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悲剧意蕴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姜欣

　　摘要：沈从文笔下特异的湘西世界主要是通过其小说和散文构建完成的，但代表其文学成就的应首推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沈从文小说在牧歌情调的底层蕴涵着无法摆脱的悲剧意蕴。楚骚地域环境和文化遗脉的浸染，与自然的亲和及沉思中形成的泛神论思想，少年式微和乡下人情结中构筑的幻梦的破灭，成为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悲剧意蕴的成因。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世界；悲剧意蕴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1)05-0141-03
　　
　　沈从文笔下特异的湘西世界主要是通过其小说和散文构建完成的，但贯穿其二十多年文学创作历程(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从事历史文物研究，暂不归入文学创作范畴)，能代表其文学成就的应首推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沈从文小说在清新、朴实中呈现出“牧歌谐趣”和“人事的调和”的同时，在其底层存在着无法摆脱的悲剧意蕴。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析沈从文以小说为代表的湘西世界的悲剧意蕴。
　　
　　一、湘楚余脉：地域文化环境的影响
　　
　　沈从文出生于川、黔、湘、鄂交界的湘西凤凰县，这里虽荒僻却有瑰丽神奇、静谧幽深的如画风景。这里也是楚文化的最后存留地。楚地那“根柢深沉”、“充满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的南方神话――巫术文化体系”在经历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以儒学为标志，以历史经验为内容的先秦理性日益浸染文艺领域和人们的观念，加之历代统治者对楚夷蛮地进行的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征伐，他们一次次带着血泪流徙、迁移，特殊的楚文化就被拘囿于湘西一隅了。沈从文少年时期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一方面湘西边地奇险秀丽的大自然启迪着他的灵性，丰富着他的情感；另一方面，楚文化作为一个断裂的文化形态留存于此，其间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交融不可分。“正是这种温馨与残酷，和平与血污，宁静与恐怖，自然山水的美丽和谐与人世社会的无情厮杀之间的相互交织，共同奠定了沈从文最初的人生感受。”
　　沈从文作品中的悲剧性意蕴可以追溯到屈原和他的《山鬼》、《湘君》、《湘夫人》等具有浓郁的楚地文化气息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屈原描写的几乎都是昙花一现的美，那种有所盼而终不见所盼人来、翘首期待而终怅然若失的心境，主人公怀着“心不同兮媒劳”的幽怨与无奈，或是公子忘归时“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或恨人神异道而“良会之期永绝”，留下的都是一缕绵延不绝的遗恨，一层悲凉的苦味。在这种悲凉浸染下的沈从文，笔下于是有了《边城》中翠翠与傩送爱情幻梦中的温暖和陡然破灭后的悲凉。《三三》中的三三对城里来的白脸先生产生了少女特有的情愫，他们本可发展下去。但当三三母女怀着高兴的心情给白脸先生送鸡蛋时，她们看到的却是大门里许多人忙着的丧事。于是三三只能拉着母亲的衣角回家去，独自咀嚼生死相隔的痛惜与无奈。《菜园》中的母亲在进城三年的儿子归来后，已开始做当祖母的幻梦。但县里来人把儿子儿媳请去后，这对年轻人再也没回来，只留下母亲伫立风中无语看“菊花开遍”。在沈从文这类题材的小说中，女主人公都有着山神水神般纯净的气质、皎好的仪容。但她们在对理想爱情世界的追求中都充满怅然若失的忧郁感伤。
