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政治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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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图像和景观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及其意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景观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忆，不但受到最初景观或者图像建立者本意的影响，还受到时过境迁带来的新历史背景和新的政治干预的影响。圣历二年（699）在洛阳缑山所立的升仙太子碑，与武周政权的政治宣传关系密切。武周政权倒台后，神龙二年（706），位高权重的安国相王李旦率自己的王府僚佐来“修正”此碑。通过对这一“政治景观”的修正，其政治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最初建立这一景观的时候，是为了武周政权的合法性鼓吹，那么之后李旦的修正，则是对武周政治遗产的否定。如果考虑到数年后李旦集团政变的史实，这些跟随李旦在升仙太子碑上刻上名字的僚佐们，无疑又通过这样一个宣誓性的仪式，向自己的府主呈上了投名状。不论这一景观的观众是武周君臣、中宗君臣、相王僚佐，还是普通百姓，其纪念碑性的内涵，随着政治局势的变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让我们不得不对作为政治景观的图像进行更多的反思。
　　关键词 升仙太子碑 政治景观 洛阳 武则天 相王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5-0101-08
　　 从武则天的神都洛阳往东南方向行约三十五公里，就到达缑山或者叫缑氏山。此山海拔308米，景色清秀。其地东邻中岳嵩山，西傍龙门伊阙，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在武则天和中宗统治时期，此山成为都城洛阳政治、礼仪和宗教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都城空间的延伸，发生在这里的事情，有效地反映了当时洛阳政局的起伏——包括政策倾向的转折以及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本文考察的对象是武则天在缑山山顶建立的升仙太子碑。不过笔者考察的重点并不是此碑的正文部分，有关升仙太子碑的讨论，可参看唐雯：《〈升仙太子碑〉的生成史及其内涵重探》，《文汇报》2018年3月30日，第10版。而是探讨其碑阴的题名部分——从题名来分析当时政局的变化。
　　如果我们把升仙太子碑视为一种政治景观，那么笔者想揭示的是，其代表的政治意涵，随着洛阳政治情势的变迁也随之变迁。其政治纪念碑性，并不是不变的，而是“流动的”。恐怕这是中古时期理解带有“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的政治景观必须要注意的地方。关于中古时期政治景观的理论性讨论，参看孙英刚：《移情與矫情：反思图像文献在中古史研究中的使用》，《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
　　一、《升仙太子碑》碑阴题记升仙太子碑碑刻照片，系中央美术学院耿朔先生提供，后又核对毛阳光先生、夏炎先生提供的拓片照片，特此感谢。也可参看耿朔：《嵩洛访碑小记》，《艺术品》2017年第10期。
　　矗立在缑山山顶的升仙太子碑保存至今。碑高6.7米，宽1.55米，厚0.55米，盘龙首龟座高1.3米。此碑正面碑文33行，每行66字，内容非常丰富，基本内容是武则天攀附升仙太子王子晋，将自己建立的周朝和历史上的周朝相连接。另外也描述了武周政权取得的功业和成就。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是它的碑阴部分。碑阴上的题记，更生动地反映了从武则天时期到中宗朝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情势的变迁。
　　《升仙太子碑》碑阴题记非常复杂，首先我们要把武则天和中宗朝以后因为个人行为而补加的题记排除在讨论之外。这些题记包括：
　　 1.“京兆韦庇”题记。位于碑阴下段中侧。
