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管理契约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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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姚笑宇 管禹 黄山
摘要：稳健性作为一项重要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一直都备受关注。本文以2003-2009年中国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用修正后的Basu模型，研究了管理契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对稳健性的影响，以及2006年中国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管理契约对稳健性的影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文章研究结果表明：（1）管理契约和稳健性呈负相关关系；（2）新会计准则的实行增强了管理契约的约束作用，削弱了管理契约的激励作用，从整体上削弱了管理契约对稳健性的影响。
关键词：会计稳健性；管理契约；新会计准则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091-08
一、引言
在会计准则产生以前，稳健性原则(又称谨慎性原则)就是会计确认和计量的一项重要原则，随着会计准则的不断制定与完善，稳健性原则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进而对会计实务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国外很多文献都研究了有关稳健性的存在、意义、产生原因，以及一系列经济后果。Devine(1963)，Sterling(1967)，以及Staubus(1985)指出会计稳健性普遍存在于财务报告中。Ball、Kothari和Robin(2000)与Ball(2001)提出与稳健性相关的经济损失或坏消失的及时确认是财务报告最重要的特征。Watts(1993)指出会计稳健性来自会计的契约作用，同时受到管制及法律的影响。企业经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分配是稳健性产生的重要的契约原因。Basu(1997)利用会计盈余和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开创性地将稳健性给予量化，设计出反应稳健性程度的经济指标，研究指出美国公司普遍存在稳健性，且稳健性程度随审计师面临的法律风险程度不同而不同。
中国对稳健性的研究是近二十年的事。李增泉、卢文斌(2003)首次确认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稳健性。但是，会计稳健性是否具有契约方面的需求，很少有现有研究能解释这些问题。曹宇、李琳和孙铮(2005)发现企业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越强，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越差。刘凤委、汪洋(2006)针对债务、股权性质、董事会结构等公司治理机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同时期，陈旭东和黄登仕(2006)也针对企业的负债、国有股比例和A、B股发行比例等因素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研究表明，随着会计制度和准则的国际接轨与完善，证券市场监管的加强，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单纯依靠会计准则的改革远远不能解决问题，更多公司治理领域的制度便更有待加强。说明稳健性不仅受会计准则影响，也与公司管理当局和注册会计师的动机密切相关(Ball et al 2000)。
2006年中国财政部颁布了新会计准则，在此之前共有3次较为重大的会计制度改革，此次新准则对稳健性进行了多处修订。目前对新准则对稳健性影响的研究为数不多，仅有的一些研究结果还不完全一致。贾瑞芳(2008)指出新会计准则降低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稳健性，而迟旭升、洪庆彬(2009)则认为新会计准则使公司稳健性有所提升，但提升幅度有限。
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力图完善契约观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三：(1)运用中国2003-2009年沪、深两市的A股和B股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信息为数据；(2)独创性地研究了契约观中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管理契约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3)研究2006年新会计准则颁布后，契约对稳健性的影响有无变化，而非单纯研究稳健性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管理契约和稳健性呈负相关关系；(2)新会计准则的实行增强了管理契约的约束作用，削弱了管理契约的激励作用，从整体上削弱了管理契约对稳健性的影响。
