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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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瑞英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迅速扩大,不同经济区之间的金融发展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以浙江各区域为分析对象,将浙江省分为临上海经济区、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利用金融相关比率、贷款存款比和泰尔指数等分析了浙江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并找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就实现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区域金融;金融发展;泰尔指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10-0032-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10.06
近年来,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呈现非均衡状态。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7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东部地区聚集了全部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部和30%的城市商业银行及城市信用社,金融机构数目的39%、金融从业人员的44%和金融资产总额的64%分布在东部;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金融从业人员和金融资产分别仅占全国总量的27%、23%和15%①。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与枢纽,过大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必然会加剧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区域协调可持续战略的实施形成巨大障碍,而作为中国大区域一部分的浙江区域也存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问题。本文基于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浙江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状况进行分析,探讨造成金融发展差异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浙江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分析
(一)研究区域的界定
区域是一个相对性很强的概念,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区域有不同的界定方法。正如E.M.Hoov’er所说,“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②。为了对浙江省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有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认识,根据浙江省“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地理位置、人口素质、自然环境等综合因素,浙江省可划分为临上海经济区(包括杭州、宁波、绍兴、舟山、湖州和嘉兴)、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三个区域[1]。
(二)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度量
1.金融发展的度量
一是金融相关比率。该指标衡量的是金融发展规模,由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的研究中提出,表示经济金融化程度,用以反映经济金融化程度的高低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计算公式为:FIR=(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贷款)/GDP,其中FIR表示金融相关比率,GDP为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
二是贷款存款比。该指标衡量的是一个地区金融发展的效率,它描述的实际是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
三是人均保费收入。该指标衡量的是一个地区金融发展的结构,事实上还应有股票筹资额来衡量金融结构的合理性,但由于该数据未找到,故只用了人均保费收入指标[2]。
2.地区差异的度量
目前还没有专门度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指标,为了反映各经济区之间及经济区内部的区域金融增长的差异程度,以及总差异中有多大份额是由临上海经济区、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的区间差异产生的,有多大份额是由经济区内部差异产生的,本文借用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中的泰尔指数来度量区域金融差异。利用泰尔指数的时间序列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年份差异变化的动态过程[3]。
1967年,泰尔运用信息理论提出一个可以按照加法分解的不平等系数,该系数可以满足达尔顿-庇古(Dalton-Pigou)转移原理、收入零均质性和人口规模独立性等特点,计算公式为:
式中:T为Theil系数,测度区域总体差异;Fi为第i个区域的存贷款余额;Pi为第i个区域的人口;F为浙江省的存贷款余额;P为浙江省的总人口。
如果把总区域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组,利用对Theil系数进行分解,可以进一步分析群体差异、区际差异及其对区域总体差异的影响。设A、B、C分别代表临上海经济区、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TA、TB和TC为临上海经济区、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的泰尔指数;FA、FB和FC分别为临上海经济区、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的存贷款余额;PA、PB和PC分别为临上海经济区、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的人口,于是有:
根据泰尔指数的可加分解特性,泰尔指数可按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进行分解,即总体差异等于区域内差异加上区域间差异。三大区域间差异可写为:
泰尔指数的大小表明所考察范围内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性的大小,取值范围为0～1,T越大,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越大;反之,T越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越小[4]。
(三)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统计描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浙江省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也得到了迅猛发展。1996―2008年,金融相关比率从142.87%上升至303.16%,但浙江各经济区之间的金融发展是不平衡的。
1.金融相关比率
从图1可看出,近年来,浙江各经济区的金融相关比率在逐步上升,即处在金融深化状态中,但地区不平衡,特别是2003年以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临上海经济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2003年前与全省金融发展规模的旗鼓相当,2003年后临上海经济区的金融发展规模超过了全省金融发展规模;2006年以前金衢丽经济区的金融相关比率高于温台经济区,2006年以后温台经济区的金融相关比率超过了金衢丽经济区的。这说明临上海经济区经济发展快,储蓄能力强,资源利用率高,投资回报大,由于资金的趋利性致使资金流入,激活了临上海经济区的经济发展。
2.贷款存款比
从图2可看出,浙江省各区域与全省一样,贷款存款比都小于1,呈上升趋势。2004年之前,各地区贷款存款比先下降后上升,差距缩小;2004年之后,各地区贷款存款比的差距又逐步拉大,但相差不大。这说明储蓄没有完全地转化为贷款,资金未被充分利用,但2004年之后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效率提高了。
3.人均保费收入
从2008年人均保费收入结构可知,临上海经济区、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分别占42%、24%和34%,温台经济区的人均保费收入明显落后,相当于临上海经济区的4/7,金衢丽经济区的人均保费收入相当于临上海经济区的4/5,保险市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
