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盐引”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缥　缈

　　
　　“盐引”本是封建政权的财源，但而当政者“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既掠之于商。”
　　
　　盐引”又称“盐钞”，是宋代的取盐凭证，“引”是指有价证券，还可以作为“代币”流通。据《宋史・通货志》，“盐引每张，领盐116.5斤，价6贯。”
　　
　　“盐引”的由来
　　事实上，盐引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复杂货币”，它一身兼具“债”与“仓单”的所有性质与相关的“交易”特征。盐引有价，因为盐业的买卖与运输，都不能没有盐引。盐引的用法关键在于如果商户合法贩盐，就必须先向官府购得盐引。每“引”一号，分前后两卷，盖印后从中间分成两份，后卷给商人的，称为“引纸”;前卷存根称为“引根”。
　　盐业专卖是垄断经营，这种做法始于春秋时的齐国，始作俑者是管仲。但到秦朝和西汉初年，盐业专卖实际上是废除了。汉武帝于元狩四年起在全国实行盐业官卖制度。产盐的郡县，官府设置盐官，成品盐由政府定价收购。
　　 唐肃宗宝应六年，盐业进行了“改革”，政府把生产和零售权都交给商人，政府只控制批发这一环节。宋代之后又逐渐形成了“盐引制”，即商人花钱购买盐引。到了明代，由于边关缺粮，执行“开中法--盐引代币”:盐商们需要送运粮食到边关，再从各个封疆大吏的手中换取他们手中的盐引。事实上，不同朝代“盐引”的“引法”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了财富的集中或者分散。
　　按明代的“纲盐制”:持有盐引的商人按地区分为10个纲，每纲盐引为20万引，每引折盐300斤，或银六钱四厘，称为“窝本”，另税银三两，公使(运输)银三两。以“圣德超千古，皇风廓九围”命名，未入纲者，无权经营盐业。《明史・盐政议》指出，当时的盐业内资本非常集中，“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这还不算“私盐”的交易额。
　　要知道，明王朝每年全国的税收总额平均不过“一千万两”。盐引“一本万利”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
　　
　　盐引“超发”，酿成巨案
　　到了清代，盐引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乾隆六次下江南，接见过当时的“八大盐商”，仅在扬州一地，徽州盐商的资本就相当于当时国库存银的一大半。盐商为什么如此有钱？并不是因为他们垄断着全国的盐业市场，而是由于盐引的存在。
　　据《清朝野史大观》:“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百万家产还是“小商”。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南巡至扬州，扬州盐商花几十万两白银为他修建行宫，又修葺大虹园（今称瘦西湖），供其玩赏。一日乾隆游湖，曾对“边上的人”感叹:“盐商之财力伟哉！”（《高宗南巡遗事五则》）
　　可惜的是，时间仅仅过了3年，即乾隆三十三年，新任“盐政”查账，发现在他之前的二十年里，“盐政”的宫吏们私自“超发”盐引，从中克扣、提留“引银”竟达一千多万两。乾隆大怒，许多官吏和徽州大盐商都被抓捕至北京问罪，其中包括纪晓岚等知名“要员”(纪因此受到牵连，而被发配新疆)。这就是著名的“两淮盐引案”。
　　“两淮盐引案”为“纲盐盐引”的没落埋下了伏笔，但真正的改革是在70年以后，即清道光十二年，清政府为了消除盐业“引商”们的暴利进而改革《盐法》，改“纲盐制”为“票盐制”，对持有盐引“窝本”的庄家与大户课以“重税”，新式盐引被称为“盐票”，价格随行就市，以此打破盐业的垄断与专营。
　　票盐制的利害之处并不是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引的垄断，而是取消了行盐地界，即“引岸”(也称“赴岸”)限制，“招贩行票，在局纳课，买盐领票，直运赴岸，较商运简捷。不论资本多寡，皆可量力运行，去来自便”。
　　票盐制虽然保留了各种盐引的手续，如“行盐”等等旧规，但盐票可以“越界竞争”，“官督商销” (《清史稿・食货志》)，该政策实行以后，盐价“暴跌”，“楚西各岸，盐价骤贱，民众为之欢声雷动。”显见的效果是“打压盐价”，作为“庄家”的大户盐商纷纷“崩盘”。
　　当时各种著作之中都曾记载过此次“盐改”的台前幕后――“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既掠之于商”(梁启超:《淮盐平议》)、“由是群(盐)商大困”、“盐商顿变贫户”。
　　盐商们交不起朝廷规定的重税，又没生意可做，于是家产被“抄”;屋舍园林，一律“罚没”;家族子孙，流离失所，甚至外出乞讨。“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红楼梦》语)，正是当时十分真实的写照。
　　
　　“盐帮”的变迁
　　事实上，由于盐是一种特殊商品，其生产、运输、流通过程管理并不复杂，所以盐引本是一种“隐性国债”。道光“自毁长城”，“盐改”的结果最终导致了官盐的没落，此后“代之而起”的是私盐与盐帮的兴盛。
　　由于盐商不等于官商，但盐商手中的盐票，出路却成了一个大问题，一个变通后的思路就是，盐票中最重要的功能主要是“通关”的功能，这令盐引逐渐“转”为民间帮会也可以任意签发的，从而是更低成本的“路引”――道咸盐改，指使库银与财政几近枯竭，政治动摇，“两淮私盐大盛”，一直隐藏着这一从来不曾见之于文字的历史事实。
　　到了光绪一朝，盐业基本上已经不能算是“商业”，几乎完全“黑社会化”，谁手上有“枪杆子”，谁出可以“出单”，谁可以“出单”，谁就有了“花不完的钱”。
　　我们今天从相关历史记载中所看到的“纲改票”的真相，与真实的“纲改票”，在内容方面其实相距甚远。在中国商帮的历史上，能在残酷斗争中活下来，而且能够“击垮对手”的组织，往往都不是一般的商业组织，而是金融组织，或是大大小小的“黑社会组织”。各大“盐号”里的“盐枭”，多是江湖帮会的“长老”，属于青帮洪门;地方军阀，时有参与;帮众(相当于企业员工)则是“小喽”，他们“形似乞丐”，行走江湖，凭着盐票寻租，由此“实力”大增。
　　
　　“得盐利者得天下”
　　盐票的毁灭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进口的私盐逐渐进入市场，于是风行数千年的盐政终于走向末路穷途。
　　传统的私盐只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不纳任何饷课，逃避所有掣查”的产地盐;另一种即所谓“越界私盐”，也就是不按官方的指定地点(称“岸”)进出到异地市场所销售的盐。
　　事实上，数千年来，早自官家实行“盐业专卖”的那一刻起私盐就出现了。历朝历代，概莫能外。虽然官府“三令五申”，禁止私盐，违者罪至极刑，仍难以解决。但真正令官盐全线“瓦解”的最终还是因为盐价大跌，官盐无利可图，私盐有利可图。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分析，其实清政权的衰落，恰恰是由于“盐改”亏空了“中央财政”，正所谓“得盐利者得天下”;“杀鸡取卵，非不得卵，明年无卵;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
　　两淮盐业，特别是盐引和盐票，本是封建政权最重要的“财政来源”，没有盐引，清政权就“无钱可用”，坐吃山空，赤字累累，债台高筑，那么距离垮台也就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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