本文第二部分是对国内、外会计稳健性相关研究的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基于契约理论，有关管理契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的理论分析；第四部分运用历史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设计和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得到本文最终结论。
二、文献回顾
1.关于会计稳健性的历史研究
(1)会计稳健性的含义
会计稳健主义是会计发展过程中的一项基本要求，成为了财务会计领域中一项重要的惯例(Sterling，1967)。通常意义上讲，稳健主义可表述为“预见一切可能的产生的损失， 但不预见任何不确定的收益”(Bliss，1924)。它意味着会计师通过各种手段低估资产或低估净利润。在稳健原则下，会计人员在财务报表中确认“好消息”比确认“坏消息”更加严格，以充分预见可能造成的损失，并不轻易确认收益(Basu，1997)。显然，由于稳健原则的存在，企业会计人员在确认“好消息”与“坏消息”在时间顺序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所以在其影响下，企业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比对“好消息”应表现出更强的及时性。
(2)会计稳健性的存在
Watts(1993) 首先提倡对会计稳健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虽然提供了一些研究的方向，但是在计量稳健性方面存在不足。Basu(1997)则首先提出了盈余/股票回报关系度量的检验方法，并针对1963至1990年的美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验证了美国的上市公司具有普遍的会计稳健性。Holthausen和Watts(2001)运用盈余/股票回报关系的度量方法，验证了在会计准则颁布之前美国的上市公司已经存在会计稳健性；同时，会计准则的制定增强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而后Ball、Kothari 和 Robin(2000)则针对普通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间的稳健性进行比较，研究表明普通法系国家会计稳健性水平较高；同时发现由于在英国法律诉讼风险较小，因此其稳健性水平相比于其他普通法系国家也较低。而后Ball、Robin和 Wu(2003)又针对东亚四个国家或地区(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会计稳健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由于股权集中度高、法律诉讼压力小和债务融资多依靠私人渠道等因素，使得市场缺乏对于稳健性的会计信息的需求，导致这些国家或地区会计整体的稳健性水平较低。
2.会计准则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Basu(1997)的研究指出，在西方会计实务发展过程中，稳健主义至少可以追溯500年的历史。在中国，对稳健原则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会计改革。在中国经历了1993、1998、2001和2006 年四次较大的会计制度改革，前三次会计改革的主旨思想包括重视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强调会计确认和计量的稳健原则等(王军会、赵西卜，2009)。然而自1992 年企业会计准则中首次引入稳健性原则以来，中国的会计制度改革也开始注重稳健性的作用。传统的稳健性要求“预见一切可能的产生的损失，但不预见任何不确定的收益”(Bliss，1924)，但是过度稳健的会计政策会使得财务数据无法真实地反应企业的经营状况，影响信息使用者基于会计信息而做出决策的目的。因此，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中，体现了由“受托责任观”到“决策有用观”的转变，提出了企业会计政策适度稳健的思想，更注重公允价值以及可以反应企业真实经营状况的会计信息披露或政策选择，这样有助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据此理解和判断企业的经营状况。
由于稳健性是中国会计制度改革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因此近年来中国学者针对会计准则与企业会计稳健性关系的研究也比较丰富。赵春光(2004)通过对于1999至2001年财务数据的分析，发现会计盈余稳健性逐年提升。出于对中国会计制度引入稳健性原则以来的稳健性变化趋势，陈旭东和黄登仕(2006)在采用了更为庞大的1993-2003年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稳健性分析，研究表明2008年之后，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稳健性水平有了逐渐增强的发展趋势，而且2001年之后普遍具有稳健性。另外，其他学者的研究同样表明在2001年后，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有了结构性的提高(朱茶芬、李志文，2009)，这说明2001年颁布的会计准则的确达到了增强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的目的。同时，一些学者对于中国的会计稳健性水平提出了质疑，李远鹏和李若山(2005)通过对于中国上市公司整体，尤其是亏损的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整体稳健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亏损的上市公司“洗大澡”行为造成的，因而对整体稳健性水平提出了质疑。因此，中国会计制度改革还应注重对于“洗大澡”行为的约束，提高整体的盈余质量和稳健性水平。
