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研究多元融合与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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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介绍了2019年4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功能）语言学融合与发展高端论坛”。6位主旨报告专家围绕“语言研究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语言学学科内部各理论、流派之间的互融互鉴”等议题展开研讨，齐商共谋语言研究的创新发展之路。本届论坛的举办顺应了当今交叉学科、跨学科以及超学科蓬勃发展的趋势，起到了助推语言研究和理论创新走向多元融合的作用。
　　〔关键词〕语言研究;多元融合;理论创新;功能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3-0030-06
　　引言
　　继“首届功能语言学融合与发展高端论坛暨韩礼德先生纪念研讨会”于2018年7月5日至6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举办[1]后，由该校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及外研社外研在线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功能）语言学融合与发展高端论坛”于2019年4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再次举行。论坛邀请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沈家煊教授、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华南农业大学黄国文教授、江苏师范大学杨亦鸣教授、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黄衍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中山大学常晨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于晖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杨炳钧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何伟教授12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语言研究多元融合与理论创新”展开主旨发言。来自国内100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180多位学者、教师、研究生通过线下或线上方式参加了本届论坛。线上直播服务由外研社外研在线外语教师发展智慧平台“U讲堂”（ucourse.unipus.cn）提供。
　　本届论坛专辟“青年学者论坛”，为青年教师、硕博研究生搭建学术交流、思想碰撞的平台。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等院校的51名青年学者围绕“语言研究思想、原则及范式”“语言学理论的融合、借鉴与发展”“汉外对比研究和語言本质”“汉语句法、语义研究”“英语句法、语义研究”5个议题进行了展示，10位专家做了精彩的点评发言。
　　一、论坛主旨报告
　　近半个世纪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业已成为推动各学科理论创新发展的增长点与突破口。语言学学科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同样离不开语言学学科内部各理论、流派之间，以及同其他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互融与互鉴。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本届论坛“语言研究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和“语言学各内部学科、流派之间的互融互鉴”两个论坛议题出发，对关涉这两个议题的6个主旨报告进行综述，以期为学界同仁提供可资借鉴的启示。
　　（一）语言研究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
　　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在其报告“树立问题意识和未来意识，不断开拓语言学融合的新领域”中指出，从事探究“未知”的科学研究，研究者必须树立两种意识——问题意识和未来意识，和具备两种思考——开拓性思考和深层次思考。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时代，各学科的研究将不再囿于单纯的本学科领域，而是要跨多个学科、多个领域，这样才能将研究不断引向深入，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语言研究而言，陆教授认为，必须逐步走语言学内部各学科分支之间相互融合、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的“融合之路”，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局面。陆教授明确指出，当前语言学的“融合”适宜采取“语言学+”的模式。而采用这个模式则意味着首先要搞好语言自身的研究，要不断在研究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解释新现象。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探究语言学与其他不同学科间的“关联性和相互作用”，找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契合点、着力点和支撑点”[2]（32）。此外，还必须具备面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等不确定性和动态变化的思想准备，这样才能逐步形成众多的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分支，不断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陆教授通过检索后发现，国外的研究已经涉及38门具有交叉融合性质的语言学学科分支。他以“跨文化语用学”“生物语言学”和“宇宙语言学[3]”为例，说明了交叉学科形成的基础、研究任务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针对中国的语言学交叉学科研究，陆教授提出两点建议：其一，立足于汉语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力争用20年乃至50年的时间，在学术观点、分析方法上取得较大突破，做到理论创新，在国际学界发出真正的中国声音;其二，学习、借鉴国外经验，有意识地以“语言学+”作为研究模式，努力探索、逐步加强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包括理科、工科以及各种人文社会学科的融合，建立起更多新的语言学交叉学科，使语言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社会以及全人类。
