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论视角下双语词典词条信息的传递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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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从“用户在加工双语词典词条信息时调取某些信息而忽略其他信息的标准是什么”这一问题出发，抽离出用户和编者两大词典活动主体，以“交际词典学”和“认知词典学”的理论为依据，将词典交际纳入到关联理论“明示推理”交际的框架下，进而分析编者编辑词条的明示过程和用户加工词条的推理过程，从而为最初提出的问题提供了解释，即用户在使用双语词典的过程中选择调取的词条信息都是能够达到语境效果、具有关联的信息。
　　关键词 关联理论 词典交际 语境效果 心力
　　对任何一部词典来说，正文词条永远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部词典编纂水平最重要的参考。词条中包含释义、语法信息、搭配信息、例证等，这些信息相对独立而又密切联系，形成对条目词的完整解释。有词典学研究者对这些独立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如研究词典的释义方法，如何完善释义，进而提高词典的编纂质量等。我们关心的则是，词典用户在查阅双语词典中相对独立的某一词条时，经历了什么样的认知过程，即用户从词条中调取的是哪些信息，为什么调取这些信息，而不是其他信息，我们将其称为用户加工词条信息的认知过程。梳理这一过程无论对用户使用词典还是词典编者编纂词典都具有启发意义。
　　一、 双语词典中词条信息的内容及特征
　　双语词典词条中收录的信息类型相对固定，但又因词典的规模、对象、目的等不同而在具体信息的收录上有所不同。章宜华等在《当代词典学》（章宜华，雍和明2008）164-170中将双语词典词条中的信息分为以下几类：
　　1. 词目及词头注释，包括： 词目词的类别、词头的功能信息和词头注释信息;
　　2. 语法信息注释，包括词类标注和句法信息等;
　　3. 搭配信息注释，包括语法搭配和词汇搭配;
　　4. 释义与例证;
　　5. 参见信息，包括反义信息、同义信息、相关信息、拼写变体、屈折变化、缩略语词和名称变体;
　　6. 附加成分，如用法说明、语义辨析、提示信息、同音词等。这一分类囊括了双语词典中可能收录的大部分信息类型，当然，因为词典的差异，有些词典可能未收录部分信息，也可能收录的信息超过这些，不一而足。本文就以上述信息为例，首先对词条信息的特征进行分析，以便之后从认知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
　　（1） 词条信息主要满足词典使用者的解码和编码需求
　　双语词典的主要功能是帮助词典用户进行解码和编码。首先，用户在阅读或者翻译过程中遇到生词时，往往会求助于外汉词典，使用外汉词典中的译解直接理解原文或者翻译原文;其次，当用户学习了某个单词或短语，但不知道如何使用单词或短语生成句子时，也会求助于外汉词典;最后，当用户写作时，想要表达某个意思却又不知道用外语怎么表达时，往往会求助于汉外词典。第一种情况下词典主要发挥解码功能，而第二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中词典则发挥编码功能。
　　（2） 词条信息的加工是先拆解后组合的过程
　　每一个词条信息都是以“条目词+”的组合形式出现并供用户使用的，即词条中的信息都是以条目词为基础，加上其他信息;而用户在加工词条时也不是对词条整体进行加工的，而是调取词条中提供的、自己未知的信息进行组合。比如《大俄汉词典》любить这一词条中的“люблю， любишь”是любить一词的变位信息，可以形式化描写为“любить+变位信息”;“① кого-что，爱，爱戴”，这一信息可以形式化描写为：“любить+接格信息+译解”。因此，词典用户对词条信息的调取都是“条目词+”的组合形式，+后面可能同时有几类信息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3） 词条信息的加工可分为对照和使用两种形式
　　我们认为，词典用户在查阅词条时，对词条信息主要通过两种形式的加工——对照和使用来调取所需信息。