3.管理层激励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Watts (2003)在 Watts (1993) ， Basu (1997) ，Holthausen， Watts (2001) 研究的基础上，将稳健性产生的因素归纳为以下四点：契约、诉讼、税收、政治。经验证据表明契约和诉讼可能是稳健性两个最重要的解释。而中国学者针对公司治理机制和结构进行了一些研究。曹宇、李琳和孙铮(2005)使用Basu(1997)模型，通过对公司控制权与企业会计盈余稳定性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的大股东所占有的股份越高，其会计盈余稳定性则越差。而后，刘凤委、汪洋(2006)针对债务、股权性质、董事会结构等公司治理机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同时期，陈旭东和黄登仕(2006)也针对企业的负债、国有股比例和A、B股发行比例等因素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研究表明，随着会计制度和准则的国际接轨与完善，证券市场监管的加强，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单纯依靠会计准则的改革远远不能解决问题，更多公司治理领域的制度变更有待加强。
三、理论分析
1.契约―委托代理理论
契约理论主要包括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三个理论分支，本文主要涉及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源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所有者雇佣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来经营公司。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现实，往往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管理者会偷懒甚至欺骗所有者。此时所有者往往通过薪酬―业绩契约来约束并激励管理者的行为。但是，契约的约束和激励作用对管理者得影响通常并不一致，甚至是相反的：约束作用过强易使管理者行为变得保守；激励作用过强，会使管理者勇于承担风险，采取冒险行为。如何保持激励和约束这一对相互制衡的作用力的平衡并没有标准答案，视具体情况而定。
(1)管理契约的约束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得委托―代理理论盛行。公司的所有者即股东出于保全资本的目的，会通过管理契约对高管干涉企业财务系统的行为起到限制作用，要求会计人员如实反映企业的真实情况，如将企业的“利坏”消息及时公布，足额提取资产减值准备，避免因市值的波动给所有者带来泡沫和风险。
同时，由于在公司破产时，股东是最后受益人。即在清算过程中，只有所有费用、债务全部缴清和偿还后，股东才有资格得到公司财产。所以相比于收益，股东更看重公司经营的持续性。现金流量是公司持续经营的前提，现金的保全也就是股东最关注的会计资产。不同的财务政策选择，如财务杠杆、经营杠杆、营销政策、坏账政策都会影响现金流的充足性。若现金流不足会引发财务危机，甚至带来经营危机，最终危害到企业的存亡。所以股东往往约束高管选择较为稳健的会计政策，保证现金流的充足性。
(2)管理契约的激励作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假设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即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会进行理性决策，都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股东为了收益最大化，会通过管理契约激励管理者将公司经营的更好，往往将高管的薪酬契约与公司的盈余挂钩以激励管理者更好的管理公司。而高管同样为了收益最大化，会干预会计政策的选择，如高估收入，低估费用，虚增利润，使得会计盈余结果符合自己的预期。
同时，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人的低级需求被满足后，就会追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样高管为了在经理人市场获得较高的声誉和得到公司职员及同行业的尊重，往往会最大限度的提高企业盈利以表现自己的管理才能。即使不是出于理性经济人角度考虑，从公司的角度出发，在公司面临违约风险或IPO发行前，管理者为了防止违约或更多的筹资，往往提高企业的盈余以表现经营良好，提高企业在资本市场的市值。
(3)相互制衡的约束和激励作用
管理契约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管理者的行为，从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而会计信息质量的一项重要要求就是稳健性水平。但由于存在约束和激励这两种几乎相反的相互作用力，往往不知道管理契约对稳健性的影响方向。由此，提出假设管理契约对会计稳健性有影响。
H1: 管理契约对会计稳健性有影响
