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位真正的高等教育学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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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二十年来，邬大光教授始终耕耘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躬身于高等教育实践。作为国内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学人，他有着广阔的研究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他立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在高等教育理念、高等教育制度、高等教育大众化、民办高等教育、高等学校贷款、高等学校教育资源整合等研究领域提出过极富创见的论说。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高等教育的理论园地、推进了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而且也为中国高等教育实践改革提供了理性思维和理论指导。
　　关键词：教育学学人　邬大光　学术研究
　　作者：李枭鹰，广西民族大学发展规划处副教授、博士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华中师大教科院读本科时，开始拜读邬大光教授的系列论著。然而，那个年代，我对他的认识是肤浅和朦胧的，除了他亮眼的名字和丰硕的学术成果外，鲜有其他成型的记忆。根源在于，当年的我还不具备理解他的学识的能力。经历5年高校工作之后的2002年，我有幸考取广西师大教育与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生，天赐机缘让我能有时间再次系统研读邬大光教授的论著，并深刻地感悟到了他的学术思脉。2005年，我幸得硕导力荐，考取了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生，正式成为邬大光教授的学生。三年来，我与邬老师频频接触，对他的认识和了解逐步从朦胧走向清晰、从片面走向全面、从散乱走向系统。今天，借《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教育学学人专栏，向更多的学子们介绍邬大光教授，希冀大家能从我的片语支言中品获邬老师学术与人生的惠藏。
　　邬大光教授1957年10月出生，辽宁锦州人，1982年本科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1988年硕士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1990年博士毕业于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作为中国第一届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生之一，邬教授于1987年师从中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潘懋元先生、研习高等教育学理论，时至今日整整二十年。二十年来，他始终耕耘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躬身于高等教育实践。他锐意开拓、勤耕不辍，业已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50余篇刊发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光明日报》等权威和核心刊物上。作为国内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学人，邬教授有着广阔的研究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推进，他立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在高等教育理念、高等教育制度、高等教育大众化、民办高等教育、高等学校贷款、高等学校教育资源整合等研究领域提出过极富创见的论说。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高等教育的理论园地、推进了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而且也为中国高等教育实践改革提供了理性思维和理论指导。
　　邬大光教授学术兴趣广泛，所关注的问题涉及高等教育的各个领域，既有思辨性的理论问题研究，也有实证性的实践问题研究，具有宏微相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为日后的高等教育理论提升或理论研究由博返约奠定了宽厚的基础和平台。对此，我们从他所指导的博士论文就可窥见一斑。近十年来，经他精心指导并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有：《论大学理想与社会现实需要的矛盾》(赵婷婷，1999)、《我国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研究》(李泽或，2000)、《民办高等教育盈利问题研究》(柯佑祥，2001)、《高等教育产业的特殊性研究》(史秋衡，2001)、《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研究》(刘铁，2003)、《中国高等院校成本行为研究》(陈上仁，2004)、《大学功能与高等教育市场机制》(朱新涛，2004)、《教育产权与大学制度构建的相关性研究》(胡赤弟，2004)、《第三部门视野中的现代大学制度》(王建华，2005)、《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研究》(温松岩，2005)、《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研究》(高晓杰，2005)、《高等教育属性论：教育政策对高等教育属性选择的新视角》(付八军，2006)、《前苏东