　　江苏师范大学杨亦鸣教授作了题为“语言与下一代人工智能”的主旨报告，报告强调要将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同开展语言脑机制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杨教授首先指出，当前，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的诸多国家都在抓紧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抢占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的制高点。要在下一代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突破，离不开对语言、脑科学以及语言脑机制进行研究。而以往对人脑语言功能的研究存在诸多不足，如以动物而非以人作为研究模型，缺少真正研究语言脑功能学者的参与，仅把语言看作一种交流工具而忽视了语言是思维载体这一本质特征。与人脑相比，当前的人工智能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机器偏好“大数据”而人脑仅需依靠少量的语言接触即可生成无限的语言，深层次“概念语义”理解做得还不够好，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远不及人脑，降噪抗干扰能力和抑制无效信息能力较弱，以及能耗较高。面对人工智能研究和人脑语言功能研究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杨教授提出要开展“面向下一代人工智能的语言脑机制研究”。目前，可以借助神经电生理、脑成像和眼球追踪等技术手段，对自然口语理解、双语语言抑制、诗歌韵律加工等进行研究，并把语言脑机制研究的相关成果应用于人工智能领域。杨教授认为，只有贯通从分子到认知的解释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人工智能理论，才有可能带来重大变革。最后，杨教授提出，要领跑人工智能发展就需要提前布局，持续革新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建立以人脑实际计算为基础的下一代人工智能，同时他呼吁设立“人工智能+语言学”相关专业，培育具有前瞻眼光、贯通语言学以及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先进方法的复合型人才。 　　（二）语言学各内部学科、流派之间的互融互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沈家煊教授在其报告“谈谈功能语言学各流派的融合”中首先系统梳理了功能语言学的各家各派。沈教授认为，狭义上的功能语言学包括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4][5][6][7]、荷兰语言学家Dik的功能语法[8]和美国语言学家Givón的功能语法[9][10][11][12]，三个主要功能语言学流派理应融会贯通，并就汉语的实际情况提出有待解决的问题，将研究深入下去。广义上的功能语言学则包括狭义的功能语法、语用学、语言类型学、语法化研究、认知语法以及互动语言学，就如何结合这些学科分支进行汉语研究，沈教授做了富有洞见的阐释。接下来，沈教授指出，从事功能语言学研究的人也要接受结构主义的“洗礼”，因为语言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语言研究不能只讲功能和意义而忽略形式。在近些年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沈教授以现代语言学的眼光，对汉语实现“传情达意”的5种形式手段——回文、重言、联语、互文和韵语，进行了重新审视和阐释，并指出，我们需要一个“超越主谓结构和动词中心主义”的“大语法”框架来“套住”汉语的种种语言现象和形式特点。最后，沈教授特别强调，叩问是科学发展的动力，融合研究要把“以理论为导向”变为“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就可以在理论上钻进去又跳出来，将各家各派加以融会贯通，然后加上自己的创新。我们归根结底是研究语言而不是语言理论，研究语言理论也是为了研究语言，是为了认识语言的本质。沈教授坚信，只要我们既跟国际接轨对话，又跟中国传统接轨对话，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然后加上自己的创新，就一定可以为人类的语言学事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作了题为“总体语言学到对比语言学”的主旨报告，报告包含“语言研究的交流与融合”和“谈谈对比语言学”两部分。潘教授认为，普通语言学的本质是总体语言学，而总体语言学与种种“语言学”如按地域划分的汉语语言学、英语语言学和按视域划分的社会语言学（本体论视角）、语料库语学（方法论视角）的关系，类似语言与方言的关系。不同的语言学流派之所以能够融合，就在于它们拥有共同的基础即总体语言学、共同的对象即人类的语言以及共同的终极目标即揭示人类语言的本质。不同流派秉持不同的语言观，是因受到主客观条件以及人类认知的限制。以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所秉持的“自足系统说”“交际工具说”和“世界观说”为例，这些语言观源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不同学科，是在强调语言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等不同属性，这些属性则分别对应于“自然”、“社会”和“人类”三个进化的世界。三大语言观中，潘教授更倾向于选择“语言世界观说”，他把语言看成“人类认知世界并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13]（106）。在他看来，文化、历史和心理视角下的语言观更有助于揭示语言的本质。关于对比语言学，潘教授从“对比语言学的性质”、“对比语言学的历史和目标”和“对比语言学的研究体系”三个方面阐释了其最新的认识与思考。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作了题为“汉语会意字与汉语表征”的主旨报告，报告从英汉语的文字系统出发，通过对比语言表征方式的差异，进而揭示英汉民族在时间性和空间性思维上的差异[14]。王教授指出，作为纪录语言的工具，英汉文字属于不同的体系，英语属于典型的借源文字、字母文字、表音文字，而汉语则属于典型的自源文字、象形文字、表意文字，汉字主要通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六书”）等原理构造而成。汉语的造字方式浸透着汉民族的物象思维、空间思维。借助空间手段，汉民族可以轻而易举地构造出具有会意性质的两叠字、三叠字、四叠字，物象的可视性使得该类字具有较高的语义透明度，即便不知其音，也能大致猜出其意。接下来，王教授阐释说，语言与文字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优选关系”[15]（43），文字须适合语言的特点。英语以表音的字母文字作为其书写系统，是“以行为动作作为核心”的优选结果，借以适配其时间性的线序结构;汉语以表意的象形文字作为其书写系统，则是“以名物作为核心”的优选结果，借以适配其空间性的离散结构。换言之，以行为动作作为核心意涵着对“时间性”的偏重，以名物作为核心内蕴着对“空间性”的偏爱。最后，王教授從语言文字与民族思维之间关系的角度论述到，语言文字负载着民族文化、民族思维，因而英汉文字之间的差异以及语言表征方式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英汉民族在时空性思维上的差异。了解英汉语言文字的差异、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英汉两种语言、两个民族的特质。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黄衍教授作了题为“‘Ilikeyou’mayactuallyimplicate‘Iloveyou’：Areconsiderationofsomescalarimplicatures”的主旨报告，报告从三个非典型案例出发，探讨了荷恩级差（HornScale）理论[16]的解释力及适用性，并在新格莱斯理论框架下，结合列文森（Levinson）的Q-原则（QuantityPrinciple，量原则）和I-原则（InformationPrinciple，信息原则）[17]就此类问题做出了全新解释。根据荷恩的级差理论，同一语义场的多个词语可按照语义信息强弱排成一个等级序列，说话人说出的包含强项的句子一定会蕴含弱项的意义，而包含弱项的句子则一定会否定或排斥强项的意义。在面对“标记性/非典型”案例时，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语境下的“我喜欢你”实际上可能蕴含“我爱你”，该理论的会话含义推导机制就难以行通。为解决这一问题，黄教授提出，应在保留荷恩级差和Q-原则的基础上，将<喜欢，爱>置于阿特拉斯-列文森级差（Atlas-LevinsonScale）之下，使之受制于I-原则。
　　二、“青年学者论坛”发言
　　在本届论坛专设的“青年学者论坛”上，共有51名青年学者进行了汇报发言。如下将对关涉“语言研究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和“语言学各内部学科、流派之间的互融互鉴”议题的发言进行简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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