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寻求效率与公平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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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易 纲
只要坚持既定改革方向,一定会出现一个和谐的局面:中国平稳发展,中等收入者比重稳步上升并最终成为多数,效率和公平都得到充分体现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增长,使得中等收入者在社会人群中的比重稳步增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和完善,这个比重将会持续增加,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收入的五等份分组划分估计,中国有30%的城镇人口(约为16285万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1000元以上,10%的农村人口(约为7570万人)年人均纯收入在6931元以上。以以上两组人之和为基础,考虑生活质量、购买力平价和主观认同率等因素,笔者粗略估计,中国在2004年中等收入者约有23000多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18%。这个估计略高于一般其他估计。
中等收入者的概念可以商榷。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居民的自我“中产阶层”意识相当高,远远大于对中产阶层各种不同定义的测算和估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布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显示,约有85.5%的城市居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中国中等收入者的主观认同率为36%。
中产阶级概念的发源地美国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有以下特征:一是依附于政府机关、大机构大企业、各种事业单位,专门从事行政管理与技术服务工作;二是对所服务的机构没有财产分配权;三是基本靠知识与技术谋生,领取稳定且丰厚的薪酬;四是思想比较稳健保守,循规蹈矩,缺乏革命热情;五是基本不寻求通过影响政府来达到某种目的。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达到40%以上时,政治和经济状况就会相对平稳,社会比较和谐。中国中等收入者的概念与美国中产阶级的概念有所不同,但这个群体的增加同样给生产与消费带来重大影响,成为带动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使广大社会成员的收入普遍提高,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结构调整等原因,收入分配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其中最突出的矛盾之一,就是地区之间和部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中国收入分配总的格局大体符合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符合改革的大方向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有其客观必然性。
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加呈梯次性特点,具有形成收入差距的客观基础。其次,市场机制对调整分配的作用不断增强,管理、技术、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转轨过程中,旧体制没有彻底破除、新体制尚未完全确立,使制度存在缺陷,不合理的分配方式容易产生。第三,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处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时期,产业结构升级会造成相当部分的劳动者无法适应,不利于就业增加和公平分配。第四,对外开放程度不平衡,部分高端行业和岗位的工资水平开始参照国际同类标准,内外趋同,相当一部分行业和岗位则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第五,相当数量的劳动者素质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相应的教育制度需要加快改革。第六,收入分配的测量方式、量化指标不够完善,加上数据基础比较薄弱,收入分配差距的统计反映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
当然,居民收入差距如果过分扩大且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调节,就有可能影响消费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必须清醒地看到,收入差距扩大不是市场经济导致的,而恰恰是改革不彻底的结果。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的症结,在于许多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很大程度的机会不平等,最终导致收入结果不平等。这一方面要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完善市场规则的基础上实现最大限度的机会平等,从而有助于减少最终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要更有耐心,并积极参与这个进程,而不是由于当前的结果不平等而怀疑市场经济,甚至引发冲突,破坏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成果。
计划经济使人民共同贫穷,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可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从中国的香港、台湾发展经验看,从受东方儒家文化影响较强的新加坡、韩国的发展经验看,中国经济发展后,占人口比重超过一半的中产阶级出现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再平稳发展一个时期后,一定会出现一个和谐的局面:中等收入者比重稳步上升并最终成为多数,基尼系数开始下降,效率和公平都得到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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