　　2.宋代西京留守邓洵武题记，位于碑阴下段左侧。题记云：“政和元年（1111）一月廿九日，西京留守邓洵武率僚属恭谒王子乔祠，男雍侍行。”
　　3.清代钟国士于康熙二十年（1681）冬日题诗两首，位于碑阴下段右侧，其一取名《登缑山》，诗云：“地以人称自古然，缑山指大列中天。不因王乔修道后，谁讥孤峰海内传。”;其二名《缑山社集》，诗云：“子晋飞升处，古今人尽传。群峰拱四壁，一岭主中天。笙鹤仙踪杳，诗书静习偏。得闻如我辈，日上弄云烟。”
　　4.清末民初韩国遗民金秉万题诗，位于碑阴上段左侧，刻于一片凿痕上，诗云：“黄河嵩岳抱萦回，中有缑山远客来。王子不还笙鹤断，夕阳呵笔下荒台。”署名：“韩人正三品通政大夫内阁前秘书监丞金秉万”。
　　以上这些题记，都是后代参访者的题记。时过境迁，并不能反映武周到唐中宗时期的历史面貌。排除上述题记后，余下的题记，跟本文要讨论的主题密切相关。为了行文的方便，笔者下面将这些相关的题记分为三组，分别用A、B、C来标识，并保留最初的武周新字，抄录如下：
　　A组——圣历二年（699）题记
　　A1：
　　1、春官尚书检校内史监修国史上柱圀（国）梁□（王）（臣）三思
　　2、光禄大夫行内史上柱圀邢圀（国）公（臣）王及善
　　3、中大夫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上柱圀（国）（臣）苏味道
　　4、朝散大夫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臣）魏元忠
　　5、银青光禄大夫守纳言上柱圀（国）汝阳县开国圀（国）男（臣）狄仁杰
　　6、银青光禄大夫守纳言上柱圀（国）谯县开国圀（国）子（臣）娄师德
　　7、银青光禄大夫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上柱圀（国）郑县开圀（国）子（臣）杨再思
　　8、朝请大夫守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左控鹤内供奉（臣）吉顼
　　（以上碑阴上段右侧）
　　A2：
　　9、□□□□□□□□□□□□（整一行被凿去）
　　10、检校勒碑使守凤阁舍（人）右控鹤内供奉骑都尉（臣）□□（名字被凿去，当为“昌宗”）
　　（以上碑阴上部中段偏右）
　　A3：
　　11：题御制及建辰并梁□（王）三思以下名（臣）薛稷书
　　12、采石官朝议郎行洛州来庭县尉□（王）晙
　　13、题诸□（王）芳名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书 　　（以上碑阴中段左侧）
　　A4：
　　14、承议郎行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奉敕勒御书
　　15、宣议郎直司礼寺（臣）李元□勒御书
　　16、（臣）卓□□□直营缮监直司韩神威刻御字
　　17、洛州永昌县（臣）朱罗门刻御字
　　18、麟台楷书令史（臣）□□□勒字
　　（以上碑阴下段左侧）
　　B组——碑阴额首部分的题记
　　碑阴额首为武则天御制杂言诗《游仙篇》，“奉辰大夫（臣）薛曜书”。其诗云：“绛宫珠阙敞仙家，霓裳羽旌自凌霞。碧落晨飘紫芝盖，黄庭夕转彩云车。周旋宇宙殊非远，写望蓬壶停翠幰。千龄一（日）未言赊，亿岁婴孩谁谓晚。逶迤凤舞时相向，变啭莺歌引清唱。金浆既取玉杯斟，玉酒还用金膏酿。驻回游（天）宇，排空聊憩息。宿志慕三元，翘心祈五色。仙储本性谅难求，（圣）迹奇术秘玄猷。愿□丹诚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
　　C组——神龙二年（706）安国相王李旦等题记
　　这组题记出现在碑阴中段，从右往左书写。其题记云：
　　 大唐神龙贰年岁次景午水捌月/壬申金朔贰拾柒日戊戌木开府/仪同三司右千牛卫大将军上柱国安国相□（王）旦奉制刊碑刻石为记
　　1、从官特进行尚书左仆射兼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平章军国重事上柱国芮国公豆卢钦望
　　2、从官大中大夫行安国相□（王）府司马护军皇甫忠
　　3、朝散大夫守安国相□（王）府咨议上柱国邢国公□（王）温
　　4、朝议大夫行安国相□（王）府记室参军事丘悦
　　5、朝议郎行安国相□（王）府文学韦利器
　　6、朝议大夫行安国相□（王）府仓曹参军辛道瑜
　　7、行安国相□（王）府属韦慎惑
　　8、行安国相□府（王）掾丘知几
　　9、行安国相□（王）府典军丘琬、行安国相□（王）府典军卫日新
　　10、从安国相□（王）品官行内侍省奚官局令引叁自
　　11、安国相□（王）品官行内侍省掖庭局令戴思恭