2006年2月15日，中国财政部颁布新会计准则，并于2007年1月1日在上市公司实行。新准则的颁布提升了稳健性的地位，且在诸多方面增加了稳健性的应用；同时，为了增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和可比性，新准则也在一些方面削弱了稳健性。
增加稳健性的新准则。从宏观角度来看，新准则规定“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坚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具体来讲，新准则要求对资产减值迹象做出明确的规定且规定长期资产存续期间的减值准备不允许转回；收入确认原则也更加谨慎，需同时满足四项条件才能确认收入，否则即使已经发出商品，或即使已经收到价款也不能确认收入；劳务收入确认方面，如预计已发生的劳务成本不能得到补偿，则不能确认收入，确认收入时还应该考虑价款收回的可能性，估计价款不能收回的，不应当确认收入，已收回部分价款的，只将收回部分确认为收入；待处理财产方面，不能增加企业未来经济收益的经济资源将不能再作为资产列示在资产负债表上，而只能计入当期损益等。
以上新准则的实行，使资产负债表更加真实、稳健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降低了管理者操纵利润的可能性，有效地约束了管理者的行为，减小了股东的风险。
削弱稳健性的新准则。从宏观角度讲，新会计准则的一项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会计目标从“受托责任观”转向“决策有用论”。在受托责任观下，受托人(管理者)向委托人(股东)提供反映企业经济状况的会计信息。Watts(1993)提出受托人高估收益和净资产比低估收益和净资产更会遭受诉讼风险，故受托人会倾向与提供较为稳健的会计信息。而决策有用论强调会计信息的提供是为了满足信息使用者做决策，这里信息使用者主要指潜在投资者和债权人，而投资者做决策势必会较为关注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这就需要会计人员更多的估计和判断，提供真实且公允的会计信息。具体来讲，新准则实行公允价值的大范围应用；取消确定发出存货实际成本的后进先出法；资产减值中的会计选择与职业判断的增多；将企业接受的捐赠计入营业外收入，承认这是项偶发利得，而非计入资本公积；自创无形资产在研究阶段发生的支出，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期末结转，而在开发阶段，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允许资本化，开发成功以后，转入无形资产账户，而非像旧准则中规定的那样，自创无形资产在创造过程中发生的支出全部予以费用化等。
上述新准则的实行，更多地依赖于管理者的主观判断和估计，为其提供更多利润操纵的空间，激励管理者采用高估资产，低估负债等方法最大化个人利益，增加了代理成本，即增强了管理契约的激励作用对稳健性的影响。
由于新会计准则本身对稳健性有两个方向的影响，尽管高利芳(2008)提出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大量采用使多个项目对收益和资产的增加都起到正向作用，编制的财务报告不会更稳健。但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管理契约对稳健性的影响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还得通过实证研究结果分析来获得。
H2：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会使管理契约对稳健性的影响发生变化
四、实证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
1.实证研究设计
(1)变量定义
(2)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的是Basu(1997)的盈余/股票回报关系度量模型来检验会计盈余稳健性。在该模型中，前提假设市场是有效的，股价能够充分、及时地反应一切公开的市场信息，因此选择使用股票收益率(RETt)来替代“好消息”和“坏消息”。当市场反应为“坏消息”时，RETt < 0；反之，好消息时RETt > 0。使用股票收益率(RETt)作为自变量，会计盈余(EPSt/Pt-1)作为因变量，以检验盈余对于坏消息的反应程度，即稳健性水平。同时，为减小回归分析中异方差对于回归结果准确性的影响，该模型使用了前一年的股价对本年的盈余进行了调整。
Basu(1997)使用的盈余/股票回报关系度量模型：
在模型中，β1表示的是盈余对于好消息的反应系数，β3表示的是盈余对于坏消息的反应系数增量，因此(β1+β3)表示的是盈余对于坏消息的反应系数。此时，如果具有稳健性，“坏消息”的反应比“好消息”更为迅速，则β3大于零。
在模型(1)中，由于考虑了管理契约对于稳健性的影响，在原始Basu(1997)模型的基础上，模型(1)又加入了COMP作为管理契约的替代变量。由于不明确管理契约对于稳健性的影响程度，同时也为了检验管理契约的约束作用以及激励作用对于稳健性的影响程度，因此本文又分别单独使用COMPt-1，COMPt和 COMPt+1作为自变量构建了模型(2)、模型(3)和模型(4)进行回归分析。(方程表达式参照模型(2)，其他略去)
在模型(2)中，“好消息”的稳健性反应系数为(β1+β7)，“坏消息”的稳健性反应系数增量则是(β3+β10)。因此管理契约增强了稳健性，则(β3+β10)应该大于零；反之，如果管理契约削弱了稳健性，则(β3+β10)小于零。(此处只介绍模型(2)，其他同理)
对于H2，由于本文研究会计准则变更前后，管理契约对于稳健性的影响，因此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年度哑变量(YEAR)，购建了模型(5)：
类似于H1的回归检验方式，本文又分别单独使用COMPt-1，COMPt和 COMPt+1作为自变量构建了模型(6)、模型(7)和模型(8)进行回归分析。(方程表达式参照模型(6)，其他略去)