　　湘楚文化中屈骚式的文化氛围成就了沈从文小说中人物的忧郁感伤之美，也同样造就了他所勾勒的湘西世界奇异画卷上的悲凉色调。
　　沈从文似乎想尽力用清丽淡雅的色彩展示他心灵过滤后的湘西风情。但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一幅看似暖色调的图景背后隐伏着的寂寞与凄凉。在《边城》中他写清澈见底的酉水――水底带花纹的玛瑙，嬉戏的鱼儿，桃杏花，桃花深处的人家，这本是幅极其温暖的画面。但他在不自觉中又涂抹上了两岸的高山和细竹，黄色的墙，黑色的瓦。高而寒的山和细而瘦的竹的衬托，冷色调景物的加入，完全冲破了前面所营造的温暖氛围，使整幅画面透出几分幽冷，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形成对应。他写夏夜：“月光如银子，山上竹篁在月光下变成一片黑色。”在银色的月光、绿色的竹篁所形成的一片黑色中，黑与白的搭配，表面的调和在拼接中有一种不相融的排斥，孤立和冷寂顿时而出。《黔小景》通篇充盈着一种低沉迂回的调子，在整幅图景中有如膏的烂泥，躲在烟和雾里的近树，黑皴皴的老鸹，茅屋中面色憔悴的老妇人。全然的冷色调，一种透骨的寒意油然而生。
　　民俗往往比自然景观更能体现深层次的民族心理和文化蕴涵。湘西是一个汉苗杂居的半封闭地域，有楚地巫鬼文化的深厚传统，是“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和优美”、“浪漫情绪和宗教情绪合而为一”的地方。如《雪晴》中有新婚人家不许未婚男客留宿的风俗。若特别客人留在家里住时，唯恐客人半夜醒来有所见闻，大早不知忌讳，信口胡说，就预先用一包糖甜甜口，封住了他的嘴。也有《新与旧》中令人发怵的斩首方式。有《凤凰》等篇描写的“放蛊”、“行巫”、“赶尸”、“女人投洞”、“坠潭”等野蛮风俗。在湘西，人们“俨然无宗教信仰，但是观音的生日、财神生日以及一切传说中神佛的生日，却从俗敬香或吃斋”。一方面沈从文带着无不欣赏的眼光去咀嚼湘西人生命状态，表现在风俗中的自在和淳朴；另一方面，当他用理性的眼光对这些风俗加以审视时，其中的野蛮愚昧也时刻刺痛着他的心。这对于沈从文是种悖论式的悲剧，要欣赏风俗就必须包容其中的野蛮与愚昧，但野蛮与愚昧又会破坏其中的美感。两方面二律背反的交织，成为沈从文在这些风俗描写中难以丢弃的底色。
　　正像荣格所说：“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与悲哀的一点残余。”因而自觉不自觉中，他的作品中就有了湘楚文化中某种命定的悲剧性，流溢出湘西楚地两千年来还未弥合的忧伤。
　　
　　二、泛神论思想的影响
　　
　　泛神论作为流行于16-17世纪欧洲的一种学说，五四时期在我国曾产生过广泛影响。但那时沈从文还在湘西边地，他没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也没有外国留学的经历，所以他接受外来泛神论思想的影响的可能性比较小。沈从文出生在湘西苗乡僻地，奇山异水和湘楚巫鬼文化底蕴及天人合一的生命状态，再加上他那颗“不安于当前事物，却倾心于现世光色”的心，吸收其氤氲灵气，受其感召，在审美过程中达到心物交融、物我同一的感受，是自然而然的事。同时，边地的荒僻与闭塞，历史上无数次“驱苗”、“讨夷”造成的迁移和流离，使他们的生存显得异常艰辛。“生存环境的严酷，使人生命运充满随机性与偶然性。生死祸福，寿夭穷道，全在不可测之天……神在这里被普遍地信仰着。但它并未发展成为统一的宗教，仍停留在远古巫鬼文化的多种或泛神信仰的阶段。”在这种环境和文化中浸染的沈从文，受其影响就不足为奇了。他自己在《水云》、《潜渊》等哲理性的散文中也多次承认有“泛神论思想”、“泛神情感”、“泛神倾向”。
　　在泛神论思想的影响下，沈从文在讴歌山川景色及其氤氲灵气、唱出大自然的隐秘与忧伤时便感到了自然的神秘、

