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属性与审计师的决策反应:一项理论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陈小林

　　【摘要】 根据盈余管理动机及其后果的不同,盈余管理可以划分为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两类不同属性的盈余管理对会计盈余造成的不确定性程度不同,审计师面临的潜在错报风险也不同。审计师进行审计意见决策时应考虑这一特殊性,针对不同属性的盈余管理选择相应的审计意见类型。
　　【关键词】 盈余管理属性;异质风险;审计决策
　　
　　一、盈余管理与盈余管理属性
　　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是管理层使用个人的一些判断和观点,对会计报告盈余进行策略性的调整 ( Watts和Zimmerman,1990),使其达到期望的盈余水平而非企业真实盈余(Goel和Thakor,2003),以影响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理解或者以报告盈余为基础的合约(Healy和Wahlen,1999)。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既可向投资者传递决策有用信息,也可达到以报告盈余为基础的契约要求,甚至还可误导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影响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盈余管理属性(earnings management attribute )是指某类盈余管理本质上所具有的内在特性。公司管理层操控应计额进行盈余管理,或者是出于机会主义动机(Christie和Zimmernan,1994),或者是传递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价值相关性信息(Healy和Palepu,1993)。故盈余管理属性可以划分两类: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
　　(一)机会主义盈余管理
　　Healy和Wahlen(1999)归纳了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类型并进行了全面的综述,包括:基于管理层收购、股票发行、股权激励、内部人交易等资本市场动机的盈余管理;基于满足薪酬契约和债务契约的契约动机盈余管理;基于规避政府行业监管和反托拉斯监管的监管动机盈余管理。就资本市场动机来说,在管理层收购前,为了降低收购成本,管理层将进行调低利润的盈余管理,公司出现负的可操控应计额(Perry和Williams,1994)。在股票发行前,为了提高发行价格,公司进行增加利润的盈余管理(Teoh等,1998)。就契约动机来说,Healy(1985)发现,管理层通过操控流动性应计额以实现其红利最大化,当利润预期处于红利计划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时,管理层进行增加利润的盈余管理,预期盈余高于红利计划上限或显著低于下限时,管理层把当期利润转移到下期,实现多期红利的最大化。Pourciau(1993)、DeFond和Park(1997)还发现,管理层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而进行增加利润的盈余管理。DeAangelo等(1994)发现,公司采取改变会计方法进行盈余管理避免违反股利约束条件;DeFond和Jiambalvo(1994)发现公司为了避免违反利息保障倍数、权益负债率等债务契约而进行盈余管理;Sweeney(1994)也发现了公司为了避免违反贷款合约进行的盈余管理。就监管动机来说,Petroni(1992)发现保险业存在为规避行业监管而进行的盈余管理;Jones(1991)发现为了保证申请进口减免顺利获批,公司也在申请年度进行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我国也有不少文献表明,上市公司存在为了“保牌”和“配股”而进行相应的盈余管理(陈小悦等,2000;王亚平,吴联生和白云霞,2005)。可见,公司为了实现各种特定目的而进行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在不同程度地存在。
　　(二)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
　　当盈余管理能传递价值相关性信息时,有助于投资者作出正确决策,优化资源配置,此类盈余管理可称之为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利润平滑是一种典型而普遍的盈余管理(Ronen和Sadan,1981;Graham,Harvey和Rajgopal,2005)。Barnea、Ronen和Sadan(1976)指出利润平滑是一种信息传递机制(signaling device)。Dye(1988)也利用重迭代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需要利用利润平滑向潜在的投资者传递公司价值的信息。Goel和Thakor(2003)建立的理论分析模型也解释了公司进行利润平滑是为了减少感知中的盈余波动(Perceived volatility),从而抑制了投机者搜寻私人信息影响股东买卖股票的流动性。经验证据中,Subramanyam(1996)发现股票回报率与同期的可操控应计额成正相关;Hunt、Moyer和Shevlin(2000)也发现利润平滑增强了同期盈余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由于Subramanyam(1996)、Hunt、Moyer和Shevlin(2000)等研究的是同期应计额(盈余)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而应计额应该反应的是企业未来的盈余和现金流信息。因此,Tucker和Zarowin(2005)采用Collins等(1994)的方法,也检验了利润平滑对盈余信息含量的影响。他们发现收入增加的利润平滑确实能够“抓住”未来的盈余和现金流信息,未来盈余反应系数(FERC)在利润平滑大的公司更高。这些证据都一致说明,有一类盈余管理能够传递价值相关性信息,改进投资者的决策,属于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
　　
　　二、盈余管理属性与审计师的异质风险
　　审计师作为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Jensen和Meckling,1976),是对公司盈余管理进行监督和控制的重要力量。审计师对财务报告的审计过程其实就是对被审计单位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侦查和纠正的过程,超过审计师所能承受的错报风险的盈余管理,将可能导致审计师出具非标准意见。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增加了会计盈余的不确定性,审计师面临的重大错报风险增加。但会计盈余的不确定性,既可能是管理层的主观判断和动机,也可能是管理层对未来的预期(Francis 和Krishnan,1999),两类不同属性的不确定性,对审计师形成的重大错报风险不同。