在模型(6)中，β7表示的是会计准则变更前管理契约对于稳健性影响程度的增量；β7表示的是会计准则变更后管理契约对于稳健性影响程度的增量。参照假设一的研究成果，如果β7和β17同号，则说明会计准则的变动，针对管理契约对于稳健性的影响程度又加深了影响；反之，如果β7和β17异号，则说明会计准则的变动，使得管理契约对于稳健性的影响程度相比于从前减弱了。(此处只介绍模型(6)，其他同理)
(3)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的样本来源于CSMAR数据库并使用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上市公司年度财务表的相关数据。包括2003-2009年沪、深两市所有的A股和B股上市公司。初始样本为11083个公司年，由于研究需要，也用到了2002和2010年的数据，并按照以下规则进行剔除：(1)鉴于金融类公司通常被认为受特殊监管，财务与其他行业存在差异，故剔除金融类企业(2)剔除ST前一年的数据(3)对于研究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公司给予剔除(4)剔除异常值数据。最后得到样本量地总数为7121个，其中2003年1022个，2004年1037，2005年1037个，2006年1037个，2007年1037个，2008年1033个，2009年918个。本文使用的软件是SPSS13.0，EXCEL2003。
2.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4.2、表4.3显示，EPSt/Pt-1的标准差大于均值，说明会计盈余的波动性逐渐增大，进而说明管理契约增强了盈余的波动；EPSt/Pt-1的均值小于中位数，反应其分布左偏，存在稳健性，支持Basu(1997)的不对称的分段线性函数的设定；新准则颁布前，股票收益率RET的标准差基本均大于均值，波动较大，新准则实行后，标准差基本均小于均值，说明RET波动减小；三年高管薪酬在样本期间无明显变化。
(2)相关分析与t检验
注：矩阵左下(右上)部分为Pearson(Spearman)相关性系数，*，**，***分别代表10%，5%，1%水平上显著
表4.4是本文研究模型中因变量与主研究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因变量与主研究自变量进行SPSS相关检验后，本文发现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虽然显著，但相关性较差，Pearson相关系数都小于0.3，本文认为这是因为主研究自变量中各年高管薪酬的相关程度过高，大于0.8影响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制约关系，因而本文在相关检验的启示下，为了使研究效果显著，将研究模型一和模型二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去年、今年和明年的高管薪酬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本文用t检验检测用样本均数能否代表的未知总体均数和已知总体均数进行比较，观察此组样本与总体的差异性。对于NR的t检验，样本数分别是RET<0为3418，RET>0为3696，而sig值0.000<0.05，也就是说，总体与样本差别很小，出错的几率在5%以下，很罕有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目前这样的情况。虽然还是有5%机会出错，但本文认为目前样本中这情况RET出现大于0和小于0两种情况不是巧合，是具统计学意义的，也就是说，总体应该存在显著差异。
3.回归分析
(1)模型的适用性。
李增泉、卢文彬(2003)的研究发现，中国的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比对好消息的反应及时，即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总体上具有一定稳健性。从本文实证结果中表4.9的模型BASU可以看出，代表坏消息增量反应的NR*RET的系数为10.629，t值为7.223，在1%水平下显著，调整后的R2值为7.3%，整个模型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因此，Basu模型在中国适用。
(2)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4.9 中模型(1)(2)(3)(4)以及表4.10 中模型(5)(6)(7)(8)分别列示了考察管理契约与公司会计稳健性关系以及新会计准则对二者关系影响的检验结果。模型1和模型5回归的F值分别为32.967，26.960，表明回归的总体结果非常显著；调整后的R2分别为9.4%，9.9%，说明回归模型有较强的解释力；这些结论表明本文回归结果的分析基础是可信的。
由表4.9模型BASU可以看出， 在不考虑管理契约影响的情况下，会计的稳健性系数(β1+β3)/β1=(1.541+10.629)/1.541=7.897，即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敏感程度是对好消息的7.897倍；在考虑管理契约影响的情况下，会计的稳健性系数分别为(β1+β7+β3+β10)/(β1+β7)=(4.794-0.493+20.847-2.438)/ (4.794-0.493)=5.280，(β1+β8+β3+β11)/(β1+β8)=( 4.845-0.482+24.929-2.707)/ 4.845-0.482)=6.093，(β1+β9+β3+β12)/(β1+β9)=( -0.817-0.05+19.875-2.287)/( -0.817-0.05) =-19.286。5.280和6.093均小于7.897，说明考虑管理契约的影响之后，会计稳健性下降。另，考虑来年的管理契约后就不存在稳健性这一研究结果可能由于在中国来年的管理契约对高管的激励效果非常大，从而导致稳健性消失。因此验证H1管理契约对会计稳健性有影响，且呈负相关关系。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以中国2003-200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管理契约的激励作用占主导地位使得管理契约与稳健性呈负相关关系。