　　对照信息的例子是，当用户碰到любить一词时，不确定该词怎么读，或者写作时不确定该词怎么写，于是他就需要去词典的любить词条确认该词的音标信息和词形信息;当他不确定该词的接格信息，也可通过词典确认。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用户的已知信息就是“любить的词形（当词形不确定时，也是模糊的，只能靠其他方式找到词条位置）+模糊的其他信息”，而词条信息的作用就是验证模糊信息是否正确。一般情况下，词典用户在对照信息时只有证实和否定自己的判断两种结果。
　　使用词条信息可以根据解码和编码的功能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当碰到я люблю тебя这句话需要理解，即解码信息时，已知я和тебя的意思，需要知道люблю的意思，就要去词典中找到любить词条，词条信息将补充你心里词库中空缺的部分，让你知道любить的意思。假设此时你已知的信息只有“любить词形+一人称变位形式”，那么你在查阅词条时需要寻找的信息至少应该包括“词類标注+接格信息+释义+修辞信息”，词条中的其他信息，如例证等可能对你理解这句话也有帮助，你也在浏览词条的过程中调取并整合加工这些信息才能得出这句话的意思。
　　第二种情况，在编码时，你想用любить一词造句，那么词条信息将补充你用于造句可能需要的搭配、语法等信息，即你的已知信息是любить一词，那么你的未知信息至少应该包括：“词类标注+变位信息+接格信息+修辞信息+释义+搭配信息+配价信息”，还要加上该句中其他词的词条信息才能生成一个正确的句子。
　　第三种情况，当你想要用俄语说出“我爱你”这句话时，就要求助汉俄词典，词典的词条信息会补充你所需要的相关词形、语音、语法、搭配等信息。以核心词“爱”为例，你的已知信息是“爱”这个汉字，未知信息至少包括“любить的词形+词类标注+变位信息+接格信息+修辞信息+释义+搭配信息+配价信息”，你首先要从众多的俄语等值词中找出最合适的俄语词，然后再经历上述的造句过程。在使用汉外词典时，外语词形的选择至关重要，往往需要修辞信息、例证信息、语义辨析等才能做出正确选择。词典用户在使用信息时往往将已知信息和词条中提供的、相对于他的未知信息整合加工，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 　　二、 交际和认知视角下的双语词典编纂与使用
　　我们分析词条信息的内容和特征是从词典用户的角度出发的，侧重于词典的使用，但词典的编纂也是词典活动的重要方面，而词典编纂的主体则是词典编者，编者是决定词典质量最重要的因素。用户所加工的词条信息正是编者提供的内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程度的互动呢？
　　早在2001年，雍和明在《词典交际论——关于词典本质问题的再探讨》一文中就提出了“词典交际论”。“交际词典学在对‘词典工具论’和‘词典语篇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交际学研究中的过程派的观点为其基本框架，提出词典交际的理论模式，将词典看作是词典编者与用户之间相互作用的信息交流和传输系统。”（章宜华，雍和明2007）31-32词典交际论的提出还有一个更为宏大的词典学背景，那就是词典学中“用户视角（user's perspective）”的崛起，这涉及更为宏观的词典交际，包括词典用户的反馈和词典的修订等，不过这些都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之内，“词典交际论”对本文的意义在于： 将编者和用户抽象为交际双方作为词典交际的基础。
　　上文我们已经结合例子说明了词典用户加工词条的几种方式，但我们想要分析的是其认知过程，即词典用户在加工词条信息时，认知层面发生的变化。词典学的一个分支“认知词典学”的研究内容就包括：“a） 词典潜在用户的词汇心理表征;b） 用户查阅词典的要求;c） 用户查阅词典的认知心理过程;d） 用户查阅词典所使用的学习策略等。”（章宜华，雍和明2007）32本文的研究内容更接近于c），即用户查阅词典的认知心理过程。关于词典技能的研究中，也有人“研究查阅词典的认知过程”（章宜华2011）。这说明，从认知角度研究词典学问题有一定的依据。
　　交际词典学和认知词典学为我们思考词典学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两种理论都针对的是一般词典学，自然也适用于双语词典。两种理论对“用户如何加工词条信息”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 抽离出了词典活动的两大主体——编者和用户，为我们从认知角度探讨“用户如何加工词条信息”这一问题提供了依据。
