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背景下上市公司业务复杂度、董事会特征与财务重述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树碧菲 袁凤林 树友林

　　[摘    要] 财务重述行为会引起上市公司的股价下降，妨碍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带来诸多负面效应，但学者们在研究影响财务重述的因素时却观点不一。基于信息化背景，文章以业务复杂度、董事会特征作为自变量，探寻这二者对于财务重述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研究结果表明，业务复杂度对财务重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董事会特征中的高管薪酬对财务重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董事会特征中的其他因素对财务重述没有显著影响。该研究旨在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性，促进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
　　[关键词] 业务复杂度;董事会特征;财务重述;会计信息披露
　　0      引    言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计算机技术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但信息技术的应用并没有显著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时有发生，这不仅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影响了资源良好有效的配置，也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进而给公司价值带来负面影响。
　　基于以上背景，笔者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关于业务复杂度、董事会特征与财务重述相关方面的文献资料，并进行梳理，通过理论分析提出假设，使用国泰安数据库（CSMAR）、巨潮资讯网等收集所需的数据并进行加工处理，借助于数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旨在探讨业务复杂度、董事会特征与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1      文献综述
　　1.1   国内外研究状况
　　Scholz（2008）研究表明，在美国，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数量在1997年至2006年期间剧增了1 487家;陈晓敏（2011）研究认为，财务重述常会造成4%到12%的市场价值损失;李红梅（2013）统计研究表明，2007年至2011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的重述行为发布经历了一个较为平缓但持续攀升的阶段，从129家上升到137家;谢盛纹和廖佳（2017）发现，相比于没有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发生了财务重述的公司比前者更容易遭遇股价暴跌的状况;李学嘉（2018）发现，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平均每年有13%的A股主板上市公司发生了财务重述行为。由此可见，日益普遍的财务重述现象让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大打折扣，极大地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良性循环发展，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同时也挫伤了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削弱了他们投资的积极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上市公司业务复杂度也在不断提升，在一系列财务重述的影响因素中，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有相关研究表明，企业的业务复杂度越高，就越会增加大股东和管理层的机会主义概率和经理人的道德风险，信息量也会因此增加，所以，对大规模的董事会的需求就会更加旺盛。Lipton和Larch（1992）认为，在通常情况下，董事会的规模最好应小于等于10人，通常以8到9人为最佳;对于董事会的履职情况，俞伟峰等（2010）提出，中国的独立董事在履行职责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佘宁飞（2014）也提出，增加董事会人数可以增强公司的管控能力。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董事会特征是导致财务重述不断发生的一大重要影响因素。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根据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国内外许多学者已对财务重述问题进行了的深入研究并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并且对其发生的因素，包括引起的经济后果等的观点基本一致。但由于各国国情不一，我们无法生搬硬套国外的研究成果，而是必须针对我国自身的资本市场，同时借鉴前人研究的已有成果，来探究我国的财务重述方面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业务复杂度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业务复杂度越高的企业，规模可能越大，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会越大。因此，企业会更加注重自身的声誉，财务重述的可能性将较小。本文提出假设H1。
　　H1：业务复杂度与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
　　2.2   董事会特征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2.2.1   董事會规模（SIZE）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董事会规模会对抑制财务舞弊行为也有着重要作用。例如支持大规模董事会理论的部分人认为，董事会人员数量变大的话，就能够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提出更为全面的建议，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特别是对于业务复杂的公司，就更加需要大规模的董事会来有效监督与批准经理人们的决策。本文提出假设H2a。
　　H2a：董事会规模能显著抑制财务重述
　　2.2.2   领导权结构（DUA）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领导权结构是指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者职责的联通性，即二者是互相分离，还是合二为一。委托代理理论提出，当两职合一后，决策与执行权都将由总经理一人掌握，形成“一元领导权结构”。而实际上，董事会与经理层属于一方监督，一方被监督的一种关系。当这二者合二为一时，由于外部的监督机制以及股东大会因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无法对管理层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时，董事会的监督权将被大大扼制，从而将不利于内部牵制机制的实施。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2b。
　　H2b：集权的领导权结构会显著影响财务重述的发生
　　2.2.3   高管薪酬总额（PAY）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高管对公司的组织管理负有全面责任，他们主要担任着制定公司目标战略的重任，可以说是公司的中坚力量，其作用事关重大，在公司运营中十分重要。而地位和权限越高的管理者，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压力也更大，因此也应该享受相对而言更高的报酬水平。但昌高管人员有可能为了自身利益，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或进行财务重述。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2c。 　　H2c：监事及高管年薪总额（PAY）对财务重述有显著正向影响
　　2.2.4   委员会设立总数（CS）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法律规定上市公司要设立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等，这种制度安排有利于发挥董事会的治理作用，减少财务重述。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2d。
　　H2d：委员会数量（CS）对财务重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2.2.5   獨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工作地点是否一致（AD）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工作地点是否一致，可能会影响财务重述行为。本文认为，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工作地点一致，会增加独立董事的监管力度，从而抑制财务重述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2e。