由表4.10模型BASU可知，新准则实行后，不考虑契约影响的会计稳健性系数(β1+β3+β11+β13)/(β1+β11)=(1.916+12.732+0.471+6.73)/(1.916+0.471)=9.153，9.153>7.897，说明新会计准则实行后，虽然增加了一些可能削弱稳健性的政策，但总体上会计稳健性增强了。这一研究结果与王军会、赵西卜(2009)提出的新会计准则使会计稳健性下降相反，同时与高利芳(2008)提出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大量采用使多个项目对收益和资产的增加都起到正向作用，编制的财务报告不会更稳健这一结论相反。
由表4.10模型(6)(7)(8)可知，β3均大于0且显著 ；β17，β18，β19均大于0且显著；β7，β8；β9均小于0且显著。回归结果表明新会计准则实行后，管理契约对稳健性的影响确实发生变化，验证了H2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会使管理契约对稳健性的影响发生变化，而且结果表明新会计准则削弱了管理契约对稳健性的作用，这与表4.9中的模型BASU的回归结果一致。
新会计准则提升了稳健性的地位，且在诸多方面增加了稳健性的应用，同时为了增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和可比性，也在一些方面削弱了稳健性。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新准则在影响管理契约和稳健性的关系方面，更多地体现在它约束了管理者的行为，这里的约束作用与管理契约对管理者的约束作用一致。虽然诸如公允价值大范围使用这样的新准则使管理者可操纵利润空间变大，但是由于股东在面对新会计准则这一变化时会比变更前更加希望财务报告多采用稳健性原则，而这一意愿也定会通过管理契约作用在管理者身上，进而约束管理者行为，使其更为稳健、真实地反映企业状况。因此，新准则实行增强了管理契约的约束作用，进而相对地削弱其激励作用，从整体而言，使管理契约对稳健性的削弱作用下降。
注：***为在0.01水平双尾检验非常显著；**为在0.05水平双尾检验显著；*为在0.1水平双尾检验勉强显著。
注：***为在0.01水平双尾检验非常显著；**为在0.05水平双尾检验显著；*为在0.1水平双尾检验勉强显著。
五、结论
当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代理理论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应用，而为了提高企业业绩，股东采用薪酬与绩效挂钩的激励机制，对于这种管理契约是否会影响公司盈余的会计稳健性；2006年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对于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又如何；在其的作用下，管理契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增强还是减弱？
本文在Basu(1997)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高管薪酬及年度哑变量对以上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
1.管理契约对会计稳健性有影响，且呈负相关关系
说明在薪酬―绩效挂钩的激励机制作用下，管理者为了自身收益、名誉，或出于降低公司的违约风险和筹资成本，会干预会计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会计盈余的稳健性。
2.在新会计准则作用下，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增强了
这一研究结果与王军会、赵西卜(2009)提出的新会计准则使会计稳健性下降相反，同时与高利芳(2008)提出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大量采用使多个项目对收益和资产的增加都起到正向作用，编制的财务报告不会更稳健这一结论相反。
3.在新会计准则的作用下，管理契约对于会计稳健性的削弱作用下降
新会计准则的许多政策使得会计盈余的可靠性得到增强，降低了高管操纵利润可能，提高了会计稳健性和盈余质量，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地信息。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在新会计准则的作用下，管理契约对会计稳健性的削弱作用降低，认可了新会计准则可靠性的提高，新准则的缜密性约束了高管的操纵行为，使会计信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更广泛地应用和认可。
由于学习水平及研究领域的限制，本文涉及的模型可能还不够完善，引入的控制变量对主研究变量的约束作用不够强，数据筛选过程中也可能有不足之处，希望以后的研究者能够避免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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