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研究：以俄罗斯、匈牙利、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为个案》(何雪莲，2006)、《1949－1998中国大学人文学科变革研究》(庞振超，2006)、《江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研究：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视角》(饶爱京，2006)、《中国高校贷款问题研究》(林莉，2006)、《中国高等教育宏观决策体制与过程研究》(阎志坚，2006)、《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研究》(武毅英，2007)、《中国民办高校倒闭问题研究》(卢彩晨，2007)、《转型期的地方大学治理》(刘晖，2007)、《中国民办高校学费问题研究》(章茂山，2007)、《台湾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视角》(张宝蓉，2007)、《制度伦理视角下的高等教育制度》(朱平，2007)、《高等教育选择问题探究》(李枭鹰，2008)等。在这些博士论文当中，胡赤弟的《教育产权与大学制度构建的相关性研究》于2006年获高等教育学专业优秀博士论文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王建华的《第三部门视野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林莉的《中国高校贷款问题研究》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获高等教育学专业优秀博士论文。
　　邬大光教授赞成将高等教育看成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问题域，需要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多维度的探究视角。他经常鼓励和启发学生，要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审视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从复杂的关系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方法和策略。为了让学生理解和领会此中要义和精髓，他在讲授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生学位课程――“中国高等教育问题专题”时，灵活运用多维度的探究方式，示范性地做了“从高等教育统计数据看中国高等教育问题”、“从高等教育‘热点’看中国高等教育问题――象牙塔与最后堡垒的思考”、“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看中国高等教育问题”、“从高等教育研究的视角看中国高等教育问题”、“从本科教育评估看中国高等教育问题”、“从高等教育概念变化看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等专题讲座，展现了全新的教育研究思维和探究方式。大凡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人都有同感，即经常感到不知研究什么主题为好，或有了研究主题却不知如何研究。邬教授所作的系列讲座，无疑向我们展现了如何从司空见惯的教育现象中发现问题、如何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高等教育问题，对我们具有令人兴奋和叹服的启智意义。与此同时，邬教授还经常强调，分析和研究高等教育问题不能只看表象，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挖掘出现象背后所隐藏的东西。在他看来，教育乃至各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交互作用的情形下是极其多样和多变的，教育科学研究并非一种照着现象的原样加以分类记录的现象学。它必须透过或拨开布满烟幕或迷雾的教育现象，去研讨和透视教育本质，去究明隐藏在那些教育现象背后的社会基础，学会在背景中去寻找解决各种教育问题的方略。
　　邬大光教授提倡做学问要深入浅出、灵活运用所学理论，而不是机械地套用和照搬。他在多 种场合反复强调，从事科学研究不一定非要预设一个理论或找到所谓的理论依据，尤其不能生搬硬套别人的理论，导致理论的不恰切使用。在他看来，从事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一个发现和创新理论的过程，是一个解决高等教育问题和引领高等教育实践走出困境、突出重围的过程，其终极目的不是为了验证和运用现有的理论。他经常告诫那些高等教育实际问题的研究者：没有必要研究伊始就非要寻找某种理论支撑，到头来弄得所谓的理论依据同具体的研究方法、路径和结果完全是“两张皮”，弄得所借用的理论根本没有得到实质性地运用甚或与研究的主题没有任何关联。为此，他认为选择理论要有针对性，要与自己所研究的问题相契合。如果非要在研究伊始弄个什么毫不相干的理论基础或理论依据，本身就有几分不智，甚或是十分不智。因此，他反对牵强附会地运用理论，甚至反对毫无理智地引用名言警句。他强调，无论引文还是借用材料要抓住精髓，而不是机械照搬和套用。他经常把那种充满引文而没有很好糅合的论文称为“补丁式文章”，把那种由材料胡拼乱凑起来的论文戏称为“七彩毛衣”。另外，邬教授力举做学问要深入浅出，千万不可“把明白的人也搞糊涂”，否则，所谓的“高深”也是“假高深”。他常常批评我们的文章写得晦涩难懂、不够通俗和飘逸，其实这就是不能做到“深入浅出”的最典型表现。