　　H2e：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工作地点是否一致（AD）显著负向影响财务重述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文中大部分变量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部分来自证监会网站公告数据。选取了所有上市公司2015-2017年间共计6 650个样本。另外，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准确率和可信度，本文还将从国泰安数据库内获取的数据与巨潮资讯网中的信息进行了抽样核对，并使用了统计分析软件EXCEL、SPSS 18进行了原始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处理分析。
　　3.2   变量定义
　　3.2.1   被解释变量
　　财务重述（RES）在文中用1或0表示，1表示发生了财务重述的样本公司，0表示没有发生财务重述的样本公司。文中所说的财务重述行为是指样本公司在重大事项临时公告中报告的重大会计差错。
　　3.2.2   解释变量
　　业务复杂度（COMPLEX）：本文用公司资产规模（AST）的对数值作为替代变量来衡量公司规模。Ahmed（2007）认为，规模越大的公司会更加注重公司声誉和形象的维护，从而会更加谨慎对待财务重述的发生，即一个公司的规模越大，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小。
　　董事会特征（DC）：本文使用领导权结构（DUA）、董事会规模（SIZE）、高管报酬总额（PAY）、委员会数量（CS）、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工作地点是否一致（AD）反映董事会特征。
　　3.2.3   控制变量
　　年份（YEAR）：文中样本区间是2015-2017年，为了控制不同年份经济环境的影响，引入虚拟变量年份值。
　　行业（INDU）：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行业分类标准对行业进行分类。所有变量见表1。
　　3.3研究模型
　　根据以上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的提出，本文借鉴相关学者的方法，构建如下2个Logistic回归模型，以验证提出的假设是否成立。
　　为了验证业务复杂度对财务重述的影响，本文使用资产规模的对数值作为衡量业务复杂度的自变量，再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建立回归模型（1），研究业务复杂度与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
　　为了验证董事会特征对财务重述的影响，本文使用能够作为董事会特征（DC）的多个解释变量作为自变量，借鉴李斌  等（2013）的方法，建立回归模型（2），研究董事会特征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SPSS软件，对6 650个样本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2。
　　从表2可以发现，董事会规模（SIZE）样本的无论是财务重述下还是非财务重述下，标准差尤为显著，这说明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大小不一且差异较大。另外，领导权结构（DUA）的均值分别为1.708 4和1.716 8，二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董事会规模（SIZE）的均值分别为8.534 5和8.445 1，二者之间的均值存在不太明显的差异;高管报酬总额（PAY）的极值差异分别为6.72和5.56，差异较为明显，同时，二者的标准差之间也存在着0.034 04的差异;非财务重述公司和财务重述公司的委员会数量（CS）的极小值均为1，极大值分别为8和6。根据本文之前提及的2018最新修订的公司法规定，可以表明，各公司的委员会数量的确是由于受到公司法统一规定的管理，有一个既定的规模限制，规模差异并不显著;而非财务重述公司的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工作地点一致性（AD）均值为1.486 4，而财务重述公司的对应均值为1.496 8，二者差异不显著;年份（YEAR）对非财务重述公司的影响均值是1.920 7，对财务重述公司的影响均值是1.522 2，均值差异有较为显著的差异;资产规模较为接近，其均值分别为20.122 7和20.0775。上述结果表明，非财务重述公司与财务重述公司在领导权结构（DUA）、董事会规模（SIZE）、委员会数量（CS）、工作地点一致性（AD）等衡量指标下的差异并不是很显著，说明这些因素对于公司是否进行财务重述的影响较小，即，董事会特征与财务重述并无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非重述公司与重述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管年薪总额（PAY）及年份（YEAR）对于公司是否进行财务重述的影响较大，说明了业务复杂度与财务重述有正相关关系，对财务重述具有正向影响。
　　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4.2.1   业务复杂度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实证结果研究分析
　　利用模型（1）中公司资产规模的对数值作为自变量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关系进行Logistic逻辑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发现，资产规模（AST）的P值小于0.05，因此业务复杂度对于是否发生财务重述存在显著性差异，业务复杂度越高，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小，说明规模越大的企业更加注重企业声誉，能抑制财务重述行为。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 　　4.2.2   董事会特征对财务重述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模型（2）中各自变量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关系进行Logistic逻辑分析，结果见表4。B值是最终模型参数的估计值，WALS代表统计量的观测值。具体来看，表4第4列考察了各自变量对于是否发生财务重述影响的显著性，此时，小于0.05的有高管年薪总额（PAY），表明高管薪酬越高，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高，假设2c得到检验，但领导权结构、董事会规模、委员会数量和工作地点一致性对财务重述没有显著影响，其他假设没有得到验证。
　　综上，本文采用的是逻辑回归分析方法，使用资产规模（AST）作为业务复杂度的替代变量，较难选取其他的变量来代替检验业务复杂度，因此无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但本文亦存在一定的创新之处，即本文运用了公司的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工作地点一致性（AD）以及公司高管年薪总额（PAY），這是前人研究较少的两个董事会特征变量，并且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财务重述影响因素中自变量的多样性，具有一定的贡献。
　　5      研究启示
　　5.1   借助信息化手段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不断发生，从某个角度说明了内部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不足，应借助信息化手段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同时应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规范化管理，增强其独立性和抵御外部诱惑的能力。此外，还应该加强法制约束，加大相关利益者的违法成本，起到震慑作用，从法制层面抑制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
　　5.2   优化内外部治理环境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董事会制度
　　财务重述的影响因素很多，上市公司应关注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公司董事会制度建设，切实发挥董事会的监督作用，防止高管人员为了自身利益，通过出具虚假财务报告或进行财务重述，谋取不正当利益。
　　主要参考文献
　　[1]Scholz S. The Changing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Company Financial Restatements[R].American： Th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Reporting，2008.
　　[2]李红梅.基于融资视角的财务重述动因及后果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3.
　　[3]李学嘉.财务独立董事特征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8.
　　[4]谢盛纹，廖佳.财务重述、管理层权力与股价崩盘风险：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7，38（1）：80-87.
　　[5]M Lipton，JWLorsch. A Modest Proposal for Improved Corporate Governance [J]. Business Lawyer，1992，48（1）：104-156.
　　[6]俞伟峰，朱凯，王红梅，张璐.管制下的独立董事：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基于中国独立董事制度的经验分析[J].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10（3）： 10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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