　　能否将“用户如何加工词条信息”这一问题纳入到一个理论框架内进行分析呢？上文提到，可以将词典活动看作是一种交际活动，同时也可以从认知角度思考词典学问题，二者的结合促使我们思考能否用关联理论分析我们关心的“用户如何加工词条信息”的问题？关联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认知交际理论”，从认知角度解释人际交际（包括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的若干问题。对于关联理论是否能够用于分析词典学问题，雍和明、彭敬（2013）指出：“关联理论对词典学家所从事的词典理论和实践工作具有直接的启迪意义和应用价值。它不仅涉及词典和词典信息本身，也涉及词典用户。”赵彦春（2003）也认为，关联理论可用于认知词典学的研究，并指出：“认知词典学所关切的不仅是对词的认知，而且也会把词汇信息的传达看作是一个交际过程。”
　　至此我们已经论证了词典活动是一种交际行为，可以从认知角度进行分析，为关联理论应用于词典交际过程的分析扫除了理论上的障碍。接下来我们就要结合关联理论的具体概念和词典学的相关问题对这一过程进行描述。
　　三、 明示推理與词条信息的传递与加工
　　当接受了把词典活动看作是编者与用户的一种交际行为这一前提，如何解释关联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如： 明示推理交际（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1]）、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关联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语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心力（processing effort）等，即如何用关联理论的核心概念解释词典交际行为？由于关联理论把交际看作是明示推理的过程，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从词典编者明示和词典用户推理两个方面叙述关联理论在词典交际活动中的应用。虽然Sperber & Wilson（2008）56认为：“推理型交际和明示是相同的过程，只是观察的角度有所不同： 讯递者（the communicator）的角度涉及明示，受讯者（the audience）的角度涉及推理。”但为了叙述方便，我们还是将其分开来谈，而且关联、关联原则、关联推定（presumption of relevance）等概念在讯递者和受讯者身上的分布各有侧重，分开来谈会更清楚。
　　根据关联理论，明示推理交际的基本流程应该是： 讯递者向受讯者传递明示刺激信号（ostensive stimuli），以完成传信意图（informative intentions）并借此完成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而这个明示交际行为传递了一个推定（presumption），推定自己达到了优化关联（optimal relevance），受讯者根据该明示刺激信号进行推理（inference）。推理的过程就是寻找关联（relevance）的过程，方式为： 将新旧定识根据演绎规则和认知语境（包括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和词汇信息）在演绎设施（deductive device）中形成定识（assumption），定识在说话人的认知语境中具有关联当且仅当它在该语境里具有某个语境效果时，关联的大小与语境效果成正比，与心力成反比。语境效果分为语境蕴涵（contextual implication）、增力（strengthening）和矛盾（contradictions）。如果从受讯者的角度来看，只要在推理过程中形成的定识具有语境效果，就能达成关联，使讯递者的传信意图变得互为显明（mutual manifestness），识别交际意图，顺利完成交际。
