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空心化新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蒋志敏　李孟刚

　　本文首先对已有的产业空心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重新对产业空心化进行了界定。然后,针对中国产业安全现状，指出中国面临的技术空心化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思路。
　　
　　产业空心化首先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此后，便开始以不断变换的形态，困扰卷入经济一体化潮流的世界各国家，不仅是发达国家，就连发展中国家也难幸免。产业空心化之所以广受关注，源于它很容易导致产业在某种要素或产品方面依赖外部市场，使得一国产业暂时或永远失去市场势力和控制力，产业安全度大大降低。由此可能引发的后果是多方面的，竞争力下降，失业增加，对外依存度增加，经济不安全等等。因此，各国在不同程度的受益资源全球配置效率增长的同时，也时时因传统意义上产业控制能力的缺失而岌岌可危。从这种意义上讲，产业空心化问题将越来越成为影响产业安全的一个突出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进程的加快，产业空心化问题日渐凸显。然而，我国面临的空心化问题与发达国家又不完全相同，需要正确认识，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一、产业空心化的经济思想钩沉
　　
　　当前有关产业空心化的定义，学者间尚存歧见。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对概念涵盖范围的不同理解上。
　　1982年，B．布鲁斯和B．哈里逊在《美国的脱工业化》一书中最早采用了产业空心化提法，认为产业空心化就是在一国的基础生产能力方面出现了广泛的资本撤退。
　　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在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结构性变化”过程中，产业经济的“萧条与空心是由经济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引起的” (驮田井，1996)。高野邦彦认为，产业空心化是“特定地区为基础的特定产业的衰退，新产业的发展不能弥补旧产业衰退而形成地区经济的极度萎缩”。池本清认为，产业空心化包括制造业空心化、金融空心化及服务空心化。与此不同，日本《经济白皮书》中对产业空心化的解释，则是指“由于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大而带来的国内生产、投资、雇佣等的减少势态”，其实质是指制造业的空心化。
　　我国关于产业空心化的研究较晚。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出现的产业脱节问题逐渐引起关注，以“离制造业”、“基础产业匮乏症”等为代表的空心化理论开始频见报端。
　　樊纲认为，当原有产业逐渐衰退，为了生存向后进国家转移，而新的产业还没有充分发展，补不上转移出去的缺口，就会出现所谓的“离制造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继而形成“外实中虚”、日趋萎缩的产业空心化局面。
　　梁继宗、畅士家认为，产业空心化是一国由于投资结构的失调以至产业政策错误，使国内物质生产和技术得不到充分发展，造成物质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形成国民经济基础机构的匮乏症。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李晓，他认为，产业空心化是指由于经济资源和经营要素发生了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流动，使产业结构及其变化过程严重失衡，导致国内物质生产的地位和作用相对或绝对削弱，非物质生产部门畸形膨胀，物质产品供应严重落后于需求，形成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基础“匮乏症”。
　　周振华认为，产业空心化是指“因经营资源规模的转移而发生的行业性或地区空白现象”，它意味着特定产业的崩溃和衰亡。国彦兵则认为，产业空心化是由于某产业的资源配置、有效投入、规模发展及技术人才等逐渐地从原有空间消失或转移，从而使其面临退出市场或行业竞争的状况。
　　
　　二、产业空心化涵义的辨析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现有的对产业空心化的界定，多是对现象的描述。将产业空心化的一些表现作为空心化定义，难免有失偏颇，无法涵盖新的现象、新的内容。在此，笔者尝试给出一个一般性的定义：产业空心化是指由生产要素比较劣势引致特定区域内特定产业衰亡的过程。具体而言，该定义隐含着以下几层涵义：
　　首先，产业空心化从根本上讲是生产要素的空心化，其根源在于生产要素的比较劣势，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资源等。不同要素的比较劣势，决定了产业空心化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以中国和美国为例，美国的产业空心化是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出现的制造业空心化，实际上是劳动力要素空心化;而中国的产业空心化实际上是缺乏核心技术与创新能力的技术空心化。这种情况在作为资本转出国的发达国家和作为资本转入国的发展中国家中间相当普遍。
　　其次，随着空心化程度的加深，将逐渐波及同类产业乃至上下游产业，最终导致整个产业结构的失衡。因此，产业空心化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这种区分主要是基于空心化的主体而言的。通常所说的某具体产业的空心化是狭义的空心化，比如产业转移或产业衰退;广义的产业空心化，则包括产业结构的空心化，即新产业的发展未能弥补旧产业的衰退而导致的地区经济的极度萎缩。狭义与广义的产业空心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产业结构的空心化是以某些产业优势地位的丧失为特征的。它是各个产业变动的综合效果，同时又是以单个产业部门的衰落为基础的。