　　上述三组题记，从行文逻辑很容易区分。A组及B组跟C组最明显的区别，是前两者都使用了武周新字，比如“圀（国）”“（臣）”“（人）”“（日）”“（天）”“（圣）”等。但是C组题记中，“国”就写作“國”，而不作“圀”。考虑到C组题记是中宗神龙二年所刻，武周新字已经停止使用，这一区别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如果说武周新字就代表着武则天时代的政治革新意涵，那么恢复旧的字体，或许可以理解为李唐皇室的复辟。
　　二、《升仙太子碑》碑阴题记所见武周后期的政治局势
　　将升仙太子碑的建立和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连在一起，可能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就已经非常流行了。比如当时人张鷟所撰《朝野佥载》就记载道：“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当为张昌宗）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庙。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 舍人崔融为最。”张鷟：《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年，第125页;刘餗《隋唐嘉话》云：“张昌宗之贵也，武三思谓之王子晋后身，为诗以赠。诗至今犹传。”（中华书局，1979年，第39页。）缑氏山是王子晋驭鹤升仙的地方，在这里立庙也是符合逻辑的做法。《旧唐书》记张昌宗事云：
　　 圣历二年，置控鹤府官员，以易之为控鹤监内供奉，余官如故。久视元年，改控鹤府为奉宸府，又以易之为奉宸令，引辞人阎朝隐、薛稷、员半千并为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则令嘲戏公卿以为笑乐。若内殿曲宴，则二张、诸武侍坐，樗蒱笑谑，赐与无算。时谀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晋后身。乃令被羽衣，吹箫，乘木鹤，奏乐于庭，如子晋乘空。辞人皆赋诗以美之，崔融为其绝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旧唐书》卷78《张昌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706页。
　　《旧唐书·武三思传》说得更加明确：这些“谀佞者”中包括武三思，武三思“赠昌宗诗，盛称昌宗才貌是王子晋后身，仍令朝士递相属和”。《旧唐书》卷138《武三思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735页。
　　不过从时间顺序上来说，《旧唐书》将武三思等附会张昌宗为升仙太子王子晋这一情节，置于久视元年（700）后，而武则天建立升仙太子碑则在圣历二年（699）。与其说是因为张昌宗的关系在缑山修建王子晋庙，可能更接近真相的是：在武则天君臣热衷于王子晋信仰的氛围里，张昌宗被附会为王子晋的后身。
　　实际上，早在天册万岁元年（696），武则天完成在中岳嵩山的封禅时，即以“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旧唐书》卷23《礼仪志》3，中华书局，1975年，第891页。统而论之，缑山属于嵩山礼仪和信仰空间的一部分。武则天封禅之后，将王子晋纳入到国家礼仪系统和万神殿中，是其建立统治神圣性的组成部分。嵩山上的大周封祀坛碑、大周升中述志碑、大周封中岳碑等碑刻，跟稍后在缑山上修建的升仙太子碑一样，都是展现武周政权合法性的纪念碑。圣历二年，武则天一方面将流放在外十余年的李显立为太子，将原来的皇嗣李旦降封为相王;一方面为宠臣张易之等设立控鹤府，等于是在李唐集团和武氏集团之外设立一派自己掌控的、调和李武矛盾的政治势力。完成了权力改组之后，武则天幸嵩山，并“过王子晋庙”“幸缑山”，然后才回到洛阳。回到洛阳之后，“秋七月，上以春秋高，虑皇太子、相王与梁王武三思、定王武攸宁等不协，令立誓文于明堂”。《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28页。这是武周后期基本的权力结构。李武两个政治集团能否和谐并存，是当时政局稳定的基础。这一点也在升仙太子碑上表现出来。