　　以上对交际过程的描写基本上囊括了关联理论的所有核心概念。下面，我们就结合词典学的实际，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对词典的交际过程进行刻画。由于词典交际的主要内容是编者传递词条信息及用户加工词条信息，因此，我们以双语（俄汉、汉俄）词典词条信息的传递和加工为例对这一过程进行阐述。 　　1. 词典编者的明示过程
　　词典交际与人际交际之间存在很多区别，这些区别既表现在明示过程中，也表现在推理过程中。明示过程中二者的第一个区别在于： 词典交际是一种书面交际，编者是潜在的，与用户并不处于一个物质环境中，这就导致在关联理论框架下对词典交际认知环境的定义有别于人际交际认知环境的定义。关联理论对后者的定义为：
　　一个人的全部认知环境是其所处的物质环境及其认知能力的涵项。（Sperber & Wilson2008）41人际交际定识的构建受物质环境的制约，但词典交际是一种书面交际，故我们认为其物质环境从编者角度看是词典的可能用途，从用户角度看是其可能借助于词典从事的活动，這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编者针对词典的可能用途决定词典收录的信息内容，而词典用户也根据自己从事的具体活动选择某部词典，当文本内容能够或可能满足词典用户时，我们便认为编者和用户共享了认知环境。在这个共享的认知环境中所有显明的信息对编者和用户来讲都是互为显明的。“共有突显（mutualsafience）在这种默契合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编用双方都认为重要的词汇属性被共同重视起来，交际双方达到高度的协调一致，信息交流就容易成功。”（黄群英，章宜华2008）此处所说的共有突显与我们所说的共享认知环境类似。举例来讲，编者编纂了一部俄汉词典，俄汉词典的文本及可能的用途就是双方共享的认知环境，因为俄汉词典中的每个词条信息对二者都是显明的。而当用户想要使用俄汉词典却拿了一部汉俄词典，汉俄词典的编者与用户就不共享一个认知环境，交际就会失败。
　　再来看一下对明示推理交际的定义，Sperber & Wilson的定义过于抽象，我国学者孟建钢（2016）将定义修改为：“交际者生成一个同时传递交际意图和信息意图的行为刺激。该刺激使得听话者注意到交际者的交际意图，进而对其信息意图进行演绎性推理，从而实现最佳关联。”修改过的定义兼顾了明示推理过程的推理方面，并且没有改变原定义的意思，所以我们综合两种定义进行叙述。
　　我们首先要确定词典编者的交际意图和传信意图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才能对明示刺激信号进行定义：
　　传信意图： 使定识之集合Ⅰ对受讯者显明或更加显明。（Sperber & Wilson 2008）60
　　交际意图： 对受讯者和讯递者互为显明，后者具有该传信意图。（Sperber & Wilson2008）62具体到词典编纂过程中，就能看出词典交际与人际交际的第二个区别： 人际交际话语的意义可能是直显表达的，也可能是委婉表达的，即包括隐含意义，而词条信息都是通过直显的方式表达的，这就导致对词典编者交际意图的界定与人际交际意图的界定不同。结合“显明”的定义，我们认为，词典编者的传信意图是——让词典用户接受或可能接受词典的文本为真，即让其相信词典的文本内容;而词典编者的交际意图，即编者使你知道其传信意图的意图是——词条信息可拆解为不同信息以满足你不同的需求。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我们所指的传信意图和交际意图是传递词条的意图，而不是编写词典的意图。也就是说，词典编者编辑词条信息，不仅想让你认为文本为真，而且想让你认识到这些信息其实是可以通过拆解组合的方式应用到不同用途的，如果你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交际就不能算作成功。根据传信意图和交际意图，结合明示刺激讯号的定义：
　　明示刺激讯号： 用以使一个传信意图互为显明的刺激讯号。（Sperber & Wilson2008）171
　　刺激讯号可以是语码也可以是人际交际的手势、动作等，具体到词典中，我们认为，词典交际中编者的明示刺激信号就是词条文本。因为它同时符合明示刺激信号的两个条件：“首先，它们必须吸引受讯者的注意力;其次，它们必须使受讯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讯递者的意图上。”（Sperber & Wilson2008）172
　　关联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关联原则，即交际关联原则：
