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价值管理视角的管理会计实证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肖 曼

　　一、文献简介与基本结构
　　
　　(一)文献简介ChristopherD．1ttner和David F．Larcker的《评价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一个基于价值的管理视角》(Assessing crop-irieal research in managerial accounting：a value-based managementperspective，以下简称《研究》)一文发表于2001年的《会计学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Accounting and Economics)。《研究》使用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框架，对管理会计中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缜密的回顾，将过去数十年内管理会计的各种杰出研究整合成一个完整构架。《研究》荟萃了许多近期研究的共识，同时也确认了其中存在的差距和矛盾，进而通过讨论普遍的方法和经济计量问题，提出对未来的管理会计研究的有效建议。
　　(二)文献基本结构《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简要介绍基于价值的管理分析框架(VBM)及选择该框架的理由；第二部分概述了用来引导全文观点的简单VBM框架，并且讨论该框架与其他管理会计文献中的概念模型和经济理论的联系；第三部分是对管理会计实证研究的全面评估；第四部分批判性地回顾了VBM框架进程中的每一步研究并且确定了潜在的研究课题；第五部分讨论了未来管理会计实证中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观点；第六部分是文章的结论。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基于价值管理的分析框架价值管理框架(vBM框架)以过去管理会计的实务为基础，明确提出为股东创造出色的长期价值为管理目标，意在为衡量和管理企业提供一个综合框架(Dixon和Hedhy，1993；Copeland等，1996；Kpmg Consulting，1999；Black等，1998)。尽管VBM框架随企业不同而有所变化，但通常包括以下六个基本步骤。包括：选择能提高股东价值的具体内部目标；选择与赢得既选目标相一致的战略和组织设计；在既定组织战略和组织设计下，确认能在经营中创造价值的特定业绩变量(或“价值动因”)；在以价值动因分析确认不同优先级的基础之上，制定行动计划，选择业绩计量指标，设定针对性目标；评价行动计划是否成功实施，并执行组织和管理业绩评价；根据目前结果，及时评价组织内部目标、战略、计划和控制系统的有效性，并在必要时加以修改。
　　以上简明有序的VBM框架和所有其他组织设计框架一样，是对实务中复杂的相互依赖性、同时选择(simuhaneous Choices)和反馈循环的一个抽象总结。可是，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机制，以将管理会计中的实证研究加以分类(这些研究通常具有相似的逻辑顺序)，并评价这些研究对规范性的VBM框架中所讨论的各种关系的支持程度。更重要的是，该框架蕴含了权变理论、代理模型(Baiman，1990；Lanbert，2001)和经济学基础的组织设计框架(Bricklcy等，1997；Milgrom和Roberts，1992；Jensen，1998)所强调的诸般联系。《研究》以该框架为基础，对西方管理会计领域价值管理的经验文献进行了回顾与评论。
　　(二)管理会计实证研究的观察在回顾前人研究时，存在着一些显著的特点，包括实务导向特性、研究范围迎合最新管理方向的程度、以及研究者所采用样本的多样性、研究方法和理论依据。其中：最显著的是随着实务的改变而变动(尽管有些滞后)的研究范围。将研究焦点聚集在前沿课题有利有弊。一方面，导致一系列的文章产生，更能迎合实务人员的需求，并覆盖了当代管理会计教科书的大部分内容。这种吻合是必要的，有助于克服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管理会计研究不再与管理活动相关，并且不再反映管理者们关心的问题的缺陷。而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管理会计领域的追风特性。许多文章的产生完全是在商业压力下引人注目的某一特定话题推动的，而很少致力于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的实践或研究。尽管以前的热门话题还没有完全研究透彻，但这些课题也会随着下一波管理会计创新的出现而逐渐不再受重视。