　　我們暂时撇开宗教和追求长生的目的，升仙太子碑的建立，主要的目的是攀附周灵王的太子王子晋，起到神化统治的效果。饶宗颐：《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3册，1974年，第397～413页;后载《选堂集林·史林》（中），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年，第587～613页。其实最直接的表述是武则天在碑文中写道：“我国家先天纂业，辟地裁基，正八柱于乾纲，纽四维于坤载。山鸣鸑鷟，爰彰受命之祥;洛出图书，式兆兴王之运。廓提封于百亿，声教洽于无垠;被正朔于三千，文轨同于有截。”“鸑鷟”是象征大周兴起的祥瑞，《国语·周语上》云：“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29页。纬书《河图括地象》也解释道：“岐山，在昆仑山南，东为地乳，上多白金。周之兴也，鸣于岐山。时人亦谓岐山为凤凰堆。”[日]安居香山、[日]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01页。因为鸑鷟象征着周朝的兴起，所以武则天修建的明堂顶上也装饰着鸑鷟：“盖为鸑鷟，黄金饰之，势若飞翥”。《旧唐书》卷22《礼仪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862页。很显然，武则天在《升仙太子碑》里希望能够把自己建立的周朝和历史上的周朝联系起来。比如她在碑文中云，“谒清庙而展因心”，似乎将武氏宗庙和升仙太子庙联系起来，毕竟她自认周文王为始祖，而升仙太子也是姬姓子孙。这种想法也完全符合她的政治理念。比如她早在永昌元年（689）十一月就颁布《改元载初赦文》，舍弃李唐的夏正（以寅月为岁首），改用周正（以子月为岁首），通过改正朔表达了武周革命的基本内涵。“永昌元年十一月，改元载初，用周正，以十二月为腊月，建寅月为一月。”参看《新唐书》卷26《历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559页。 　　从碑阴的题记来看，A1组题记中的八位大臣的名字位于碑阴上段右侧。根据题记，对应的上段左侧，应该是“诸王芳名”，但是已经被凿成一片凿痕。凿痕之上，是韩国遗民金秉万20世纪初的题诗。A2组题记，稍后我们会论及，主要是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题名。这样的布局非常有意思，可以是有意安排或者无心使然。但是很明显地，张氏兄弟的名字，出现在诸大臣题名和诸王题名中间，并且与两者都保持一定距离。而且有意思的是，非宗室（包括武氏）诸大臣题名，格式都是写上全名，比如“（臣）狄仁杰”“（臣）魏元忠”，只有武三思这样的宗室亲王，才作“（臣）三思”。但是根据残留下来的张昌宗题名，也是仅写“（臣）昌宗”，而不是写作“（臣）张昌宗”。这样的表达，或许说明在当时的权势结构中，张氏兄弟跟武则天确实关系密切，获得了公认的类似宗室的地位。如果这样的话，恐怕正史中对张氏兄弟和武则天特殊关系的描述，并非仅仅是捕风捉影或者肆意抹黑。
　　张氏兄弟的题名位于诸大臣和诸王中间，正在碑阴上段居中位置，似乎暗示他们是整个立碑的主持者，也是武则天权力的延伸，不属于任何政治集团。所以在碑阴题名上，他们的名字超然位于诸大臣和诸王名字之外。很可能，这样的题名，正反映了武则天晚年中央的政治权力结构。晚年武氏集团和李唐皇室集团，趁武则天病重联手发动政变，杀死张氏兄弟，自此之后，武则天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某种意义上，张氏兄弟仅仅是武则天权力的延伸，代表的是武则天的立场。
　　圣历二年，武则天设立控鹤府，张氏兄弟作为武则天权力的延伸和代表，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在他们倒台后受到牵连流放的就有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史料记载依附二张的大臣还有李迥秀、杨再思、苏味道、韦承庆、韦嗣立和吉顼等。张氏兄弟的权力在大足元年达到危及李氏和武家的程度。在这一年，武承嗣之子武延基、中宗之子李重润以及永泰公主因为非议张氏兄弟被武则天赐死。有学者认为，当时在李、武势力之外出现了张氏兄弟的势力。黄永年：《唐代史事考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98～107页。不过张氏兄弟的权力来源只有一个，就是武则天。他们是衰老病重的武则天控制权力的工具。
　　作为武则天权力的延伸，张氏兄弟的出现，打乱了之前忠于李唐皇室的政治势力和武氏诸王之间竞争对峙的关系。升仙太子碑碑阴的题记，也许正反映了这一时期神都洛阳政治起伏的情势。武则天建立此碑，主要还是政治上的考虑。王静认为，武则天树立升仙太子碑是为了内心的安宁，安抚李唐宗室，调和李武矛盾，吸引支持道教的李唐势力的支持，恐怕并不能成立。参看王静：《节愍太子墓〈升仙太子图〉考——兼论薛稷画鹤的时代背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三、额首的《游仙诗》与武则天对延长政治生命的渴望
