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对《诗经》中“歌”与“德”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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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通过对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一书的分析、解读，试图阐明其书对中国《诗经》中“歌”——民间歌谣和“德”——封建道德的理解，从而发现歌谣去道德化后的抒情本质和原始意义，并由此揭示出古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规律和基本结构。
　　关键词：词葛兰言;《诗经》;民間歌谣;封建道德;结构
　　《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一书的作者是20世纪初法国著名汉学家与现代社会学派重要学者葛兰言，但今天的中国文化界对其仍然感到比较陌生，民族学前辈杨堃先生就是葛兰言的弟子，他在1943年发表的《葛兰言研究导论》一文中曾中肯地评价：“葛兰言是法国现代社会学派内的一位大师，西洋中国学派的一个新学派之开创者”。作为当时法国汉学开创者沙畹及社会学派开创者涂尔干、莫斯的学生，他综合两家之所长，融汇贯通，一生几乎全部围绕着中国古代文化这一主题进行研究。《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是研究《诗经》的代表性著作，是葛兰言运用法国社会学派的人类学方法研究古代中国的歌谣节庆、仪式秩序和封建道德的开创性尝试。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出自于各地方的民歌，数量最多，也最具特色，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其他两部分多为祭祀仪礼之歌。葛兰言主要研究的是《国风》，包括十五个地区的民歌，这些民歌被认为是出于诸侯学者之手。学者们修《诗经》，注释也多比附道德说教，其目的是为了教化子民，讽谏君主，维护统治。葛兰言站在异文化的立场经过仔细考证后，揭示出这些诗歌已被长久曲解误读的真相，还原了《诗经》最朴实的面貌，并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结构进行了探索。
　　一、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的“歌”
　　葛兰言才思敏捷，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他一反过去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这里主要指的是两种方法，“其一是历史学家满足于以局外评论的权宜之计来编排文本的方法，其二是民俗学家满足于根据其中国调查对象的语言来描述事实的方法。”作者认为这两种方法都很难对所描写的对象本身进行准确和深刻的理解与批评，因此，他在对现有传统方法进行审视与反思之后，创新性地采用了法国社会学派的人类学分析方法——实证法。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作者选择《诗经》中的情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全书除导论、结论和附录以外，余两章。在第一章《<诗经>中的情歌》中，葛兰言围绕着田园、乡村爱情及山川歌谣三个主题，挑选了《国风》及《小雅》中的代表性诗篇一一进行译述和分析，从其中字词的注释、真实主题及古代诠释文本的阐释出发，逐层考察这些诗篇如何被译注者误读，继而推断其真实的歌咏情境。
　　田园主题反映的是“歌谣的诗艺与季节习俗有关”。在田园主题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自然的某些事物仿佛与人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在以往的注释者看来，这可能是受文学创作方法“比”、“兴”的影响，但其实不然，它只是为了证明“统治者的美德（‘王化’）是足以促成人事和万物之道的和谐秩序”。例如《七月》。
　　乡村爱情主题的歌谣主要产生于青年男女的对歌中。在防范相对宽松的早期乡野之中，每逢春秋节庆，青年男女就会在河流、草地和山峦汇合处进行对歌，抒情求爱，“倚歌择配”，这些歌谣多半是集会时即兴创作，男女轮流对唱，简单直白。男男女女们在万物复苏的春季对歌求爱，互赠礼物，放纵欢愉，在秋季结成婚姻。
　　山川主题里的歌谣逐渐从私人化的情诗发展成非个人性的集体诗。作者认为主要跟两种创作方法有关，一种是对称句法也可以说是平行句法的运用，另一种是文学讽喻的应用。平行句法以韵律确立了事物和自然间的平行关系，这其中丝毫不需要出现作者的影子。文学讽喻中，个人的情感非公开化，含蓄地被掩埋在古老的情感之下。
　　二、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的‘德”
　　从上一部分中可以得知，《诗经》中的歌谣“是在乡村的即兴对歌中产生的，非官方学者之手产生”，朴实率真，乃歌咏抒情之作，自然也就不具备任何的功利性和道德性。但遗憾的是，出于封建道德和政治需要，原始的民间歌谣仍然逃离不了被赋予道德说教意义的命运。