　　邬大光教授做学问或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赞成“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说法，主张搞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学会在实践中运用理论，同时又能在实践中提升理论研究的品格。在他看来，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理论本身，而是为了引领实践走出困境。即当实践遇到困境与迷惘而实践本身不能解决时，理论必须先于实践而前行，为实践走出困境和迷惘而提供新的视野、路径与方法。因为，只有与实践进行实质性的对话，才是高等教育理论成立的最充分理由。他也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实践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在课堂教学上还是在学术沙龙上抑或在日常交谈中，他经常直言不讳：如果没有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体会，如果没有做厦门大学教务处长和副校长的体验，如果没有到英国、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做高级访问学者的经历，如果不是实地考察过国内外各种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自己对高等教育的理解也不会有今天的全面和深刻。2005年，邬大光教授接过潘懋元先生交给的“接力棒”，开始主讲博士生学位课程――“中国高等教育问题专题”。他秉承潘先生多年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每年都要带当届博士生到国内的不同省区进行高等教育实地考察和游学，带领学生走进高等教育现场，直面现实的高等教育实践改革问题，让学生亲自感受“做中学”的魅力和意义，并在实践中验证所学的各种高等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他把这种带博士生外出考察和游学戏称为“化缘”，潘先生和他自己分别为“丐帮”的“老帮主”和“少帮主”，博士生自然为“丐帮弟子”。当然，这种“化缘”除有“化生活之缘”之意蕴外，更在于为了“化知识之缘”、尤其是“实践知识之缘”。为此，他赞成高等教育研究应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十分关注变化着的实践所呈现和暴露出来的各种新问题，并在发现与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总结新经验、揭示新规律，从而不断地推动理论的发展，而不是用现有的理论去解读和迎合实践，也不是一味地为现有的高等教育制度或政策做注释。同时，他善于将理论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当发现理论成果的某些方面不能适应实践的需要时，就及时对其进行补充、修改乃至摒弃，使之更加接近实际与真理。对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看出，也可以从他解读特罗教授的大众化理论的两篇文章窥见和体悟到。
　　邬大光教授对学生既是严格的也是宽仁的，注重和催促学生做人和做学问齐头并进。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学习过的研究生，几乎都认为邬教授是一位十分严格的学者，几乎没有人不敬畏他。殊不知，在他严格的背后，埋藏着对学生无比的宽容。他不允许学生上课迟到、不轻易让自己的学生参加毕业答辩、通常情况下不苟言笑。如此种种，难免让人塑之以严格或严肃的形象。但是，谁都不能否认他对学生又是最宽仁的，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这么多的莘莘学子千方百计地想成为他的门下弟子。而我自己之所以敢报考邬老师的博士生，正是听说他是一位“护犊”之师。教化之道，各有千秋。邬教授对弱者鼓励、对强者鞭策、对智者展思、对愚者启智。其育人教化之道看似随意而无序，实则效果极佳。所有的这一切，不但体现在他的课堂上，而且在学术沙龙和日常生活中尤为明显。当我们刚进厦门大学的时候，每次学术沙龙讨论，只要我们有一点点思想火花，都会获得邬老师的肯定和鼓励。随着我们的不断成长以及对高等教育理解的日益成熟，他往往不再直接或当面肯定和赞扬我们，而是以讨论或反问的形式帮助我们向纵深追溯原因、寻求结果。他常常以特有的信任表达自己对学生的认可，往往以提高学习标准和要求传达自己对学生的偏爱。他对学生是无私的，学生取得进步或荣誉是他最高兴的事情，而培养出超越自己的学生更是他感到最为幸福的事。在学术上，邬教授海纳百川、乐于接受各种新观点，允许别人自由发表与自己迥乎不同的看法。对于学生“大逆不道”的学术争鸣，他总能以笑纳之，还常常以“这个观点很深刻，请记下”作为鼓励和肯定。事实上，作为不成熟的学子，我们又有谁不知道自己在学术上究竟有多少斤两。能得到导师的认同，不仅是学子们莫大的荣幸，也是学子们前进的不竭动力。邬教授从来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他总能在恰当的时候给予学生以最为恰切的鼓励和鞭策，催促学生奋进。他在培养学生方面，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同时还是艺术的。很多人觉得难以捉摸，以致在他面前诚惶诚恐、毕恭毕敬。殊不知，他是真面目示人，展现给学生的是至情至性的自我。在他面前，我们无需伪装自己，只要不违背师生之道，完全可以率性行事。邬教授为人坦荡、待人以诚。急眼的时候，他会叫你“滚”。“忤逆”的学生会说“滚就滚”。但是，他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对学生的看法和偏爱，还认为这个学生有个性。某些时候，他还可能因一点“学术细节”的事与弟子“暴跳如雷”。当弟子还在难过的时候，他自己早已释怀，并能以极其宽容的态度把它当成学术问题拿到沙龙上来讨论。每每碰到此种情景，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坦荡和畅快，能容普通老师难容之事。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也许是“无序中的有序”，也许是“师道无形，润物无声”。