　　碑阴额首的武则天御制杂言诗《游仙篇》，题记云是“奉辰大夫（臣）薛曜书”。显然这部分是699年之后增刻上去的。薛曜是附会张易之获得升迁的官员，政治态度跟张氏兄弟一致。《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3893页。这首游仙诗，主题非常明确，就是希望神仙能够“愿□丹诚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也就是说，希望能够赐给武则天延长寿命的灵药，让她可以长久地统治大周。“久视”出自《老子》第五十九章，“久视”就是“长生”之意。
　　武则天改元“久视”，是在当年五月。这一年，武则天巡幸嵩山石淙河边的三阳宫——此地就在升仙太子碑不远处。在这里，武则天吃了进献的长生药，身体有所转好，于是改元“久视”。身体转好后，武则天在五月十九日，召集群臣文士在石淙会饮，参加的有皇太子李显、相王李旦、梁王武三思，以及大臣狄仁杰、张易之、张昌宗、李峤、苏味道、姚崇、閻朝隐、崔融、薛曜、徐彦伯、杨敬述、于季子、沈佺期等人。这次石淙会饮创作的十六首诗，武则天命薛曜书丹，命工匠刻在北面临水的崖壁上，至今尚存。考虑到薛曜既是石淙会饮诗的书者，那么很可能就是在同时或者前后，武则天命他也在距离石淙会饮不远处的升仙太子碑上增刻了追求长寿的《游仙诗》。
　　这一时期，已经70多岁的武则天无可奈何地面临着老去的现实。老年君主在专制体制下，为维护权力的延续而追求延年之法，在中古时期非常普遍。不可否认的是，张氏兄弟在武则天追求长寿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论是为武则天炼制丹药，或者是推崇驭鹤成仙的王子晋信仰，里面都包含着希望武则天长生久视的目的。有学者认为张氏兄弟是武则天希望除病健身、羽化成仙的中介，参看郭绍林：《张易之、张昌宗到底是武则天的什么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这些都是武则天这段时期追求长寿运动中的部分环节。长安三年（703），武则天倚重的高僧德感在捐造的观音像上留下的题记，也表达了希望武则天身体健康长期统治的愿望：“检校造七宝台、清禅寺主、昌平县开圀公、翻经僧德感奉为圀敬造十一面观音像一区，伏愿皇基永固，圣寿暇长。”有关讨论，参看孙英刚：《从五台山到七宝台：高僧德感与武周时期的政治宣传》，《唐研究》第2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9～176页。
　　同时我们注意到，武则天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此时确实有向道教倾斜的趋势。比如正是在久视元年（700），她把自己头衔中的“金轮”去掉了。“金轮”象征着武则天佛教君主的身份，将这一头衔去掉，反映了武则天政治倾向的某些微妙变化。“五月癸丑，上以所疾康复，大赦天下，改元为久视，停金轮等尊号，大酺五日。”参看《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29页。而史料中有关武则天崇道和追求长生的内容多了起来。比如武则天寝殿改名“长生院”，比如《旧唐书》记载：“及则天卧疾长生院，宰臣希得进见，唯易之兄弟侍侧，恐祸变及己，乃引用朋党，阴为之备。”参看《旧唐书》卷78《张易之张昌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707页。或许也是这样的一种心理作用。
　　这一年，她也改了正朔，回到了李唐夏正：“冬十月甲寅，复旧正朔，改一月为正月，仍以为岁首，正月依旧为十一月，大赦天下。”《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29页。改正朔，其实已经承认将来无论如何都会回到之前的政治传统了，或者说，继承人无论如何都是李唐子弟而不可能是武家子弟了。这样强烈的政治信号，肯定被了解政治传统的大臣们所认知到。 　　四、碑阴题记所见的相王集团
　　705年，武则天在政变中下台，中宗即位。武则天倒台后，中宗并未立即回到长安，此时洛阳仍是权力的中心。根据《升仙太子碑》碑阴题记，神龙二年（706），权势极大的安国相王率自己的僚属来“刊碑刻石”——其实是来“修正”此碑。
　　根据题记的记载可知，相王明显凿去了两部分内容：张氏兄弟的名字和“诸王芳名”。A2组的题名，其中一行被整个凿去，下面的一行作：“检校勒碑使守凤阁舍（人）右控鹤内供奉骑都尉（臣）□□”，仅仅凿去了名字。根据杜佑《通典》卷二五记载，“武太后圣历二年正月置控鹤府监一员，从三品;丞一员，从六品;主簿一员，从七品;控鹤左右各二十员，从五品下。以张易之为控鹤监，统左控鹤，出入供奉;以麟台监张昌宗统右控鹤，内供奉”。碑阴题记中的“检校勒碑使守凤阁舍人右控鹤内供奉骑都尉”应该就是张昌宗，在题名中，他自称“臣昌宗”。而另外一个被完全凿去的人名，应该是张易之。题记中的吉顼虽然也曾任职左控鹤内供奉，但是中宗时并未倒台，所以并未凿去。同样的道理，此时武三思仍是中宗朝的重要政治人物，所以他的名字也没有被相王李旦凿去。但是为什么张易之的题名，连头衔带名字全部被凿去，而张昌宗则保留了官衔，没有确切的证据，只能做一些揣测，或许张易之的头衔中有一些相王不能接受的内容。