　　如果是基于管理层的主观判断或者各种机会主义动机所进行的盈余管理形成的应计额,无法与未来盈余和现金流相联系,未来无法带来经济利益流入,降低了盈余的信息含量。一些在IPO过程中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IPO后业绩大幅下滑(李东平,2005),其根本原因在于IPO时表现出来的业绩是通过人为操控的应计额所形成的,这些应计额与未来的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无关,无法实现经济利益流入;IPO后一旦不再进行类似的盈余管理,人为操控的应计额下降,没有了操控应计额的支持,公司的真实业绩也就显现出来,报表业绩表现为下滑。因此,机会主义盈余管理降低了盈余的信息含量,不利于投资者正确判断公司未来的经营前景和投资价值,误导投资者决策,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容易导致财务报表出现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师来说,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是一种高风险的盈余管理。
　　如果是基于管理层对未来预期所进行的盈余管理形成的应计额,是能够传递价值相关性信息的,反映了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和经济利益的流入预期,属于能够实现的应计额,不确定性程度较低。这种类型的盈余管理,管理层一般通过选择会计方法或利用应计项目等方式进行操控,向财务报表使用者传递企业未来增长前景的好消息。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导致财务报表潜在错报风险的概率更低,对审计师来说,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属于低风险的盈余管理。
　　总之,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形成的应计额不确定性程度高,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形成的应计额不确定性程度低。审计师面对不同属性的盈余管理,即使在金额一致时,其面对的风险也不同。这就意味着,属性代表了异质风险,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意味着高风险;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意味着低风险。

　　
　　三、盈余管理属性与审计师的决策
　　审计师对公司盈余管理的侦查和辨别,及其所采取的审计意见决策行为,是一个系统的职业判断过程。盈余管理的存在,增加了公司的错报风险,不确定性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审计师为了补偿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应降低发表非标准意见的可容忍错报水平。据此分析,存在盈余管理的公司更可能收到非标准意见。而盈余管理主要是通过调节会计应计额来使报告盈余达到理想水平。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会计应计额越高①。尽管会计应计额可比经营现金流量为投资者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Subramanyam,1996)。但会计应计额相对经营现金流量来说,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因为管理层的对会计政策选择的操纵(Dechow,Sloan和Sweeney,1996);另一方面是因为管理层主观上对未来经营结果的估计存在潜在的估值偏差。因此,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会计应计额越高,风险越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大,Francis和Krishnan(1999)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审计师的谨慎性。审计师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审计失败造成潜在的诉讼损失,面对风险时,往往表现出谨慎性,Davis和Ashton(1997)、Hackenbrack和Nelson(1996)和Kinney和Nelson(1996)都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证据。
　　审计师能够影响公司管理层对会计方法的选择(Antle和Nalebuff,1991;Dye,1991;Gibbins等,2001),进而影响盈余管理的频率和幅度。早期,Hirst(1994)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研究审计师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敏感性,发现审计师对增加收入的盈余管理(income-increasing)和减少收入的盈余管理(income-decreasing)的反应不同。原因在于收入增加的盈余管理带来的诉讼风险更高,相应的诉讼成本也大,出于谨慎性考虑,审计师在收入增加的盈余管理上表现得更为谨慎。Francis和Krishnan(1999)选择了资产可实现性和持续经营存在不确定性的2 608个样本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控制了公司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变量后,发现,会计应计额越高的公司,审计师越可能针对其资产实现的不确定性和持续经营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对应计额表现出应有的谨慎,而且审计师对增加收入的会计应计额表现出更高的谨慎性,具有增加收入的会计应计额的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可能性比具有收入减少的会计应计额的公司高。这些研究说明,审计师在盈余管理上的确实存在谨慎性表现,为盈余管理的潜在风险出具非标准意见,而且针对风险不同的应计额,审计师的谨慎性不同。
　　正如前述,盈余管理按属性划分为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两类不同属性的盈余管理,其潜在错报风险不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潜在错报风险更高,而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的错报风险更低。因此,审计师在作出审计意见决策时,不能简单地按审计计划时确定的单一重要性水平进行决策,而要判断被审计单位所存在的盈余管理究竟是属于哪类盈余管理,风险有多高,根据其隐含的潜在错报风险的高低,再重新修正重要性水平。对于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因其带来的潜在错报风险高,可容忍错报更低,可以确定更低的重要性水平;相反,如果是属于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因其潜在错报风险更低,可容忍错报更大,可以确定相对更高的重要性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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