　　造成管理会计研究成果变得难以推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研究者使用的样本、研究手段和理论的多样性。许多因素构成这种多样性，其中主要是激发管理会计研究进行的理论学科的差异性。不同于资本市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建立在金融经济理论上，管理会计研究涉及许多不同的学科，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营研究。涉及这些不同的学科一部分是因为大多数实证会计研究是由北美之外的地区推动的。相比来自北美的经济导向的重点杂志的文献资料，《研究》更多地注意那些来自于行为导向的欧洲会计杂志、组织机构和社会机构的文献。另外一个导致多样性的原因是管理会计研究缺乏公开可得的数据。相对于财务会计和管理层薪金研究能够从财务报告，公司披露和如Compustat、CRSP、ExectmomD和I／B／E／S这样的数据库获得研究数据，管理会计实务的公共信息和可用的数据很少能用来研究。所以，研究者必须使用工具进行社会调查(而这些调查结果每次往往都有一些差别)。宽广的数据收集渠道能使管理会计研究避免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偶然事件上，当研究者们被可利用的公共数据局限时，就可能会犯错误。然而，样本的多样性导致很难进行研究结果的比较、研究出先进的成果或者对结果的大概范围进行估计。
　　(三)实证研究回顾作者分类并概括一系列不同的管理会计研究成果。并以自己的观点来评价管理会计研究。
　　一是组织目标的选择。管理会计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认为管理会计的最终目标是为实现组织目标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控制机制。然而，具体组织目标的选择却被摒弃在管理会计的传统研究范围之外。这种状况已随VBM方法的出现而改变。许多VBM的支持者主张一个组织的主要目标必须用“经济价值”指标(如经济增加值(EVA)、投资现金流量回报(cFROI)等)来表述，才能将内部目标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很好地契合(copeland等，1996；Stern等，1995；KPMGConsulting，1999)。该观点的理论基础是认为经济价值指标的变动比传统会计指标更能反映股东价值的变动，因而在目标设定、资本预算和薪酬计划(stern等，1995)中可以取代会计指标。Anctil(1996)、Rogerson(1997)、Reichelstein(1997)等的分析性研究显示了只有使用如EVA等基于剩余收益的指标作为组织的根本目标．才能保证实现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的相一致性。该领域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经济增加值等剩余收益指标是否比传统的会计指标更与公司价值相关；其二，使用以经济增加值等剩余收益指标的企业是否比其他企业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Milunovich、Tseui(1996)以及Lehn、Makhija(1997)对市场指标

与EVA相关关系研究的简单单变量检验发现，相对于会计回报、自由现金流量等传统指标，EVA指标与市场价值增量更相关。O’Byrne(1996)和Chen、Dodd(1997)的研究进一步发现，EVA指标或修正的EVA指标在解释股票回报时比会计盈余优越。可是，也存在一些不一致的证据。例如，Chan和Dodd(1997)、Biddh等(1997)发现EVA指标的解释能力远较其倡议者的推断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经济价值指标与股票报酬有更强的统计关系，也不能下结论说它对于管理计划与控制更可取。例如，qesdal(1981)和Paul(1992)的分析研究显示，对于评估企业价值有用的信息系统未必适用于评价管理者业绩。对前述研究的最大限制是对经济附加值的公开可得数据的使用，目前为止的研究也重点关注经济附加值，或者其他净收入基础经济价值方法的价值相关性。对于为会计和控制目的而采用经济价值指标作为主要目标的组织是否能取得出色的业绩，经验证据至今无法为上述问题提供确定性答案。