　　除了二张，题记提到的“诸王芳名”整个消失了，而在碑阴上段左侧出现了一片凿痕——上面是近代韩人的题诗。这个位置应该是所谓的“诸王芳名”。为什么相王要凿去诸王的题记呢？可以想见，圣历二年跟随武则天上缑山树立升仙太子碑的，必然不是李唐皇室的诸王——他们很多还在外地流放或者处于蛰伏状态。作为“诸王”，是武氏诸王，或者以武氏诸王为主。
　　《旧唐书》卷一八三记载：“中宗即位……武氏诸王宜削其王位……上答曰：……攸暨、三思皆悉预告凶竖，虽不亲冒白刃，而亦早献丹城，今若却除旧封，便虑有功难劝。于是降封梁王三思为德静郡王，量减实封二百户，定王、驸马都尉攸暨为乐寿郡王，河内郡王懿宗为耿国公，建昌郡王攸宁为江国公，会稽郡王攸望为邺国公，临川郡宗为管国公，建安郡王攸宜为息国公，高平郡王重规为郐国公，繼魏王延义为魏国公，安平郡王攸绪为巢国公，高阳郡王、驸马都尉崇训为邓国公，淮阳郡王延秀为桓国公，咸安郡王延祚为咸安郡公。”《旧唐书》卷183《外戚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733页。这可能是相王李旦将武氏诸王题名凿去的依据。但是为什么不保留名字，凿去头衔，或者改刻头衔呢？很显然，李旦将诸王的题名全部凿毁了，并没有加以区分或者保留部分内容。
　　李氏诸王如果圣历二年也跟武则天上缑山，相王李旦仍会将其题记凿去。根据史料明确记载，武则天将李旦改姓“武”，而且名字也改为“轮”。《旧唐书》卷7《睿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52页。武周时期，皇帝仍姓武，李旦必然仍跟随母姓——这是新王朝的国姓。如果这样的推测成立的话，相王李旦仍会坚决地全部凿去“诸王芳名”。
　　凿去了“诸王芳名”和张氏兄弟的题名，在碑阴增刻上去的，是李旦相王集团成员的名字——这些人在后来推翻中宗系的政变中跟相王保持一致。通过对这一“政治景观”的修正，这一“纪念碑”的纪念碑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最初建立这一景观的时候，是为了武周政权的合法性鼓吹，那么之后李旦的修正，则是中宗复辟后对武周政治遗产的否定，尤其是抹去对李唐皇室权威最具伤害的武氏诸王和武则天宠臣张氏兄弟的名字。如果考虑到数年后李旦集团政变的史实，这些跟随李旦在升仙太子碑上刻上名字的僚佐们，无疑通过这样一个宣誓性的仪式，向自己的府主呈上了投名状。
　　王府作为皇权政治时代的必然产物，发展到了隋代以及唐代的早期，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甚至影响到皇位继承模式。唐代亲王拥有庞大的僚佐系统，包括王官、府官、亲事府、国官等。王府僚佐在唐朝前期的政治史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相王僚佐为核心的相王集团，从武周中期到玄宗上台，都在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重要的僚佐，比如王府长史姚崇，跟相王关系密切，也在神龙政变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姚崇的政治生命中，很重要的节点就是担任相王府长史，也就是相王的幕僚长，甚至一度以兵部尚书兼任相王长史。参看《旧唐书》卷96《姚崇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022～3023页。王府司马袁恕己，是神龙政变的五王之一，在政变中，“兼知相王府司马事。敬晖等将诛张易之兄弟，恕己预其谋议，又从相王统率南衙兵仗，以备非常”，《旧唐书》卷91《袁恕己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942页。神龙元年，袁恕己担任“中书令，兼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页。
