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越铜鼓文化的传承内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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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距今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的骆越古国被称为铜鼓王国，其是岭南地区最早铸造和使用铜鼓的王国。随着越来越多的古代铜鼓被发现、挖掘，铜鼓已成为具有代表性的骆越文化遗产。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如何继续保持骆越铜鼓的原始形态，焕发其生命活力，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文章从物质传承和精神传承两个方面研究骆越铜鼓文化的传承内容。
关键词：骆越铜鼓文化;物质传承;精神传承
早在骆越时期，骆越古国就被称为铜鼓王国。东汉时期有关于骆越铜鼓最早的记载，《后汉书·马援列传》载曰：“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可见，骆越铜鼓的悠久历史。骆越后裔对传世铜鼓的保护较为完整。目前，中国各地发现并收藏的各种类型的古代铜鼓共1388面，其中作为骆越故地的广西有500面，云南有150面。广西、云南两地发现的铜鼓，占世界发现铜鼓总数36%的以上。而民间收藏和使用的铜鼓则难计其数，仅广西河池一帶壮族民间收藏和使用的铜鼓就超过2000面。骆越铜鼓文化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依然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这得归功于骆越后裔对铜鼓文化的不懈传承和保护。
一、物质传承
（一）地名承载
关于骆越铜鼓地名的形成，最早记载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条引《林邑记》。其文为“《林邑记》曰：‘浦通铜鼓，外越安定、黄冈、心口’，盖籍度铜鼓，即骆越也。有铜鼓，因得其名。马援取其彭以铸铜马。” 这里的铜鼓就是地名。在桂平市的东边有一处“铜鼓滩”，相传该名称由来是在东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回程时经过该处，船上所载的两个骆越铜鼓掉入江中;也有相传称该处是交汇之处，偶有恶浪翻滚，导致船只翻入江中的事故。因此，经过此处的船家为了保平安，或将铜鼓放在船头祭祀，或向滩心抛掷铜鼓以求平安。后来，此处有多面被打捞起来的铜鼓，于是人们便将这里称为“铜鼓滩”。
地名的由来、命名的规则、寓意都蕴含着传统历史文化。骆越故地的铜鼓地名大致反映了古今骆越铜鼓使用和流传的地区，它们自产生的那一天起，便成为骆越铜鼓文化中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传承延续至今。
（二）文字记载
从古至今，文人学士关于骆越铜鼓的记载数不胜数。刘恂的《桂海虞衡志》：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相传为马伏波所遗，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緻。四角有小蟾蜍。两人舁行，以手拊之，声全似鞞鼓。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其制正圆，而平其面，曲其腰，状若烘篮，又类宣座，面有五蟾，分据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负也。周围款识，周围款识，其圆纹为古钱，其方纹如织簟，或为人形，或如琰壁，或尖如浮图，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环成章，合其众纹，大类细画圆阵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铜鼓大者阔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县用以为更点。交趾尝私买以归，复埋于山，未知其何义也。按广州记云：俚獠铸铜为鼓，唯以高大为贵，面阔丈徐，不知所铸果在何时。按马援征交趾，得骆越铜鼓，铸为马。或谓铜鼓铸在西京以前。此虽非三代彝器，谓铸当三代时可也。亦有极小铜鼓，方二尺许者，极可爱玩，类为士大夫搜求无遗矣。周去非在后来更是引用《广州记》和《后汉书》等历史文献来说明铜鼓的主人是骆越人，并且断定铜鼓是铸在西汉（西京）以前。
由此可见，一个民族的文化是随着一个民族的产生而产生的，文字记载可以让后人对记载中文化进行学习、传播、交流和继承。文字记载可以说对骆越铜鼓文化的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制作与工艺传承
在与骆越铜鼓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关于骆越铜鼓铸造的记载极为贫乏。裴渊著《广州记》也只说到“俚僚铸铜鼓”。《晋书·食货志》中只讲到广州夷人将铜钱熔炼，“铸败作鼓”;至于如何铸造，只字未提。迨至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凡为凡为铜鼓，以红铜为上，黄铜次之。其声在脐，雌雄之脐，亦无别，但先炼者为雄，后炼则为雌耳。然诸工不善取音，每铜鼓成，必置久延铜鼓师，师至，微以药物淬脐及鼓四旁，稍挥冷锤攻之，用力松轻，不过十余锤。而雄声宏而亮，雌声清以长，一呼一应，和谐有情，余音含风，若龙吟而啸凤也。广州炼铜鼓师不过十余人，其法绝秘，传于子不传女云。麽经《布洛陀·造铜》篇没有说明骆越后裔——壮族在什么时候学会铸造铜，却介绍了冶炼铜矿和铸铜器的过程。由此可见骆越族民出于对铜鼓的高度崇敬，对铸造铜鼓的工艺严格保密，所以很难见到相关记载。
为了揭开铜鼓的铸造工艺之谜，考古学者与铜器铸造专家不遗余力探索。通过反复观察和分析研究，古代骆越铜鼓铸造工艺已被大致理清，一般来说分为这12道工序：备料（金属材料、造型材料、燃料）→整理铸造场地→制模型、骨架、刮板→制内外范→制附件→刻花纹→干燥→烘烤鼓范→合范→焙烧预热→浇筑→修整→定音。