　　交际关联原则： 每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传递了一个推定，推定自己达到了优化关联。（Sperber & Wilson2008）293
　　优化关联推定
　　（a） 相关明示刺激信号具有足够关联，值得受讯者付出心力去加工。
　　（b） 相关明示刺激信号是与讯递者的能力和偏好相匹配的最为关联的信号。（Sperber & Wilson2008）304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编者编辑词条是一种明示行为，词条信息是明示刺激信号，根据交际关联原则，我们就认为词典文本具有足够的关联，值得词典用户付出心力去加工，同时词典文本也是与编者的能力和偏好相匹配的最为关联的信号。文本的关联连接了编者的明示和用户的推理。
　　2. 词典用户的推理过程
　　“与言语行为理论以‘发话人意义’为中心视角不同，关联理论的关注焦点是‘话语的理解’。”（李捷，何自然，霍永寿2011）我们研究“用户如何加工词条信息”自然把用户对词条信息的加工作为我们的重点。前文中我们提出用户通常将每一项信息进行拆解然后对其整合加工，并将用户词条信息的加工分为对照和使用两种形式。我们以此为基础，刻画词典用户对明示信息的推理过程。
　　上文提到，词典交际与人际交际在推理过程中也存在区别。人际交际的明示刺激信号是话语或手势、动作等其他信号，而词典交际的明示刺激信号是词条文本。人际交际的话语意义可能是直显表达的，也可能是委婉表达的，而词典交际都是直显表达的——词条中的信息要尽量准确无误，没有歧义。如果说人际交际理解委婉表达的话语是推理出其“隐含意义”，那么理解编者的“话语”即词条文本就是确定编者为什么要提供某些信息，而这些信息恰好被用户在某一语境下调取出来。因此，用户对编者发出的“明示刺激信号”进行推理，就可以看成是用户推理哪些信息是词典编者在当前语境下想让用户识别的信息。 　　当用户要将自己对某词的认识与词条信息进行对照时，涉及语境增强和矛盾两种语境效果。例如想要确认любить的写法是否为любить[2]，用户就要对照该词条中的信息，此时发生的推理过程是：
　　a. любить的写法为л-ю-б-и-т-ь（定识）
　　b. любить的写法为л-ю-б-и-т-ь（词条信息）
　　此时，定识b与定识a相符，就产生了“增力”这一语境效果，如果反过来，假设定识是“любить的写法为ю-б-и-т-ь”，发生的推理过程为：
　　a. любить的写法为ю-б-и-т-ь（定识）
　　b. любить的写法为л-ю-б-и-т-ь（词条信息）
　　此时，定识b与定识a不符，与词典的信息不符，出于用户对词典的信任，用户认为定识b的力度大于定识a，故用户的演绎设施删除了定识a，这同样达到了语境效果，具有关联。具体来讲，即我们想确定любить的写法，为什么我们就会去找词条中的词形信息了呢？那是因为只有词形信息在当前语境下能够产生语境效果，故我们排除了其他信息，而只调取了该词的词形信息。
　　薛雪（2011）认为：“词典交际中的语境效果通常是通过语境增强和语境抵触来实现的。”但词典中应该还存在第三类语境效果。关联理论对语境蕴涵的定义基于这样的前提：“置于演绎设施记忆体中由初始论据构成的集合可以分为两个子集，P和C，其中P可被视为新信息，C为旧信息。我们且把P和C的并集为前提而做出的演绎称作P在语境C中的语境化。P在C中的语境化可能产生不能单独从P或C中推出的新结论。我们把这种新结论称作P在C中的语境蕴涵。”（Sperber & Wilson2008）118从中可以看出，语境C是旧信息的一个子集，当用户在处理一个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在演绎设施中自动构建出来。
　　当用户要使用某些信息时，与前文的三种情况相对应。
　　第一种情况： 比如词典用户遇到я люблю тебя这句话但不知道люблю的意思时，他的新信息包括词典中любить词条的所有信息，他构建的语境是包括любить的词形、любить接格（+кого-что）等在内的记忆体中所有与любить有关的定识，二者的交集为： любить + кого-что，他在演绎设施中的推理应该为：
　　a. 如果любить+ кого-что表示某词义，则该词义可用于解释я люблю тебя。（定识）
　　b. любить+ кого-что表示某词义。（词条信息）
　　c. 该词义可用于解释я люблю тебя。