　　《升仙太子碑》碑阴题记中提到的“从官特进行尚书左仆射兼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平章军国重事上柱国芮国公豆卢钦望”，同时也是相王李旦贵妃豆卢氏的伯父。有关研究，参看陈丽萍：《唐睿宗豆卢贵妃史事考证》，《唐史论丛》第13辑，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325～336页。此时长史已经不是袁恕己，而是改成了豆卢钦望。这也符合文献的记载。神龙元年十二月，《旧唐书》提到此时豆卢钦望的头衔：“特进、尚书左仆射、兼安国相王府长史、芮国公豆卢钦望为开府仪同三司，依旧平章军国重事。”《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43页。而之前的相王府长史袁恕己，则在前一年的神龙元年五月被罢知政事，可能在此时相王府长史的职务就由豆卢钦望担任，参看《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39页。《升仙太子碑》提到的“相王府司马护军皇甫忠”，是唐初大臣滑国公皇甫无逸的孙子。开元年间，担任卫尉卿。《旧唐书》卷62《皇甫无逸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6页。碑阴题记提到的“朝散大夫守安国相□（王）府咨议上柱国邢国公□（王）温”，很可能是同碑题记“光禄大夫行内史上柱国邢国公王及善”之子。王及善为武则天时宰相，时隔七年之后，其子王温跟随相王李旦再次去缑山并在《升仙太子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升仙太子碑》提到的“王府记室参军丘悦”，《旧唐书》有传，撰有《三国典略》传世。本传云：“景龙中，为相王府掾，与文学韦利器、典签裴耀卿俱为王府直学士。睿宗在藩甚重之。”《旧唐书》卷190《丘悦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016页。包括题记中出现的薛稷，也“以工书，事上（相王）于藩邸”。后来在李隆基等人政变拥立相王为帝后，薛稷因为这一关系被睿宗（相王）从太常少卿直接拔擢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进入宰相行列。《资治通鉴》卷290，景元元年五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650页。其实不止薛稷，其他相王僚佐都被特殊厚待。在相王即位当天，“内外官四品以上加一阶，相王府官吏加两阶”。《旧唐书》卷7《睿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54页。一直到相王之子李隆基上台，任用的宰执大臣，仍是相王旧部，最典型的就是姚崇，是大家熟知的开启开元之治的名相之一。推翻韦后，相王上台之后，立即就召回姚崇，“召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寻迁中书令。”《旧唐书》卷96《姚崇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023页。 　　中宗（656-710年）705年复辟上台，是个政治妥协的结果。中宗被流放外地，一直到圣历元年（698）才被武则天召还东都。流放的时候中宗二十八岁，回到都城时已经四十三岁了。他之所以被召回，也是因为以他的弟弟皇嗣李旦为精神领袖的亲李唐集团和拥护武家皇权地位的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结果。神龙元年（705）的政变将中宗突然推上皇位，如我们提到的，在这次政变中，李旦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带领自己的府僚袁恕己控制了南衙的府兵。但是原先的政治权力结构并未改变：权势最大的政治集团仍是李旦的相王集团和武三思为首的所谓韦武婚姻集团。相王身边聚拢的姚崇、朱敬则等众多大臣贵族原本就是奉相王为领袖。相王集团盘根错节，經营长达一二十年，不管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情势，都让在外流放十五年、孤家寡人一般回到权力中心的中宗感到强大的威胁。这也注定了中宗统治时期波谲云诡、紧张不安的政治局势。