　　有些文献，将产业空心化与产业结构软化等同起来。笔者认为，这是对广义产业空心化理解的偏差。产业结构软化，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二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笔者认为，这是要素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在各产业部门内部和之间合理流动和配置的经济过程。若这种要素的流动速度和规模超越了产业结构本身的内在要求和承载能力，则会导致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此时旧的产业衰退了，而相应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新产业的发展也未能弥补原有空缺，导致地区经济的极度萎缩，这才是产业空心化。因此可以说，产业空心化是产业结构软化过程的畸形发展。产业结构空心化与产业结构软化的这种内在联系，往往容易使人将二者混淆起来。但事实上，产业空心化并非必然与产业结构软化相关，某些类型的产业空心化会导致“产业结构硬化”。比如，一国产业的技术空心化，可能导致本国产业被长期锁定于低附加值的产业链低端，技术创新比重过低，而无法实现产业升级。
　　第三，产业空心化属于市场失灵。产业空心化是资源全球化配置效率提升与一国产业安全之间冲突的集中体现，是一种“新型的市场失灵”。随着竞争加剧，成本压力增加，企业出于自身成本～收益的考量，会选择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当资源跨国配置的收益增加足以弥补本国要素成本的提升，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要素转移（如资本外流、技术引进等）。但从国家层面看，无论是转入国还是转出国，都将感到岌岌可危。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传统意义的产业控制权都将不复存在，产业或多或少都在某些要素方面依赖外部市场。而一旦外部市场发生不可控的变化，且国内又缺乏相应的保护屏障，就有可能导致一国产业暂时甚至永远失去市场势力、控制力和话语权，失业增加，贸易收支恶化，严重的还将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一个国家产业系统的完备性具有强烈的外部经济效应，相反产业空心化则可能削弱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英国就是前车之鉴。19世纪中期，英国曾经依靠其“世界工厂”的地位，使其经济发展创造了历史上最高水平，同时也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但随后，英国工业资本大举对海外投资，20世纪初，英国海外投资一度超过国内投资的规模，致使英国国内出现了工业空心化。从19世纪末期开始，英国的技术进步速度明显放慢，最后被美国和德国超过，从“世界工厂”跌落为工业品进口国。从此以后的半个世纪内，伦敦虽然还保持了金融方面的领先地位，但以后也被纽约所取代，随后又被东京超过。

　　事实上，全球化不仅无法超越国家利益，同时也无法完全自动地维护国家利益和产业安全。一个要维护国家利益和产业安全的国家,必须将产业空心化纳入政府规制的范畴，利用治理“市场失灵”的手段来治理它。
　　
　　三、中国产业空心化的主要问题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产业空心化从根本上讲是要素的空心化。由于要素禀赋、环境条件不同，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产业空心化，其形成原因及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谈产业空心化问题，而要进一步分析我国产业空心化的成因、机理及特点。唯有对症下药，才能找出治理空心化的良方。
　　中国当前的产业空心化发端于技术要素的空心化，而这种技术空心化，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国内产业调整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互动的必然结果。先来看一个案例：芭比娃娃的设计商和经销商是美国企业，加工商则是中国企业。一个芭比娃娃的利润在20美金左右。然而，每生产一个芭比娃娃，中国企业只能获得35美分的加工费收入，尚不足总利润的2%。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玩具行业，几乎涉及中国所有的制造业。由于多年来侧重于以廉价劳动力、资源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接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分工，疏于独立研发能力与自主品牌的培养，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基本上只是负责一个工序的包装和组装车间，大约90％的产业价值都产生在中国之外，国内产业日趋边缘化、外围化。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为代价集聚的庞大的生产能力与极低的收益率的反差，尽显“进步的贫困”中的无奈。
　　首先，中国正处于由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逐渐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升级换代的进程。低技术产业、中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同时发展，许多高新产业从无到有，原本就缺乏相应的技术，这是一种绝对的技术真空状态。尤其是制造企业，在发展形态上大多还处于“橄榄型”阶段，企业发展仍沿着技术开发～生产～市场营销的结构无限膨胀，并将核心放在生产上。很少有企业放在先进的“哑铃型”发展结构状态，即研发、市场投入大，生产投入小。我国R&D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1.1%，而世界平均水平为GDP的2.5%。近十年来，中国制造业的许多领域中科技水平与世界水平之间的技术鸿沟并没有缩小，相反是越来越大了。