　　第二种情况： 当用любить进行造句时，他的新信息包括词典中любить词条的所有信息，他构建的语境包括любить这一词形及对造句所需信息的一般认识，二者的交集为： любить造句所需的信息，他在演绎设施中的推理应该为：
　　a. 如果知道любить的“词类标注+变位信息+接格信息+修辞信息+释义+搭配信息+配价信息”，则这些信息可以造出带有любить的正确句子。（定识）
　　b. “动词+любить+ кого-что+修辞中性+爱+любить мать爱母亲”（词条信息）
　　c. 这些信息可以造出带有любить的正确句子。
　　第三种情况： 用俄语表达中文的“我爱你”，这里的核心是“爱”这个字，要找的是俄语的对等词。他的新信息包括词典中“爱”这一词条的所有信息，他构建的语境包括对“爱”这个汉语词意义、配价等的一般认识，二者的交集为： 与汉语“爱”对应的俄语对等词[3]。他在演绎设施中的推理应该为：
　　a. 如果某一对等词为动词，能支配“我”“你”，则可用于表达“我爱你”中的“爱”。（定识）
　　b. “动词+любить+любить кого-что+（热爱）+她非常爱自己的儿子： Она от души любит своего сына”（词条信息）
　　c. любить可用于表达“我爱你”中的“爱”。
　　选定特定的俄语词后，要想生成句子还要重复一遍造句过程。
　　使用此条信息的三种情况都是语境蕴涵的语境效果。同样地，любить词条中包含众多信息，为什么用户只调取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信息而忽略了其他信息，就是因为产生了“该词义可用于解释я люблю тебя”“这些信息可以造出带有любить的正确句子”“любить可用于表达‘我爱你’中的‘爱’”这三种语境效果。这些定识既不能从P中单独推出，也不能从C中单独推出。“演绎设施的中心功用因而就是旧信息构成的语境中，自发、自动而无意识地推导出任何新呈现信息的语境蕴涵。若其他方面无特别规定，得出的语境蕴涵越多，所呈现的新信息就越能够完善个人的既有世界表征。”（Sperber & Wilson2008）119所以如上文所述，词典的词条信息是模块信息的有序组合，但是人们在调用这些信息时，往往会在演绎设施中自动拆解，尽管这一过程是瞬间的，这样的拆分有助于人们获取更多的语境蕴涵，相应地得到更多的语境效果，达到认知的最终目的，即完善人的认知环境，在本例中，词典用户认知环境的完善表现为借助于词典提供的新信息，丰富了对于любить和“爱”两个词使用范围的认识，每增加一个这样的定识，就加深了对这两个词的认识。
　　根据关联的定义：
　　关联
　　限度条件一： 定识在语境中的关联程度取决于其语境效果能达到多大限度。
　　限度条件二： 定识在语境中的关联程度取决于所需要的心力能控制在多小限度。（Sperber & Wilson2008）140
　　即关联与语境效果成正比，与心力大小成反比。“在心力这方面，需要考虑的不但是在具体语境加工定识时所需要的心力，而且要考虑调取该语境所需要的心力。”（Sperber & Wilson2008）161在人际交际中，如果发话者语言重复、烦琐，那么听者对其进行加工时就要付出更多的心力;而如果说话人的意思比较隐晦，听话人则需调动更多的语境来理解，相应地要付出更多的心力。而词典交际与人际交际不同的地方在于，人际交际中，出于礼貌或者社会文化等原因，说话人有时不会直接表达，转而以委婉的方式传达意思，但词典交际不同，它要尽可能简短、清楚地為词典用户提供信息。故为了减少词典用户加工定识的心力，双语词典编者在编辑词条时应该注意以下方面： （1） 在保证释义完整、准确的同时，释文要尽量简短，因为字数越多，用户对定识的处理就需要越多的心力;（2） 词典的排版、字体、字号等要符合人的观感，尽量美观、适宜阅读，这样做同样能够减少用户处理定识时的心力;（3） 词条的用词、义项的划分、例证的译文等都要尽量清楚，不可含糊其辞，如果不够清楚，用户就要调取更多的语境来进行处理，同样需要更多的心力，减少了关联。 　　四、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词典交际失败
　　上述词典交际过程是理想状态下对词典交际过程的刻画——词典用户可在词典中找到所有需要的信息。然而同人际交际一样，词典交际也可能不成功，因为不能期望在词典中找到所有需要的信息。那么如何从关联理论的角度解释词典交际的失败？笔者认为还要从语境效果入手，因为语境效果是关联的决定性因素，没有语境效果就没有关联，交际也就失败。所以可以把词典交际的失败归结为缺乏语境效果。关联理论认为，缺乏语境效果且无关联有三种情况：“定识提供了新信息，但该信息与语境既有的信息无任何关系;相同的定识已经出现在语境中，其力度不受新呈示信息的影响;定识与语境相抵触，且因自身太弱，无法推翻矛盾信息。对该定识的加工并没有导致语境的改变。”（Sperber & Wilson2008）136