　　二是战略制定和组织设计选择。VBM进程的第二步是选择具体的战略和设计组织结构以实现之前选择的公司目标。该步骤与许多经济学基础的组织设计框架和分析模型相吻合。该领域的研究也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如何定义公司的战略；如何根据公司战略设计合理的组织结构。作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实证研究中的战略效果的计量上，回顾组织结构设计方面的研究。管理会计文献通常在既定的战略下考查战略选择与组织的会计及控制系统设计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常常将战略计量成从“防御”、“收获”或“成本领先”战略到“勘探”、“建设”或“创新”战略的一个连续系统(Dent，1990；Langfield，1997)。“防御”、“收获”或“成本领先”战略强调在狭窄的产品范围内努力成为一个低成本制造商，而“勘探”、“建设”或“创新”战略则强调利用一系列创新产品或服务努力成为市场开拓第一人。尽管这个简单的连续系统是组织战略一个有用的指示器，但是，它却忽略了战略选择的多维性质。例如，战略研究者认为存在严格的成本领先和严格的创新战略之外的其他战略，如提供比竞争者更高质量的产品、利用形象细分产品、出色的客户服务等(Miles~Snow．1978；Poaer，1985)。在管理会计研究中另外一个被广泛用来衡量战略的变量是“感知的环境不确定性”(Perceived EnvironmentalUncertainty，PEU)。有研究显示，竞争不确定性与环境不确定性是相联系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勘探”企业比采用成本领先或“防御”战略的企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Fisher，1995)。然而，使用不确定环境探知方法作为一种度量战略的代替方法有一些问题。
　　除了将重点放在公司或业务单元的战略上，也有一些研究考查较低层次的经营战略，如适时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弹性制造系统和全面质量管理(Daniel~lTReitsperger，1991；Banker等，1993；Young和Selto，1993；Abernethy和Lillis，1995；Ittner和Larker，1995，1997；Perera等，1997；Sim和Killougn，1998；Scott和Tiessen，1999)。与大量分析性研究(Melumad等，1992；Baiman等，1995)形成了鲜明对照，只有极少数的经验研究考查了组织设计的决定因素。大量经验研究假定组织设计选择(如非中心化、决策权分配和相互依赖性)与战略(或察知环境不确定性)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并假定组织设计与战略的适配程度对控制系统设计和企业业绩有重要影响。但检验这些观点的研究却得到了不一致的结果，设计精良、样本庞大的后继研究将为观点的证明提供宝贵的见解。改进该领域研究的关键是改进对战略的衡量方法。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测试出目标、战略和组织结构设计是否被同时决定的。一些经济理论提出这些选择应该被一同做出(Briekley等，1997a；Milgrom和Roberts。1995)，而不是像VBM框架所显示的逐步做出。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在它们的实证模型设定中，将一个或者几个决策看作是外生的自变量(女flDent，1990；Langfield-Smith，1997)。最后，在组织结构设计各种方案的决策方面需要更多的研究。管理会计理论认为这些方案是管理会计控制系统中的关键部分(如Melum-ad等．1992；Baiman等1995；Brickley等，1997a)。
　　三是价值动因的确认。代理模型指出，控制系统的目标是促使代理人的真实行动与委托人所合意行动相一致。如果委托人的最终目标是股东价值最大化，那么控制系统就应重视能增加股东回报的行动。价值管理程序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它将重点放在能增加股东价值的财务及经营“价值动因”上。确认这些动因及其相互关系，也就是确认引起成本增加或收入变动的具体行动或动因，预期会改进资源配置、绩效考评和信息系统设计。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作业成本法(ABC)；战略成本管理(sCM)；平衡计分卡(Bsc)。
　　作业成本法研究强调非产量相关指标对制造费用的预测能力(Cooper和Kaplan，1991)。该类文献主要研究增加对成本动因的理解会如何改善制造费用的分配，进而改善决策的制定。迄今为止大多数的价值动因研究已经检验了ABC关于非产量成本动因能够解释大部分间接费用成本的观点。虽然存在少数相左观点(Foster和Gupta，1990)，总的来看，这种观点得到了有效的证实。例如。Banker等(1995)、Andemon(1995)、Plait(1996)、Ittner等(1997)和Fisher、Itmer(1999)的分析发现，即使在控制了直接人工成本(产量的替代变量)之后，复杂性变量与制造成本仍然显著相关；Macarthur、Tranahan(1998)利用医院数据发现医院的复杂程度和维持这种复杂程度的制造费用水平是被同时确定的；htner等(1997)通过对众多制造指标的主成分分析发现，这些指标总体上与Cooper和Kaplan’s(1991)提出“制造费用层级结构”中的单位、批次和产品维持类别相对应。战略成本管理文献扩展了ABC的概念，除了强调制造费用的结构性动因(例如组织的规模和范围、技术水平及类型，以及产品类别战略等)之外，还强调以组织高效执行其经营活动的能力为基础的“执行性”成本动因(工作小组参与、客户和供应商关系、产品和生产过程设计等)(Porter，1985；Riley，1987；Shank~Govindarajan，1994；Shields和Young，1995)。平衡计分卡概念在成本动因分析基础上继续发展，它强调根据多维的“价值动因”――包括财务业绩、客户关系、内部经营过程以及学习和创