　　其次，自1992年以来，跨国公司着眼于自身战略调整的需要，开始持续地向中国转移其制造业。但与传统投资方式不同的是，跨国公司日益采取国际一体化的战略，往往只将部分低效益、低附加值的产业环节转移到我国，而在本国集中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环节，旨在维护其在世界产业链的“中心”地位，实现对我国产业的控制。因此，它们在中国的投资大多是最终成品的装配线，且装配线的自动化程度较高，对工人的初始技能要求较低，中方获取完整的生产技术非常困难。合资中方落后的技术水平和人员素质会形成对外方技术的高度依赖，同时降低了中方“干中学”的效率。谢洁（1998）用国产化程度衡量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技术扩散，通过对上海浦东新区80家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工业企业调查发现，77.5%的企业处于浅度国产化阶段，即制成品的关键性中间投入品尚未实现国产化。我们所期望实现的，深度国产化状态，即制成品的关键性中间投入品实现国产化，只占16.25%，而实现产品或技术创新的企业则更是少之又少，仅达到总数的6.25%。这表明中方并没有掌握产品的核心技术。引进外资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浦东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就更不必说了。不仅如此，现阶段国内企业特别是生产中间产品、资本品的企业，生产设备老化，在产品的性能、质量和多样化方面与跨国公司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在跨国公司以优质产品迅速占领中国市场的战略目标下，国内企业甚至很难成为跨国公司的配套厂家。从而促使空心化沿着产业链方向传播，并逐渐形成整个产业链技术空心化的局面。
　　再次，现有地方与中央利益的博弈机制,也大大分解了买方的谈判实力。各地为了争相上项目、引进外资，过于注重短期的盈利目标，而在获取外方核心技术方面缺乏应有的动力和动机。可以说，以地方政府利益为背景的过度竞争，也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产业引进外资过程中的技术空心化。
　　此外，由于大量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及设备,主要集中于新兴现代工业部门，而非传统产业部门的改造，因此在极大提升现代产业部门能级的同时，却也进一步拉大了两部门之间的差距。而在开放市场背景下，与国外先进的技术、迅速进入国内的巨大资金供应以及巨大的市场相比，相对的技术落差更为显著。尽管总的来讲，我国的技术是进步了，但是相对的落差却越来越大，技术空心化矛盾也由此被推到了空前的高度。在强有力竞争压力下，国内企业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新产业难以发展。同时，由于不注重技术创新，传统行业也衰退的更快。外资品牌通过委托加工可以控制中国上游企业、截断中国企业的下游渠道，使中国企业原本没有品牌影响力的产品市场逐渐萎缩。近10年来，随着外国产品的大量进入，接近70%的中国传统品牌消失了。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取得了巨大竞争优势，创造出市场占有率神话。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比较优势也逐渐开始衰减。虽然美国、日本、韩国、墨西哥的制造业人均工资水平分别是我国的47.8倍、29.9倍、12.9倍、7.8倍，但是，如果将劳动生产率因素考虑在内，这些国家单位产品的工资成本只是我国的1.3倍、1.2倍、0.8倍、0.7倍，且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还大大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990～2002年期间，美国、日本、欧盟劳动生产效率分别提高了3.75倍、3.2倍、3.1倍，而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仅提高了2.34倍。而发韧于2005年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又进一步提高了国内产业的平均成本。
　　劳动力要素的空心化已初露端倪。首先，原有跨国公司重新进行战略部署，会逐渐将低技术、低附加值和批量生产的项目继续转移到劳动力等资源更丰富、价格更低廉的国家和地区;第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频繁找麻烦的同时，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在“扎堆”发难。在对中国企业发起反倾销的国家构成中，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已经由20世纪80年代的不到3%，快速上升到了40%，直追欧美发达国家。为规避不断提高的国内生产成本和国际贸易壁垒，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开始转战国外，进一步加剧了国内产业的空心化。
　　
　　结语
　　
　　产业空心化属于“新型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加以政策引导。但产业空心化在生产要素空心化阶段很容易被忽视，待发展到相关产业、上下游产业甚至产业结构空心化时，才开始为人关注。此时，由于对有限资源的竞争所产生的产业选择上的路径依赖已经形成，治理产业空心化的成本要高得多。因此，我们必须关注最有可能带来严重危害的风险，明晰要素的比较优势与劣势，通过改变产业主体的成本～收益函数，尽可能早地、以尽可能小的成本扭转局面，这才是治理产业空心化的釜底抽薪之举。比如，为应对技术空心化，改针对所有制类型的税收优惠为针对技术创新的鼓励政策，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成本；对外资转让技术实行税收抵免；根据行业差异征收不同的工薪税来建立培训基金，提高跨国公司对职业培训的资金贡献;根据行业的区别，硬性规定产品的当地成份要求，以及严格的外汇自主平衡，促使跨国公司将其中间品的海外供应商转移到国内；充分引入卖方竞争，以便我们获得核心技术等等。
　　产业的空心化决定了我们的产业在面临外部环境变化时，将会显得格外脆弱。而当面临越来越难以掌控的外部环境，尚处于产业“外围”地位的中国，能否在劳动力优势尚存时，摆脱技术空心化的阴影，直接决定着中国产业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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