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形象的灿烂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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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伊姆加特·科伊恩于1931年发表处女作——《吉吉，我们中的一个》，该书一经出版便大受欢迎。作为魏玛共和国末期的一位女性作家，同时也是“新女性”的代表人物，伊姆加特·科伊恩在她的这本时代小说中以吉吉为主人公，细致地展现了“新女性”的形象。除此之外，那个时代下的资产阶级传统女性和无产阶级女性形象在这部小说中也得到诠释。文章以分析不同阶层女性形象为重点，解读她们间的差异和冲突。
　　关键词：传统女性;“新女性”;差异
　　一、不同阶层的女性形象
　　（一）资产阶级传统女性
　　在《吉吉，我们中的一个》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吉吉的养母克龙太太（Frau Kron）和生母格赖夫太太（Frau Greif）被视作资产阶级传统女性形象的代表。
　　作为小资产阶级传统女性，克龙太太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她虽然识字，但是连华盛顿、拿破仑、俾斯麦这样的大人物都不认识，“她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她对报纸上的政治消息完全不感兴趣，只有家长里短能够引起她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在家庭中，克龙太太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妻子，也是一位对养女悉心照顾的母亲。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丈夫和女儿，并且让他们开心。她不会考虑到自己的幸福，也不期待在生活中有任何的改变，完全放弃了“自我”。作为家庭主妇，她顺从于挣钱养家的丈夫，丈夫在家庭中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仅仅是一枚鸡蛋就能反映“男人的优越性”（m?nnliche ?berlegenheit）;作为母亲——即使是养母，她也承担了教育女儿的责任，当吉吉和马丁（Martin）关系过于亲密时，她会和吉吉严肃交谈，因为她要履行母亲作为“教育者”的职责;作为传统女性，克龙太太对于婚前性行为持保守态度，而她和吉吉在性和婚姻观念上的不同也导致了她们之间日后的冲突。
　　吉吉的生母格赖夫太太作为大资产阶级传统女性，生活十分富裕，但这并没有给她带来真正的幸福。小说中叙述了她的三段爱情故事：与吉吉生父的年少爱恋、与一位有钱人的婚姻和与一位已有未婚妻的男性的婚外恋。无论在哪段感情中，她都是十分不幸的，而这种不幸的根源也恰恰来源于她所处的社会阶层。她不被允许自己选择爱情和婚姻，即使怀孕了也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作为妻子，她同样从属于丈夫，她习惯于丈夫的欺骗，不敢插手他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她都不会离婚，因为这不仅有损家族颜面，也会断了自己的经济来源，她深知，离了婚之后将无法独自生存，只能依赖于并不爱她的丈夫。在对待非婚生孩子方面，她和吉吉持不同态度，这导致了日后矛盾的产生。
　　（二）无产阶级女性
　　赫塔和丈夫汉斯（Hans）是吉吉的老朋友。由于怀孕和生病，赫塔失去了工作，汉斯不稳定的收入也完全无法支撑整个家庭的开支，而第二个孩子的降生使得这个家庭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悲惨的生活改变的不仅是她的居住环境和容貌，更是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态度。曾经的职业女性被生活折磨地失去了爱的能力，她觉得自己“太累了，以至于无法去爱她的丈夫”。尽管如此，她还是理解丈夫的需求并尽力扮演好妻子的角色。作为魏玛共和国下层女性的代表，赫塔要忍受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她屈服于命运，深知没有什么能够改变现状，对于未来她也是悲观的，她所希望的只有坚持下去的力量。可结局是她并没有坚持下去，因为1200马克，他们全家最终选择了自杀。
　　赫塔的命运其实也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无产阶级女性的不幸。她们是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努力工作，基本生活却得不到任何保障，更不要说能享受到解雇保护措施——当她们生病或者怀孕时会被立马辞退，因为雇主很容易就能找到“替代品”。在小说中有很多像赫塔一样的失业女性，她们依靠着微薄的救助金，过着麻木、无奈的生活。
　　（三）“新女性”
　　小说主人公吉吉和她的好朋友奧尔加（Olga）被看作是“新女性”的代表。她们有各自的工作，不同的情感经历，并且都强调独立对于女性的重要性。接下来将从工作、情感和追求独立三方面进行论述。
　　（1）工作
　　21岁的吉吉从事着一份办公室速记员的工作，月薪150马克。尽管她的工作很机械，但她仍非常积极，常常很早就到办公室，“从来没有迟到过一分钟”，工作完成得又快又好。与轻轨上那些沮丧、阴沉的上班族不同，吉吉非常重视这份工作，从中看到了希望，并想借助它来实现自我。因此在最开始，工作是吉吉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工作上，除了白天正常的八小时工作时间外，晚上还找了份兼职，尽管如此她丝毫不觉得疲倦。但是在她认识马丁之后，天平慢慢地向爱情倾斜了，吉吉无法像之前一样全身心投入工作。一方面，马丁不想让她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办公室的勾心斗角，吉吉最终被辞退，她失业了。虽然她后来尝试寻找新的工作岗位，但是一直没成功。和其他失业女性一样，吉吉最后依靠每周13马克的救济金生活。