新――来计量业绩(Kaplan和Norton，1996)。该领域的研究通常对非财务指标是财务指标的领先指标(Leading Indicator)或未来财务业绩动因的观点进行验证。例如，Banker等(2000)，Behn、Riley(1999)和htner、Larcker(1998)的研究发现，客户满意度指标和未来会计业绩和，或现时市场价值有正相关关系，Ittner和Lareker(1998)也发现前者具有领先指标的作用。然而，客户满意度与未来业绩之间并非线性关系，在其较高水平上客户满意度的业绩效应并不明显。另外，少量研究为平衡计分卡所称“效益”提供了有限的支持。例如，Chenhall、Langfield-Smith(1998)和Ittner等(2001)报告了平衡计分卡具有中等或略高于中等程度的察知(Perceived)效益，但他们同时发现平衡计分卡薪酬计划在提升管理者对战略目标及行动的理解方面并无重大作用。
　　四是行动计划制定、计量指标选择和针对性目标设定。VBM框架的第四步是在价值动因分析的基础上制定行动计划，并选择保证行动计划成功实施的计量指标以及设定针对性目标。该步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投资项目和行动方案的选择：业绩指标的选择；业绩目标的设定。
　　在管理会计文献中，关于具体行动计划的选择问题，只有资本投资的选择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关于资本投资选择的经验研究分两类：一类(大部分研究)考察使用复杂资本预算技术的企业是否比采用较简单方法的企业有更好的业绩，如Haka(1987)发现当折现现金流量(DCF)技术在可预测环境下使用时，股东回报较高；另一类考察资本投资决策中非财务信息和外部信息的影响，如Larcker(1981)发现在战略资本预算中内部与外部信息、财务与非财务信息一般具有较高的察知重要性；Cart,Tomkin(1996)发现，“成功”企业在竞争事项、价值链分析和基本成本动因分析上投入了远较其“不太成功”的竞争对手更多的注意力，但在财务计算上却只投入了很少的注意力。相对于管理会计的其他方面，业绩指标的选择受到了较多的关注。总体上，这些研究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考察信息和控制系统特性，其结果通常支持业绩指标选择是组织竞争环境、战略和组织设计的一个函数的观点。例如，Hayes(1977)，Gordon、Narayanan(1983)，Gul、Chia(1994)，Chong(1996)和Scott,Tiessen(1999)均发现组织设计的复杂程度与业绩指标的多样性(包括财务和非财务指标)之间有正相关关系；Chenhall、Morris(1986)发现非中心化、PEU和组织内的相互依赖性与管理会计系统四种特性――范围(是否包括外部、非财务和未来导向信息)、及时性、集成性和加总水平一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Simons(1987)和Guilding(1999)发现“探勘”企业和“防御”企业对业绩计量指标的使用有很大的差别；Merchants(1984)，Duck(1992)，BrowneU、Merchant(1990)发现生产技术对预算控制系统的使用和效益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业绩指标的第二类研究主要是关注薪酬计划，这类研究主要考察业绩指标选择的决定因素和薪酬计划的业绩效应。前者如Lambert、Larcker(1987)，Sloan(1993)，Ely(1991)，Bushman等(1996)和Ianer等(1997)等发现，在CEO／执行官薪酬合约中，业绩指标选择(包括财务和非财务指标、会计和市场指标)的重要决定因素包括：企业所处行业，企业成长性，战略质量创新活动的采用程度，管理者的任期、管理者持股比例以及传统财务指标掺杂噪音的程度等；Bushman等(1995)和Keating(1997)考查业绩标准赖以计量的组织层级，他们发现部门指标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包括部门成长性、组织内的相互依赖性和部门相对于公司的规模。后者如Govindarajan、Gupta(1985)，Simons(1987)和Govindarajan(1988)显示，那些将激励计划业绩指标与前文论及的权变因素紧密结合的组织能取得较高的业绩。尽管有大量行为会计研究考查业绩目标设定，但仅有少量的实证研究分析了目标设定在行动和投资方案的选择和业绩评价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现存的研究集中在薪酬的目标达成情况上。