(四)泰尔指数测度下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
图4显示,浙江省存款、贷款和存贷款余额的泰尔指数呈上升趋势,2003年和2006年是拐点,2003年前泰尔指数波动幅度小,2003―2006年的泰尔指数波动幅度增大,泰尔指数先上升后下降,2006年后的泰尔指数又上升,表明浙江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2003年以前比较小,之后呈扩大趋势。
表1显示,浙江省金融机构存贷款资源分布的总体差异呈上升趋势,1999年以前区域间的差异大于区域内的差异;1999年后区域间的差异小于区域内的差异。从三大区域看,临上海经济区的差异大于其他地区的差异,温台经济区的差异最小。动态地看,区域内的差异呈上升趋势,区域间的差异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临上海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的差异呈上升趋势,温台经济区的差异呈缓慢下降趋势。
在考察的1996―2008年内,1999年以前,区域间的差异对泰尔指数的贡献超过了区域内的差异,2000―2006年区域内的差异对泰尔指数的贡献大于区域间的差异,2007年后区域间的差异对泰尔指数的贡献又超过了区域内的差异,表明浙江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呈动态的变化。
二、浙江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浙江省金融发展不断增长,但各区域的金融发展存在差异:临上海经济区的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比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的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得快;区域内和区域间的金融差异总体上表现得比较平稳,泰尔指数值基本上保持在0.1以下,区域间与区域内的金融差异之间出现了收敛趋势,朝趋同方向发展。通过分析造成浙江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地理区位对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
临上海经济区拥有有利的自然条件,交通运输条件、经济社会基础、产业结构特点、投入产出效果和自然增长能力等都较好,区位优势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临上海经济区原有的对外开放和内河通道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潜能得到了发挥,在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对外贸易等方面占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使这一区域获得了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都难以获得的附加利益,促进了本来基础较好,投资收益较高的临上海经济区加速发展。
(二)经济发展差异对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
经济决定金融,浙江省各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产生了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差异,从而形成了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区域金融规模以及与区域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金融结构。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增长,经济主体不仅会扩大对原有金融服务的需求,而且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作为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回应,区域金融机构、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都会随之扩张和发展。不仅如此,由于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存在固定的进入费用,在人均收人和人均财富很低时,大多数经济主体往往无力支付固定的进人费,因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发展也极为缓慢。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能够支付固定进入费的人越来越多,因而利用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也意味着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不断发展。
(三)政府行为对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
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政府的区域金融政策不同,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就存在差异。由于国家向东部及沿海地区实行倾斜的差别性税收政策,促进了临上海经济区和温台经济区的经济发展的同时,间接地使临上海经济区和温台经济区对金衢丽经济区信用资金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和吸引力,使金衢丽经济区的资金更趋紧张。由于浙江省不同地区经济景气存在差异,各地发展的不同步性仍十分明显。因而国家实施“一刀切”的资金调控政策时,往往使金衢丽经济区受经济紧缩的影响大于临上海经济区和温台经济区,恢复和重新进入繁荣阶段的能力也弱于临上海经济区和温台经济区,最终造成经济区之间的金融差距越来越大。
三、浙江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对策
通过分析可知,造成浙江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是多种因素形成的,如地理区位、经济发展、制度因素等,为了缩小差异,实现浙江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政府在与中央政府宏观按目标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对促进区域金融协调发展应有所作为。政府干预金融必须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度”,不切实际的金融扩张不仅不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反而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极大危害,政府干预区域金融最佳方式在于要为区域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培养区域金融发展的内生机制。
一是大力发展地区经济,给金融资源的发展和丰富提供良好的环境;二是政府根据区域和谐发展的要求和经济周期规律,引导资金合理流向[5];在政策施行上要对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有所倾斜,实行适合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实际情况的金融政策,尽量避免“一刀切”的政策手段;三是要大力丰富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的金融资源,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保险市场、货币市场等;四是要大力发展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的金融机构。在金融系统中,金融机构作为整个系统中的“微循环”不仅遍布于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网络之中,还支持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五是采取有效措施,缩小临上海经济区和经济区内的金融发展差异,使这两经济区的金融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立人,刘卫.浙江省经济区划的综合性分析与协调发展研究[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5):74-78.
[2]王修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比较[J].经济地理,2007(2):183-186.
[3]张慧芳,王言峰.区域增长格局和地区差距的实证分析:以陕西为例[J].经济地理,2009(4):567-571.
[4]郑长德.中国区域金融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34-36.
[5]古学彬,孙丽霞,方茂扬.广东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基于珠三角与粤西地区比较[J].南方金融,2009(4):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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