　　与吉吉不同，奥尔加在工作中更为自由、洒脱，是一位“Lebenskünstlerin”（善于生活的人）。作为签约画家，她在工作中没有过高要求和野心。在她看来，工作只是为了赚取生活费，“当她需要钱的时候，她去工作;当她有钱的时候，她去旅行”。她将工作和梦想结合起来，活下当下，享受当下。
　　（2）爱情
　　通过奥尔加，吉吉认识了大她22岁的马丁。吉吉迅速被他丰富的经历吸引并爱上了他，从此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两人巨大的年龄差和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决定了他们的爱情不会长久。吉吉试图想改变马丁，但马丁从未做好任何被改变的准备。为了爱情，吉吉选择迁就马丁，改变自己，甚至放弃了自我，以至于她后来无法兼顾家庭、工作和爱情。面对改变，吉吉内心起初是矛盾的，但是，慢慢地，她完全陷入爱情之中，从前觉得非常重要的工作现在却也成了她的负担，她甚至都没有将怀孕的消息告诉马丁，因为她害怕孩子会阻挡爱情，她宁愿独自忍受“最艰难的事情”。尽管如此，吉吉的爱情故事还是以失败告终。马丁的嫉妒心间接害死了赫塔一家，这使得吉吉内心产生极大的触动，她下定决心带着未出生的孩子离开马丁，去往柏林。但是，事实上，她内心对马丁的爱并没有停止。吉吉坚信，在未来当她重拾自信时，她还会回到马丁身边，继续他们的爱情。 　　奥尔加曾经有一段为期半年的婚姻。离婚之后，她还保留了前夫的照片并把它放在枕头下面。从她与吉吉的谈话中，我们得知了离婚的原因。前夫一直想介入奥尔加的所有事情，但由于工作的特性，她始终坚持一定程度的自由，奥尔加无法忍受她每次出门工作时都要向丈夫报备、解释。由于无休止的争吵和丈夫的嫉妒心，奥尔加和丈夫离婚了。在奥尔加看来，尽管她还爱着这个男人，但这段爱情没有给她带来幸福，为了追求自由和独立，她果断地选择结束。作为“新女性”，奥尔加最后选择了自己的幸福。
　　（3）追求独立
　　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实现独立是吉吉的目标，而工作则是她追求独立的途径。在认识马丁之前，吉吉想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工作：“我要工作，我要独立，我必须要一步一步地实现目标。”为了增强在职场的竞争力，吉吉不仅注重外在形象，还在工作之余学习外语等其他技能，她认为，“如果有人能精通三门外语，他可以不用担心会失业了”。除此之外，吉吉租的小房间也可被视作她追求独立的标志。房间虽小，但却是吉吉用自己攒下的钱租的并且完全是按照她的喜好布置的，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吉吉的独立还体现在与男人的相处上：在与老板罗伊特先生（Herr Reuter）第一次私人约会时，吉吉坚持自己为午餐买单并确实也这么做了;在最开始与马丁同居时，吉吉也强调独立——她坚持自己整理东西并拒绝带马丁去自己租的小房间。在小说结尾，吉吉离开了马丁，因为她所希望并竭尽全力追求的独立无法实现了，吉吉决定在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并独自承担照顾孩子的重任，因为她内心准备好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即将面对的困难。但是，她追求独立的愿望真的能实现吗？小说末尾火车站铁轨上的橙子可能会给读者一些启示——橙子的命运象征着吉吉的命运，火车象征她将来独自面对的困难，这暗示着吉吉追求的独立难以实现。
　　奥尔加在吉吉眼中是“最独立的生物”（das unabh?ngigste Wesen）。她追求独立，不受工作和爱情的影响。当吉吉和马丁同居并逐渐改变时，奥尔加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并劝诫吉吉不要完全依赖男人，不要放弃追求独立，因为在她看来，只有独立才能真正让女性幸福。但事实上，奥尔加也没有完全实现独立，因为她没有找到真爱，仍感伤逝去的爱情，没有实现爱情、家庭和工作的统一。
　　二、不同阶层的女性形象对比分析
　　作为资产阶级传统女性，克龙太太和格赖夫太太没有工作，依赖并从属于挣钱养家、手握经济大权的丈夫。克龙先生作为一家之主，掌握家中大权，而克龙太太必须同时扮演好妻子、母亲和管家三重角色;格赖夫太太虽然住在又大又豪华的房子里，但内心却不幸福。他的丈夫经常欺骗她，但她已习惯于这样的欺骗并且无能为力。无产阶级女性赫塔因怀孕和疾病丢了工作，生活的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让她最终无法坚持下去，全家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
　　作为“新女性”，吉吉和奥尔加有自己的工作，追求自由和独立。但她们之间存在异同。不同点在于：对待生活，奥尔加注重享受当下，无意去规划未来，而吉吉对于现在和将来都有精准的规划，想要像解数学题一样利落地解决一切难题;对待金钱，奥尔加对金钱没有概念，花钱的时候无所顾忌且很大方，而吉吉有一个小笔记本，上面清楚地记着每一笔收入和支出的情況，甚至有时候会花半个小时去想50芬尼花在哪里。相同点在于：她们有类似的感情经历，男方的过分干预、嫉妒和缺乏信任是导致爱情失败的重要因素;她们都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没有做到爱情、家庭和工作的统一。
　　三、结语
　　由于社会和历史背景等因素，不同女性形象在家庭、工作、爱情和追求独立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甚至是冲突。对于“新女性”而言，她们获得的只是表面上的独立，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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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周艳梅（1991.12- ），女，安徽黄山人，硕士，现供职于同济大学浙江学院中德学院，研究方向：德语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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