　　在书的第一章中，《螽斯》（《周南》五），《毛诗序》和《郑箴》都注解为后妃存宽容不嫉妒之德，这种注释比附着明显的道德说教，将自然界动物交配繁衍的现象复杂化，象征化，官方性抽取其中的道德因素为己所用，而葛兰言以异文化的客观视角，剥离附着着的政治内涵，去探讨诗歌的民谣本质，阐释为“这些诗句包含着一种愿望和咒语，提高物种（人和动物）的繁衍”，得出动物交配的田园主题。同样的如《女曰鸡鸣》（《郑风》八），《毛诗序》释为：“陈古意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郑笺》释为：“谓士大夫宾客有德者”，朱熹释为“贤夫妇相警戒之词”。而葛兰言把主题释为：“黎明;黎明的分别（订婚男女共同过夜后）;追逐，公共的宴会，融洽;礼物和爱情的信物;海誓山盟。”得出这首诗侧重描写的是乡村男女爱情的故事。《关雎》（《周南》一），传统的解释是后妃有关雎之德，共奉君主与宗庙，这也侧面印证了《关雎》作为诗经开篇的重要缘由，即夫妇之德乃社会、国家秩序之根基。而葛兰言将其主题归纳为“河岸相会，采草集会，忧惧，分居与女子的隐栖，无眠，和谐与音乐”。由此，我们可以再次明确，《诗经》中《国风》包括《小雅》部分篇章在内的歌谣，大部分是民间生产生活的集中反映，是民众在节庆集会上的即兴歌唱，是中国古代农民质朴情感的直接表达。歌谣的背后体现着被统治者和译注者所忽视的古代习俗的形式，而“象征主义”往往把人们导向对文本的曲解，如果离开注释去阅读这些歌谣，我们就会真正发现《诗经》中诗歌的民谣本质与原始意义。
　　书的第二章《古代的节庆》，作者以《国风》及相近时期的历史典籍，考察古代民众在春秋两季的节庆举行仪式，并试图指出节庆仪式的特性和意义。作者重点分析了“八蜡节”，围绕它的报恩性与终结性进行了一番深入地探讨。作者还详细阐述了古代的对歌活动，谈到了它的产生动机、发展状况及作用影响。一开始，青年男女在春天对歌，在秋天结婚，人们以婚姻达成家族部落间人与人的交换，进而巩固家族间的联盟，达到地方集团的团结。后来，这种会盟活动在进入王朝时代后逐渐蜕变为贵族与官员为显示王权神圣而举行的祭祀活动。随着邦国兴起，这种民众统一参加的活动逐渐官方化、专门化与简单化，最后由原本的民间宗教仪式转变为世俗化的官方仪式，其举行的根本目的在于确认封建组织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诗经》中的诗篇也随之成为了承载并阐释封建道德、秩序的工具。 　　三、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结构
　　中国最初是内婚制社会，社会之间彼此对立，不相往来。如《将仲子》（《郑风》二）中“将仲子系，无逾我里……将仲子兮，无逾我墙”，“围墙”“篱笆”不能跨越体现了内婚制的森严。只有在节庆仪式上才能尽情欢唱，在这个过程中，男女双方接触交往，内婚制被打破，外婚制产生。在仪式过程中，通过带有竞赛或竞争性质的习俗代替社会冲突，保证了外婚制的稳定发展。外婚制促成了家族部落间人员的交换，进而巩固家族联盟，形成强势的地方集团，也就是诸侯。诸侯联盟构成华夏，因此“联盟制是华夏的基本单位”。邦国兴盛，天子出现，一套与王权匹配的封建等级秩序应运而生，私人化、简单化的庆典仪式也渐趋官方化、厚重化，最后甚至由原始的宗教仪式完全转变为世俗化的官方仪式，且其举行的根本目的也由最初的男女歡乐幽会转变为对封建道德秩序的确认。
　　最后，葛兰言一阵见血地指出，在这些节庆仪式的背后蕴含着中国人的普遍思维模式——“对应”、“对称”。葛认为“对称”关系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中国最古老的歌谣《国风》的形制（男女轮流对唱，韵律、乐章、布局等）;其二，歌谣中的情境、意象与表达的情感相对应。由此得知，中国人的对称宇宙思维很早就已出现，并在原始歌谣中体现地淋漓尽致，朴素的对称宇宙观随着时代不停地发展完善，而二元对立的宇宙观也深深烙印和体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及行为模式上，如劳动者的两性分工，这也是社会结构运作的基本模式。
　　四、结语
　　中国文化在世界史上属于早熟的文化，先秦时期，很多文化的表现样式就已然出现。歌谣、节庆和礼仪在民间生产生活中产生、发酵，进而演变成官方教化的工具，以人事和万物之道的和谐来或象征或维护王朝秩序。因此，《诗经》的传统注释性文本也自然而然地与“王化”紧密相连，借助“比”、“兴”等创作手法将简单质朴的情感表达上升到道德价值层面。例如《木瓜》（《卫风》十）原本表达的是礼尚往来、“厚报”的主题，《毛诗序》和一系列经典注释文本却释为对相互帮助的封建习俗的赞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不否认《诗经》能传诵至今，其原因是人们能从中感受到自然之美，而这种自然之美本身就对称了一种合乎道德性的存在。但是，历来的经典注释文本却本末倒置，不是先去发现《诗经》中的这种纯朴广元的原始之美，继而关注到合乎道德的一面，而是先用道德的眼光去审视，将纯朴简单的社会生活和敦厚单一的思想情感赋予某些政治性色彩，以道德约束人性，用秩序解释自然。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葛兰言别树一帜，独辟蹊径，从异文化的视点来阐释《诗经》就显得难能可贵。正是因为他所站的立场和角度不同，所以也能相对客观地分析文本，分许歌谣，并较为准确地去理解这其中蕴含的中国上古思维和社会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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