例如，Merchant、Manzoni(1989)的研究显示，业务单元的经理们达到针对性目标的比例远远大于管理会计文献建议的标准，通过与他们交谈发现，经理们普遍认为能以较大概率达到的目标是合适的，因为这样能改善公司的报告、资源计划以及控制的效果。另一些研究考察不同类型目标的作用。例如，Murphy(1999)发现，当以前年度业绩对当前业绩的估计掺杂较多噪音时，企业在执行官薪酬计划中更可能采用外部标准替代内部标准。前面的研究一般支持了行动方案和业绩指标的选择依据组织特征变化的理论。然而，这些研究也存在若干缺陷：首先，每一个研究只调查了业绩指标的一个或少数用途，而忽略了其他可能对企业成功同等重要或更重要的潜在用途；其次，尽管有研究声称当指标系统与关键成功因素协同的时候业绩会提高(Dixon等，1990；Lingle和Schiemann，1996)，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调查业绩指标用于不同目的的一致性，或者这些指标和企业具体价值动因的吻合；第三，这些研究忽略了用于决策制定和控制的信息质量，即使信息系统特征可能影响决策质量和控制系统的激励作用。
　　五是业绩评价重估和组织目标与计划。VBM框架的最后两步包括业绩评价以及当结果与期望有差异时对组织目标、计划、战略的重估。少量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表明，正式检查和调解程序的效益性依赖于一系列环境因素。例如，Smith(1993)发现，运用投资监管系统的企业其投资的放弃率与业绩成正相关关系，而未采用投资监管系统的企业呈负相关关系；Myers等(1991)发现业绩依赖于事后审计的复杂性与企业相关变量(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资本密集程度等)的适配(Match)程度。战略控制系统研究表明，在一些环境里，确定一项战略是否如计划的那样得以执行，以及评估战略结果是否是预期的结果的正式过程．实际可能有负面的影响(Lorange,~Murphy．1984；Goold和Quinn，1993；Fiegener，1997；IttnerTfllLarcker，1997)。
　　(四)未来研究方向《研究》对西方管理会计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了以下三方面的展望：
　　一是研究动机和假说发展。为了推进管理会计研究，研究者必须将其文章的研究动机从基于商业媒体的热情上移开，而且必须说明时间和研究设置为什么从理论的立场上是有意义的。许多情况下，经济学理论不能完全解释观察到的实践活动。在发展和建议

假说时，研究者必须利用更广泛的学科。
　　二是样本选择和概念衡量。在调查某一给定研究问题时，考虑如样本规模、数据质量和数据搜集成本等问题时，研究者必须权衡数据来源的相对优势和劣势并试图尽量使劣势最小化。多种数据来源或研究方法能增强读者对结果的信心，问卷数据可以将公开可得来源产生的客观业绩数据结合起来，以增强业绩检验的可信度。同时，提倡更多地使用单个或少数组织的详细数据。不管选择怎样的数据来源，都需要在消除衡量误差上作出更多的努力。最常用的方法是，在证明了所选指标经由主成分分析是一维的且由足够高的Cronbachalpha后，对每个理论构想使用一个多指标的加权组合(见Nunnally，1967)。隐变量模型是处理衡量误差和提供构想效度(即指标是否实际衡量了它们需要衡量的东西)证据的另一个方法。
　　三是模型设定。促进管理会计研究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改善模型设定。尽管模型设定应当由需检验的理论来推动(Lufi和Shields。2000)，但是极少有研究对此加以阐述。管理会计经验研究的发展不仅要求明确此类联系，而且要求注意三类主要的计量经济学问题：内生性、同时性和函数形式。内生性。多数经验研究的一个重要局限在于预测变量(或自变量)的内生性。当结构模型中预测变量自身也是与随机误差相关的选择变量(choiceVariable)时，就产生了内生性问题。这种模型误差定会导致不一致的参数估计，并使模型解释和假设检验出现问题。内生性问题的计量经济学解决办法是采用诸如基于工具变量的二阶段(Two-Stage)程序来产生与误差项无关的预测变量。但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由于许多组织选择都是相关的，所以很难确认合适的工具变量。另一个与计量经济学方法相关的问题是。将内生变量对(假设的)外生变量进行回归。其解释力很小。尤其是工具变量估计与OLS(最小二乘法)估计具有相同方向的偏差。因此，尽管已知内生性问题的“教科书解决方法”，在管理会计研究中，工具变量估计的实际应用仍存在问题，而且可能对研究者解决内生性问题的能力产生错误的@ilt。关于管理会计及其他组织特性的同时选择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理论上，组织应当同时选择(或搭配)管理会计系统、组织设计、薪酬系统以及其他相关程序和特性(Otley，1980；Milgrom和Robefls．