，β0为常数项，β1、β2、β3、β4、β5、β6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i、t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間，ui，t表示随机干扰项。Cia代表文化产业集聚，Od代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Rtl代表地区科技水平，Ins代表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Iia代表文化产业创新能力，Hcl代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为消除异方差，对人力资本水平变量取对数，回归结果如表4。
　　结果表明：文化产业集聚对产业发展效率的影响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为0.216，说明集聚对文化产业发展效率影响非常显著，也证明了产业集聚可以通过规模效应、竞争效应、创新带动和结构优化效应[5]显著提升产业发展效率，集聚每提高1%，效率将提升0.216%。
　　对外开放程度对产业发展效率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地区开放程度对文化产业发展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未遵循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规律，经济欠发达、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的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效率也可以较高，上文分析中陕西就是一个特例。因此可以说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存在明显的地域选择性，这一点与郭新茹等[20]的结论一致。
　　地区科技水平对文化产业发展效率的影响在10%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为3.598，说明地区科技水平对文化产业发展有显著影响。意味着在观察周期内，科技水平能够有效促进产业融合，引导有效创新投入产出，发挥对地区人才的虹吸作用，科技水平每提高1%，效率提升3.598%。
　　固定资产投资对文化产业发展效率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为-1.1，说明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观察周期内冗余明显①，不能充分发挥固定资产投资对效率提升的作用。
　　文化产业创新能力对文化产业发展效率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为0.000 039 3，说明地区文化产业创新能力对效率提升非常显著，但系数较小。可能的解释是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较为散漫，各地文化产业发展模式趋同，因此产业创新能力略显不足，虽然创新是内容与创意结合的催化剂，但是产业自身创新能力不强仍是制约文化产业发展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
　　人力资本水平对文化产业发展效率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为0.148 6，说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对效率提升非常显著，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综合性、多样化的人才，丰富的文化底蕴能够吸引人才，人才又是文化产业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研究期间内，人力资本水平每提高1%，效率将提升0.148 6%。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全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2013—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新常态下文化产业发展效率，论证了文化产业发展效率与集聚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梳理了文化产业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总体分析，我国文化产业整体效率不高，效率不高的原因主要是纯技术效率较低所致;上海、广东、浙江3个省份产业效率达到有效（大于等于1）并远高于全国水平和其它省份，效率高的原因主要来源于纯技术效率高，进一步表明，当前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效率的关键是提升纯技术效率。研究期间内，文化产业整体效率分布呈先升后降的态势。 　　第二，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效率远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但同时地区内也存在相当大的效率差异;中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效率最低，地区内整体效率差异不大。由此可见，文化产业发展效率并未遵循传统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可以推断，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均有可能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挖掘文化潜能，提升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能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第三，实证表明，产业集聚、地区科技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文化产业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对文化产业效率提升作用显著，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单项作用为负，作为产业发展投入要素的重要内容，尚存在明显结构性冗余，因此导致对产业发展效率提升带来负向影响。
　　（二）建议
　　不同区域地理位势和资源禀赋各异，发展文化及相关产业应充分考虑地区和业态的特殊性，结合当地风土人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制定针对本地区特点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目标和措施。
　　第一，培育文化产业集聚。挖掘当地民俗文化等文化内容资源，在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重大项目带动、产业园区规划、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等途径带动形成文化产业集聚，并改善文化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更好地吸引资本、人才和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逐渐实现产业发展外生驱动向内生转变，打造文化产业发展集聚发展平台。
　　第二，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科技创新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硬实力，能够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产业融合，使文化内容与创意结合，给文化产业发展插上翅膀，提高文化产品附加值，延伸文化产业链，促进文化产业良性发展。
　　第三，推动产业自身创新。文化创新的源动力来自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文化产业创新则有其内在发展与外在需求之间的推动力。因此，文化产业自身创新需要制度創新和空间创新两方面的提升，同时文化产业是关联度较高[8]的产业，推动“文化+”创新模式是协同创新、新业态发展和实现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的重要路径。
　　第四，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当前人才供需之间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尤其是高端技能型、创意型人才缺失，是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才的激励与培养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可以有效利用当地现有的产学研机构人才基础，突破体制机制束缚，为文化产业所用;二是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通过人才交流和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聚集精英，为产业发展所用。
　　[注 释]
　　①相关数据省略，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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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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