伟大与相比之下人的渺小，“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烛虚》)。他总是站在自然的巨大身躯下，对之屏息静观和膜拜，直有“山高人小”之感。在沈从文笔下，人往往向小处走。在永恒而寂寥的天底下，在盈盈一水间，人只是一个点。“有些篇章，且把人物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上，听其逐渐全部消失于自然中”，并由此实现对自然的皈依，“对于一切自然景物的朴素，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彼此微妙的关系时，也无一不感到生命的庄严”。
　　沈从文把大自然看成一个深不可测的谜，在自然伟大与人渺小的对比中产生了对自然的皈依情愫，又被这种情愫所统摄，感到对自我命运无法把握。在他笔下，人物往往被偶然的命运所捉弄，在意想不到中被抛掷到空茫或死亡中。《初八那日》写一个即将娶亲的小伙子，却被突来的大风吹塌的积木压死。《石子船》叙述一个深明水性的水手在下河摸鱼时，手被石缝卡住，活活憋死。另外《边城》、《三三》、《菜园》、《吹箫的二哥》等一系列作品中都存在着“‘人有千算，天有一算’，一切合理建筑起来的楼阁，到天那一算出现时，就会一齐塌圮成为一堆碎雪破冰”(《传奇不奇》)的宿命式结局。在泛神论思想的影响下，面对自然和人事时沈从文这样说：“好像一个对生命有计划有理性有信心的我，被一个宿命不可知论的我居然战败了。”“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或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他后天的命运。”正是这种无法超越的“限度”成了其作品命定的悲剧。
　　泛神论思想使其触摸到了人们在自然的安排面前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悲凉现实，一种浊重感随之产生。但纤敏、文静的沈从文似乎不愿咀嚼这份沉重，也不愿读者去咀嚼这份满含悲凉意味的浊重，于是他想逃避――用赞美死亡的方式。他认为：“战胜命运唯有死亡，克服一切唯有死亡可以办到。最公平的世界不在地面，却在空中和地下。”《月下小景》正是如此。在他的另外的作品中，他笔下的人物如媚金、傩送、神巫、龙朱和他们的情人们的结局只能是凄艳哀婉的死亡，并以此来抗衡无法把握命运的悲凉。正因为他们太美好，太与神接近，远远超越了世俗，人间决不会有这样完全精致的模型，他们只能存在于世俗人世的大门之外，于是这类作品就产生了与悲凉相对的另一向度上的悲剧性――悲美。
　　
　　三、少年式微和乡下人情结
　　
　　沈从文出生于军人世家。祖辈父辈曾“留下的一份光荣与一份产业，使得他后嗣在本地站了个较优越的地位”，但当父亲“谋刺袁世凯”未遂，避难东北后，全家“既已到把老屋字契到处借钱度日的情形”。家族的败落，使他在产生极大心理反差的同时，也首次体味到世态的炎凉和人情冷暖。其间，从未有的自卑感也向他袭来。为了摆脱家庭式微的困境，他参加了当地人的军队。然而，沈从文“不安于当前事物”、“常为人生远景凝眸”的性格，使其在五四运动的余波到达遥远而闭塞的湘西边地时，毅然决然地抛却了耗去他五六年青春的卒伍生涯，只身来到北京，寻求理想和梦的希望。但都市并不愿接纳这个异乡的寻梦者：报考各大学严重受挫，寓所茶房的势利刻薄，都市女性的高傲冷眼，所向往并叩访的文学界门户林立，这一切冷遇在又一次带给他自卑感的同时，也激起了他敏感的自尊。他无意退回湘西，而是在都市中干脆以乡下人自称。于是他有了都市乡下人的特殊身份：在真正的乡下人看来，他是城里人，是远远优于乡下人的。置身都市人群时，他又把自己定位为乡下人，具有健康的人性和品格，这又远远优于都市人。于是他可以在用鄙夷而又悲悯的眼光俯视都市人的同时，在对乡下人的观照中获得某种慰藉。这也是他几乎全部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乡下人情结。