1995；Bfickley等，1997)。然而，以前多数研究者往往先主观选择一个被认为是内生的构念(即因变量)，然后将剩余的变量全看作外生的(即自变量)。有的研究者通过简单地假设用于识别系统的工具是足够的(即满足秩和阶数的条件)，以试图估计一个非迭代的结构模型，但大多数此类工具变量都很难是真正的外生变量。采用可检验管理会计理论模型的同时方程法．能够减轻许多由同时性产生的方程偏差。尽管从概念上讲，在横截面条件下，仅仅利用相关矩阵(或协方差矩阵)来检验因果关系是有问题的，但采用同时方程的结构模型可使研究者能够评估假设的因果模型与所观测到的数据是否一致。函数形式。管理会计理论和框架常常认为，会计与控制实务、其他组织设计选择以及业绩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和非线性。但与之相反，以前研究所用的函数形式一般都是简单的线性结构，并且自变量之间很少有交互关系。尽管线性结构解释起来很直接，但它不足以把握众多管理会计问题的复杂实质和相关业绩后果。既然理论对与管理会计实务有关的结构模型的恰当函数形式缺乏明确指导，研究者就有责任考虑各种备选设定，并从中选出与观测数据最一致的形式。
　　
　　三、《研究》的意义及启示
　　
　　(一)《研究》对西方管理会计研究领域的意义《研究》批判地回顾了现有的管理会计实证研究，并点明了这些文章的一些方法论缺点，最后为未来研究提出了建议。《研究》在一个基于价值的管理分析框架背景下进行了回顾，该框架融合了其他概念性模型，如权变理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组织设计分析框架以及平衡计分卡包含的许多概念，在支持这些模型的关联关系的同时，《研究》也强调了许多差距和不一致性。在此基础上，《研究》关注了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研究所缺少的整合，为了对内部和外部会计及控制系统的选择和业绩意义完整理解，呼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更多整合。
　　(二)我国管理会计的未来研究方向管理会计研究的对象往往是与公司内部的组织结构相关，而该类信息往往被认为属于公司的商业秘密，因此相关的法规通常并不要求公司必须予以公开披露。西方缺乏数据通常被视作管理会计研究滞后于财务会计研究的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Itmer和Wt,areker,2001；Zimmerman,2001)。西方已有文献的数据通常通过调查取得，包括研究者自己的调查或商业性机构(例如咨询公司)的调查。尽管已有许多的统计方法建立起来用于解决调查数据的偏差问题，但缺乏权威性和小样本问题仍然成为这类研究能够被广为接受的重要限制。另外，导致管理会计实证研究相对滞后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则是管理会计理论的匮乏(Zimmerman，2001)。西方现有的实证文献通常不是从理论。而是从实践出发研究许多有意义的管理会计现象，因此在理论方面基本没有太大的贡献。在西方，虽然相对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的理论发展相对薄弱，但在经济学以及管理学领域已经建立的众多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引进到管理会计领域的。
　　因此，以我国上市公司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企业行为为研究对象检验，或修正许多在西方尚未被证实的会计理论(如代理理论)应是未来我国管理会计实证研究的―个重要方向。以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为基础，建立并检验许多具有通用性的管理会计理论应是我国管理会计学者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在我国，影响企业会计行为的两个重要的制度特征是政府干预和新兴市场，这些特征对企业会计行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表明，在进行中国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时，必须考虑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在目前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领域尚未走出传统思维的背景下。选择案例研究作为突破口，不仅可以在短期内取得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而且还能为未来的实证研究提供重要的研究假设，为大样本测试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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