　　对于第一种语境效果缺乏的情况，从词典交际的实际情况看，当我们在查某个词时，其他任何词条提供的信息都可以认为和语境既有的信息无任何关系，比如想查любить一词的意思，изменить词条对你来说就是无关联的，一般也不会犯这类错误，但对同音词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同音词（омонимы）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发音相同，意义完全不同的词。”（王超尘等1989），比如俄语中的рак（虾）—рак（癌）、ключ（钥匙）—ключ（泉）。当要找рак的第二个意思时，词典中出现的是第一个意思，这时рак的词条信息与用户构建的语境完全没有关系，交际失败。第二种情况，当你对词典收录的信息全已知晓，而又没有找到自己需要的新信息，此时也不产生语境效果，没有关联。第三种情况在词典交际中主要表现为词典本身信息的错误，我们在上文提到，一般来讲词典提供的新定识的力度要大于我们的旧定识，所以当与旧定识冲突时，我们往往会删除演绎设施中的旧定识。但词典编纂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难免有疏漏，从排版、文字书写等技术问题，到条目词释义、义项划分等专业问题，肯定存在很多错误，如果错误过于明显，无法推翻语境中的旧定识，就不能达成传信意图和交际意图，交际就会失败。
　　人际交际对话获取新信息是肯定的，如果对方沉默也很有可能是一种明示行为。与人际交际对话不同，词典不会故意选择“沉默”，但由于用途、收词量等方面的限制，词典肯定不能收录用户所需要的所有词，囊括用户想要了解的某词的所有信息，用户在词典上找不到想要查的词或者信息，就相当于编者没有发出明示刺激信号，用户也就无法进行推理，交际自然就会失败。
　　五、 结语
　　“双语词典用户是如何加工词条信息的”是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首先分析了双语词典词条中收录的信息内容及其特征。这是从用户的角度出发，而词典活动的另一主体就是编者，他们决定着一部词典的质量。二者的互动关系可以从雍和明提出的“交际词典学”的角度进行梳理。同时，认知词典学也着重刻画“用户加工词条信息的认知心理过程”，从交际和认知的视角为我们引入关联理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依据。事实证明，我们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分析双语词典的交际问题是可行的，因为我们刻画了词条信息传递的“明示”过程和用户对词条信息进行加工的“推理”过程，对“语境效果”“心力”“关联”等核心概念进行了阐释，对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给出了解答。整个词典的编纂和使用活动可以看成是明示推理交际，编者提供明示信号即编辑词条信息，用户在某一语境中加工信息，而他为什么选择加工这些信息而不是其他信息，就是因为这些信息能够产生语境效果、具有关联，这样就构建了一个双语词典词条信息传递与加工的完整过程。
　　附 注
　　[1]为保证统一，本文使用的中文关联理论术语全部來自Sperber & Wilson著，蒋严译《关联： 交际与认知》一书，并在术语首次出现时标注英文原文。
　　[2]文中用到的любить一词的信息选自《大俄汉词典》любить词条。
　　[3]文中用到的“爱”一词的信息选自《汉俄大词典》“爱”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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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马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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