　　这种乡下人情结“煽起的不止是思乡的情绪，更有他向别处寻找精神支柱的愿望，于是他把笔伸向了故乡的湘西世界。但由时空的迁移所造成的心理距离和情感的孵化作用，使过去的人和事都涂上了一层浓稠的感情印迹。同时，在对故乡温暖的回忆中，他提取出与都市人截然不同的道德范畴，即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几乎把偏僻落后的湘西描绘成人类最后的“伊甸园”。在这里，少女都恬静、温柔、纯净如水，男性都诚实、善良、有血性，即使是最难以用道德标准衡量的性欲描写也能在乡下人的返璞归真中求得人性的和谐之美。在作者带着极其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描绘中，湘西已不再是现实中的湘西，而是带有替代性和补偿性的精神避难所，是作者饱含全部热情所写的“心与梦”的历史。
　　当他走出所构筑的湘西世界，回到现实的境况，以理性的眼光审视湘西独特的人生形式时，他发现湘西儿女舒展的人性中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他们既单纯又麻木，似天真又似混沌。于是在他的作品中，本来温煦明亮的色调染上了灰冷，善良的歌颂背后有了掩不住的哀戚，有了渐趋明显的忧虑和怀疑。其作品中萧萧对命运的不自知：“女学生过身”只是她心目中最美妙的风景，但她从来没有一次亲眼目睹。在终没有被沉潭、被发卖后，在自己的私生子娶进大龄媳妇的唢呐声中，也即将有一个萧萧诞生的时候，仍懵懵懂懂。在作者对他们坚忍的生命力赞美的同时，也伴随着对摆脱不掉生命的自在状态的哀叹。
　　另外，沈从文所追寻的与现代都市文明相抗衡的道德标准和为此而勾勒的湘西世界的画卷已被强劲的现代都市文明剪破边角，都市文明也必然剪破他所构筑的人类最后的“伊甸园”里的优美、健康的人性形式。藤家橘园主人的小女天天，聪慧而天真，但她所要面对的人生显然要比翠翠复杂得多。“在价值和意义的毁灭中，对价值和意义的真实的固执”，使沈从文和其作品有了命定的悲剧性。以后，作者回乡后所写的《湘西》、《湘行散记》中就有了抹之不去的浓郁幻灭感，这也是他在对健康、优美的人情、人性追寻的过程中，在对故乡“心与梦”的历史的过滤中升腾起来的幻梦被理性和现实碾得粉碎的结果。
　　这种幻梦升腾继而被碾碎的悲剧性，在艺术上首先表现为对比手法的应用。《边城》中翠翠看龙舟时的不同感受，几次不同的梦境差异都是对比；《菜园》中儿子儿媳回来后天伦之乐的温暖画面，与儿子儿媳被带走、陈尸荒野后的阴冷图的对比；《学吹箫的二哥》中参加军队后给母亲带来的无尽希望，与探家回转的路上被仇家所杀给母亲带来无尽的凄凉的对比；《黔小景》、《连长》、《夫妇》等篇都因对比的应用而增加了悲剧的况味。但作者似乎又不愿自己和读者被这种悲剧的浊重所包裹，于是出现了语言的留白，有意造成在表现的间歇和空白处容纳一定的情感，留给读者和自己一线梦的希望。于是有了翠翠在溪旁徘徊，在希望与失望间的等待(《边城》)；三三在白脸先生死后感情表达的间歇(《三三》)；《渔》中野花的来历，老和尚的身事，甘姓女子的下落的空白。
　　少年式微和乡下人情结，使沈从文以都市乡下人的特殊身份退回湘西，以探寻人性人生的美好形式，并以此作为与都市文明相抗衡的武器。但湘西淳朴的人情、人性背后，却交织着无法超越的生命自在状态的悲凉，同时这种人性美在历史的进程中几乎被都市文明吞噬殆尽，作者所构筑的幻梦最终走向破灭。
　　
　　四、结语
　　
　　沈从文在楚骚文化地域环境的浸染中继承了楚人血液里命定的悲剧性，泛神论思想使其在对自然的崇拜中产生的宿命感和宿命无法超越而以凄美的死亡得以超脱的悲美；都市乡下人的特殊身份和自我设定的道德标准，使其企图在湘西世界中找到心灵的栖息地。但美丽、淳朴与野蛮、愚昧并存，乡土文化与现代理性文明的冲突，留给他的只有无尽的悲凉。这一切使其作品在温暖的背后总有抹不去的清冷与忧伤，这也成为沈从文湘西世界中无法摆脱的悲剧性。同时，沈从文在对理想人性的追寻中所遇到的二律背反式的悖论及由此产生的悲剧性结果，是他自身的悲剧，同时也是湘西世界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类自身一直在试图超越而终无法超越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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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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