　　除了迅速撮合其后族韦氏和武家子弟的联姻进而结成政治同盟外，中宗八位公主，其中六位嫁给武家或者韦氏子弟，其中安乐公主前后两次，都嫁给武家子弟，但是相王李旦十一个女儿没有一个跟武韦联姻。有学者认为中宗打造了一个韦武集团，参看唐华全：《试论唐中宗时期的诸武势力》，《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有关相王集团的详细研究，参看笔者2003年硕士论文《唐代王府与政治》。有关宫廷政变的部分，参看孙英刚：《唐前期宫廷革命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3～288页。中宗几乎动员了一切自己能使用的政治资源，以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笔者曾论证，中宗复辟，并没有改变武则天时期的佛教政策，而且把对佛教的宣扬和支持推到了新的高度。尤其是强调其和高僧玄奘的师徒关系，以及调动荆州僧人充实到首都，孙英刚：《长安与荆州之间：唐中宗与佛教》，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25～150页。或也是这种政治焦虑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中宗似乎始终没有摆脱“过渡性”君主的阴影，在短短的数年统治中，党争、阴谋不断，大规模的宫廷政变，从太子李重俊政变，到相王及其子李隆基政变，接续不绝，最终倾覆中宗一系的统治，李唐的皇权归于相王一脉。
　　五、余论：流动的政治景观
　　何谓“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巫鸿认为，“‘纪念碑性’是指纪念碑的纪念功能及其持续。”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它跟外在的物质形态有区别，不论是庄严雄伟的纪念碑，还是一堆废墟，甚至一根扁担，其具有公共性纪念意义的原因是其内在包含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历史是现在对于过去的选择性记忆，或者说是各种记忆竞争后留下的东西。图像和景观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及其意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到底该如何记忆或者理解这些图像和景观，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美学问题，而是受到政治、信仰等许多因素的干预。从政治景观或者图像来说，外在干预有时候显得更加深刻。
　　圣历二年（699）立规模宏大的升仙太子碑。此碑跟武周政权的政治宣传关系密切。武周政权倒台后，神龙二年（706），位高权重的安国相王李旦率自己的一群王府僚佐来“修正”此碑。修正的内容，比较明显的是：凿去了武氏诸王和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名字。在碑阴增刻上去的，是李旦相王集团成员的名字——这些人在后来推翻中宗系的政变中跟相王保持一致。通过对这一“政治景观”的修正，这一“纪念碑”的纪念碑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最初建立这一景观的时候，是为了武周政权的合法性鼓吹，那么之后李旦的修正，则是中宗复辟后对武周政治遗产的否定，尤其是抹去对李唐皇室权威最具伤害的武氏诸王和武则天宠臣张氏兄弟的名字。如果考虑到数年后李旦集团政变的史实，这些跟随李旦在升仙太子碑上刻上名字的僚佐们，无疑通过这样一个宣誓性的仪式，向自己的府主呈上了投名状。不论这一景观的观众是武周君臣、中宗君臣、相王僚佐，还是普通百姓，其纪念碑性的内涵，随着政治局势的变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让我们不得不对作为政治景观的图像进行更多的反思。
　　我们谈的图像或者景观，可能至少要分成制造中的景观和持续的景观。就如唐代展现节度使或者地方官员权力或者功德的“纪念碑”，在有些事主身家破灭之后，可能只是后来者凭吊感叹的对象，而不再是这些政治人物权威的象征。纪功碑也好，功德碑也好，或者其他“纪念碑”也好，其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忆，不但受到最初景观或者图像建立者本意的影响，还受到时过境迁带来的新历史背景和新的政治干预的影响。不管图像上留存的文字也好，符号也好，在时过境迁之后，原先设定的观众或许已经不在。通过研究，这些图像、符号揭示的历史画面，似乎就应该定格在它们依然有效地将意图传达给特定观众的时代。
　　在此特别感谢17年前（2002年）雷闻先生提示《升仙太子碑》这一材料，不过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形成研究文字。这篇文章可视为笔者最终的结论。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黄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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