二、精神传承
（一）有关骆越铜鼓的传说
关于骆越铜鼓的来历传说，有两个广为流传。
有一个传说说铜鼓是天上的雷公造的。雷公通过制造铜鼓，运用铜鼓的声音震慑天下人。这也成为人们惧怕雷王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传说称铜鼓是由壮族开天辟地的老祖宗布洛陀创造的。传说中布洛陀创造了天、地和人之后，依旧时常关心人们还缺少什么。有人对布洛陀说，还缺少星星，布洛陀便带领人们挖来三色泥，将其做成一个个两头大中间小的模子，用砍伐而来的青冈树烧炼孔雀石。三天三夜后，布洛陀带领大家把孔雀石烧制而成的金光灿灿的溶浆倒进三色泥模子里。眨眼功夫，一个两头大中间小、四只耳朵，一头封顶一头空的东西就造出来了。封顶的一头中间有一个又大又亮的星星，周围围绕了许多小星星，布洛陀拎起其中一个来，用拳头照中间的大星星一擂，“抛曼抛奔”、“抛曼抛奔”的声音便响起来。布洛陀大声地说：“这些东西叫阿冉，它们就是地上的星星。”在壮语“阿冉”就是铜鼓，所以壮族世世代代都流传着这样一首歌： 天上星星多，地上铜鼓多，
星星和铜鼓，给我们安乐。
铜鼓的传说，源于骆越先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后来又以其特有的口头形式流传。经过壮族后裔世代相传并创新，凝练和升华，成为传承骆越铜鼓文化的有效形式。
（二）铜鼓舞蹈
铜鼓最开始的功能是炊煮，后来成为祭祀的器具。骆越先民将食物从铜鼓中取出来后，将铜鼓翻转，用木棍敲之，伴随其发出的音响，骆越先民在周围用舞蹈来表现丰收、狩猎或农耕中的某些动作，这就是最初的铜鼓舞。这主要源于骆越先民们认为铜鼓是雷神制造的神器，敲击铜鼓可以向雷神祈求雨水，保佑当地风调雨顺，因而在至今仍保留的骆越民俗节日和红白事中，銅鼓是不可缺的重要乐器。
由骆越铜鼓传承下来的铜鼓舞蹈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有蚂拐节中的铜鼓舞。“蚂拐节”主要流行在红水河流域的东兰、巴马、天峨、南丹等县内，当地人也称之为“蛙婆节”、“蚂拐歌会”。骆越先民认为青蛙是雷公的使者，因而将其作为崇拜之物，不仅将其雕塑在铜鼓上，还在舞蹈中模仿青蛙的动作。伴随着敲击铜鼓发出的音响，屈伸迈步，胸部的前后蠕动，同时臀部和肩部反向横移，形成身体前后晃动、左右横移，宛如一只青蛙的独特动律，配合鼓声时轻时重、时缓时急，浑然一体。
（三）文学作品
自骆越铜鼓产生之后，便有不少文人会客将铜鼓作为诗章创作的素材，至今仍有不少诗歌流传下来。宋代诗人方信孺在《南海百咏》中描述铜鼓“自唐以来有之，《番禺志》已载其制度，凡春秋享祀，必杂众乐之以侑神”，并咏道：
石鼓嗟峨尚有文，旧题铜鼓更无人，
宝钗寂寞蛮花老，空和楚歌迎送神。
清人戴朱弦的《铜鼓歌》说：“蛮溪雾毒苍虬舞，土人架阁悬铜鼓。问是当年谁所留，尽说传自汉武侯。武侯天威靖蛮落，日畴岁垦桑麻弱。四时儿女吹芦笙，椎牛酌酒欢相噱……春秋赛社击铜鼓，何用腰刀藏毒弩……”[3]这两首诗描绘的都是铜鼓赛神的情景。
清末民初，诗人黄敬椿的《龙州风土诗》写道：
骆交铜鼓费摩挲，犹记银钗扣处和。
铸自伏波搜不尽，曾偕舂杵葬山河。
壮族铜鼓的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骆越铜鼓文化内涵，是骆越后裔中子孙对骆越先民的追念、敬仰与感恩的载体;是骆越先民开拓进取的精神品质的升华。文学作品的记载的铜鼓文化，是淳朴的社会风俗的反映，同时也增强了骆越后裔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宗教仪式
广西宁明县的花山壁画上有许多地方表现了骆越先民膜拜铜鼓和围着铜鼓舞之蹈之的场面，再一次证明了铜鼓是骆越先民的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器具。温庭筠《河渡神祠》曰：“铜鼓赛神来，满庭幡盖徘徊，水村江浦过风雷，楚山如画烟开。”这首诗中描绘的就是将铜鼓用于祭祀水神的场景。
骆越先民将铜鼓用作祭祀，认为以敲击铜鼓的方式来祭祀神灵，不仅可以得到神灵的护佑，还可以获取与邪神恶魔进行对抗的力量，以此达到平安喜乐。现在广西东兰县北部地区的骆越后裔在许多民俗节日活动时依旧离不开铜鼓。铜鼓成为骆越后裔的文化符号。
三、结语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文化传承。没有文化传承，就没有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也不可能有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骆越铜鼓文化是骆越先民流传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对其进行传承和发扬，可以树立壮族的文化自信，同时也能创造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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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蒋廷瑜，廖明君.铜鼓文化[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4] 蒋廷瑜.蒋廷瑜集——岭南铜鼓论文集[M].北京：线装书局，2011：236-237.
[5] 李富强.其命维新：壮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实践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203.
基金项目：文章为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Innovation Project of Guangxi Graduate Education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CSW201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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