　　邬大光教授崇尚自由，常常给学生以最为充分的学习和研究自由。与许多研究生导师截然不同，他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注重革新学生的研究思维方式、倾注于前沿问题的挖掘与探索，却不太关注具体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的指导，而将这些全部交给学生自己去思考和探索。如他在《第三部门视野中的现代大学 制度》的书序中所言：“目前博士生的论文选题，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导师的课题，有经费；二是导师想研究的领域，还没有立项；三是学生自选的题目，不可能有经费。眼下，学生自选的题目越来越少，许多学生都在等着导师出题目。导师也愿意叫学生做自己的课题，可以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而我更喜欢学生自己选题目。”邬教授不但给学生以选题的自由，同时也给学生以自我探索的自由。无论是博士论文还是硕士论文，抑或平常的课题研究，他很少将自己的逻辑、思想和观点强加给学生。他没有半点“学阀”的跋扈和专制，总能以商量和讨论的口吻与学生平等对话和交流，允许学生辩驳。只要学生说的有道理，他便坦荡地接受和认可。邬教授也没有“名家”的包袱和架子，在他身上见不到“名家”最容易产生的那种学术傲慢和专横。在学生面前，他经常以质疑的方式为学生纠偏。即，首先对学生研究的领域提出若干疑问，然后引导学生反思和解答这些问题，进而帮助学生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学术研究上，他虚怀若谷，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为了追求至善、至美和至精，每每写完一篇文章，他总要把它拿到学术沙龙上与学生们分享和讨论，谦虚地听取大家的看法和意见。只要别人的见解有道理，他就愉快地接受。不知情的人，经常容易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误会，以为这是一种“学术借力行为”。毋庸讳言，这是极其狭隘的，是一种自命清高式的学术研究心态，看不到学术沙龙的最大受益者是学子们。
　　邬大光教授非常重视读书，经常规劝学生要博览群书、精读高等教育名著。他是这样主张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20世纪80年代末，他师从潘懋元先生在厦门大学高教所读博士期间，曾精读过很多外国高等教育名著，还对二十余名国外著名高等教育家做过专门的研究，撰写过几十篇有关国外教育家高等教育思想的学术论文。今天，他总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催促学生多读书，鼓励和教导学生从名著中汲取学术的营养和灵感。每每碰到学生写出一篇知识面很广的文章，他通常都会以赞赏的口吻说：“一看就知道读了不少书!”但是，他赞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说法，反对食而不化，反对书呆子式的读书，强调要做书的主人而非奴隶，要学会利用书籍开启自己的智慧，而不是被书本“牵着鼻子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邬教授告诫学生，读书和研究要举一反三，不可人云亦云。而他自己也是一个善于思考和勤于思考的人，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高等教育问题的思考。正因为如此，他总能捕捉到别人难以觉察到的学术信息，总能从他人的谈论中抓住关键性的“字眼”，激发自己的学术灵感。正所谓，“理解了才能很好地感知”。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研究高等教育的许多灵感来自其他报刊杂志。2005年10月15日，我跟邬老师去北京参加“亚洲高等教育论坛”。这时，他曾精辟地说：所有的教育都是相通的，而且什么事情几乎都与高等教育有关。当时，他对此并未做具体的解释，而我刚刚入学也不敢多问，只是把这句“无法领会”的话牢记心中。三年来，每当他把大学与宗教、大学与建筑等放在一起思考时，每每他从统计数据、语言流变等审视高等教育问题时，我经常想起“所有的教育是相通的，什么事情都与高等教育有关”这句话，也逐渐明了此话的深意。
　　邬大光教授非常重视师生之间切磋论难，勤开学术沙龙。古人云：“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学术沙龙是潘懋元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学术传统。邬教授仿效先生，每每有空都要召开学术沙龙，讨论各种高等教育热点和焦点问题。他认为，做学问不仅要独立钻研，也要善于汲取别人的智慧，通过彼此交流和沟通，汇聚众家之长，激发学术灵感。他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躬行的。近四年来，他已召开了近一百场学术沙龙，论题涉及高等教育领域的各种理论“前沿”问题和实践“热点”问题。而且，每次沙龙都能迸发出各种学术火花，慷慨地回赠每一个踊跃参加学术沙龙的莘莘学子。近几年来，我们不少研究生的论文选题都来自学术沙龙的启发、来自学术沙龙上大家的集体智慧。在平常，我们碰到难以参悟的学术难题时，也通常借助沙龙来攻克。实践证明，学术沙龙是师生交流的最好平台，是实现教学相长的舞台，是导师了解和指导学生的最直接方式，是学术难题攻关的重要阵地。作为一名学者，他不仅善于与高等教育学科领域和相同学术观点的专家交流合作，而且也善于与其他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每当碰到合适的时机，他经常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参加自己的学术沙龙，为学子们传经送宝、输入新的学术血液。古人云：“不虚心，不知事；不实心，不成事。”邬教授总是以其少有的科学求真态度，虚心地从朋友和学生的质疑问难中得到启发，历经反复推敲和反思，以求完满地解答问题、实现学术研究的精益求精。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可谓是邬大光教授学术生命和教育生涯的真实写照。作为学者，邬教授锐意开拓、勤耕不辍，具有严肃的著作家和理论开拓者的双重美德。二十年高等教育研究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他咬定青山与立根破岩的科学精神，折射出他学术与生命已不分彼此、浑然一体。作为教师，邬教授师道无形、润物无声，为学生不辞劳苦，走遍高等教育的群山峻岭，竭力找寻直通高等教育理论高峰的捷径，潜心编织让学子们攀登学术高峰的阶梯。当然，邬教授是一个普通的学人，一个平凡中有着非凡见识的学人，一个历经了风雨磨练逐渐走向理性的教育学人。
　　(责任编辑　董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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