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来俗文学中的鬼神形象变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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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出于对未知世界的解释和想象，上古先民创造了大量的神话，这种神话思维为俗文学所继承，并塑造了丰富的鬼神形象，随着时间推移，俗文学中的鬼神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初的鬼与人类似，举止行为皆具人性，但在后世作品中逐渐一分为二：一部分保持原貌，另一部分则走向了人的对立面，成为可怕的异类。而相对于鬼对人性的背离，神却由最初的淡漠疏离、不食人间烟火，逐渐向人靠拢，兼具人性与神性。《搜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的杰出代表，干宝在其中辑录了大量的鬼神故事以“发明神道之不诬”;《聊斋志异》代表了古代文言小说的高峰，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亦塑造了大量极具特点的鬼神形象。本文试图通过比较《搜神记》和《聊斋志异》等明清俗文学中鬼神形象的变化，探究鬼对人性的背离及神对人性的归附之原因。
　　关键词：搜神记;聊斋志异;鬼神形象;人性;变化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魏晋志怪小说上承史传文学与上古神话，下启唐宋传奇，作为一种过渡时期的文学，虽“粗陈梗概”但却能自成一体，并在创作中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尝试，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经验，也为后世话本、戏曲等俗文学提供了大量素材。在《搜神记》中有非常丰富的“鬼话”和“神话”，虽然艺术上远不及后世精巧，但却能一睹时人的思想观念。这些故事中的鬼神形象，有的与后世相似，有的却完全相反，笔者拟通过梳理不同时期鬼神形象与人性的关系，分析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
　　 关于人性，《辞海》将其定义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共性” [1]1942，不同于妖魅“老精物也” [2]186的定义，鬼神多以人形或类人形的形象出现，拥有人的特点不足为奇。对于鬼怪形象与人性的关系，笔者无意做量化分析，而是将之归纳为两个方向趋势，即归附与背离，下面将逐一探讨。
　　一、鬼，从人之所归到邪魔外祟
　　 鬼的起源，至早可以追溯到原始时期，当上古先民产生灵魂观念时，鬼信仰就产生了。而“鬼”作为文字被发现则是在甲骨卜辞中，看起来像“脸上盖有东西的死人” [3]4。至于鬼究竟是什么，《说文解字》解释为：“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 [2]186可见，最初人们将鬼看作人死后的化身，也是每个人的最终归宿。这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鬼富有人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鬼的形貌高度类人化。从《搜神记》中记载的鬼故事看，鬼一般有两副样貌：一副与人相似甚至完全相同，让人难以区别;另一副则十分怪异，凸显与人的差异。先看类人的一种。
　　 《夏侯愷》中，夏侯恺病死后，族人的儿子经常见到他“着平上帻、单衣”，还能“坐先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 [4]388，与生前无异。而《黑衣客》中的描述颇为生动：
　　 吴兴施续为寻阳督，能言论，有门生亦有理意，常秉无鬼论。忽有一黑衣白袷客来，与共语，遂及鬼神。移日，客辞屈。乃曰：“君辞巧，理不足。仆即是鬼。何以云无？” [5]190
　　 这里鬼与人辩论良久，门生都未能发现其为异类，直到鬼自表身份才真相大白，可见鬼的一种外貌与人无异。
　　 同样是与鬼辩论，《阮瞻》则能看到鬼的两幅面孔：
　　 阮瞻，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辨，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5]189
　　 这里的鬼最初也是与人辩论不被发觉，但在辩论失败后，不仅直言自己是鬼还变身吓人，但对变身后的样貌只以“异形”两字描述。此外在《鬼鼓琵琶》中描述鬼的异象也只是用“吐舌”“擘目”等词。可见这里鬼的形象是高度类人化的，就算是变成鬼，也只是吐舌瞪眼，与后世青面獠牙、阴森恐怖之状大不相同。
　　 其次，鬼的心性高度人格化，甚至更单纯幼稚。《搜神记》中的鬼与人一样有喜怒哀乐，如前引阮瞻所遇的鬼，因辩论不过而恼羞成怒，就变成鬼吓唬阮瞻。而有的鬼则因为太过单纯，以至于为人所欺，最著名的便是《宋定伯》：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担，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然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有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着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着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当时石崇有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 [4]382
　　 这里的鬼单纯得有些可爱，初见面时被人一问就立刻说自己是鬼，在一同赶路时还主动提出要轮流背着对方走。对于宋定伯身体过重、渡河有声的疑问，均被定伯以一句“新鬼”蒙混过关，甚至当被问到自己的弱点时也毫无防备的告诉定伯，导致最后在宛市被变成羊卖掉，让人感叹鬼无害人之心，人却有伤鬼之意。可见，这一时期鬼与人最大的区别在于鬼会些小法术，但他们并不用法术害人，倒是常用来戏弄人。如前引《鬼鼓琵琶》中，鬼先化为少年又化为老人，两次吓唬杨度，但并没有给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更像是调皮的孩子在恶作剧。《搜神记》中不少鬼都是如此，他们很少无故害人，但爱捉弄人，有时反倒会被人欺负，十分幼稚可笑。
　　 其三，鬼的行为高度人情化。魏晋之时，鬼还远未形成系统的体系，也没有太多的忌讳，并不像后期作品那样多存在于阴森荒芜处，并且只在夜半时分出现。这样的条件使得人与鬼更像是在有交集的平行世界中，鬼的行为自然带有人的色彩，主要体现在鬼的人性化和社会化行为。 　　 鬼的人性化主要又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鬼会向人复仇或报恩。《管辂（四）》中，因兄弟三人在饥荒年代残忍杀害自己的伯母，导致三人患腿疾。[5]35《蒋子文》中，蒋子文要求吴主为他立祠，在条件不得满足时就降下灾难报复，直到目的达到才罢休。[4]107另一方面，鬼的人性化表现为与人相恋。《搜神记》中记载了《紫玉》《驸马都尉》《汉谈生》《崔少府墓》 ① 等一系列人鬼相恋的故事，此四则故事皆是男子与女鬼相恋成婚的故事，且女鬼生前均为富贵显赫人家的小姐。后三则故事模式相同，讲述了男子因机缘结识女鬼，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女鬼诞育子女，并在与女子分离后，因女子所赠遗物被娘家人所识，最终获得富贵。在这些故事中，除了女子非人外，几乎与人世间的爱情故事没有差异，比较有特色的是《紫玉》一篇。不同于其他故事中男女主人公在女子生前并不相识，紫玉与韩重在生前就已是情侣，只是由于吴王的反对而不得相守，最终导致紫玉死亡，而当韩重得知死讯拜祭紫玉时，紫玉主动要求两人在墓中成婚，并在吴王冤枉韩重时返回家中为他解释。这里的鬼不仅具有人的感情，可与人相恋，更是因“情”超越现实，而非简单的“艳遇”，颇有汤显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6]1093的意境，这一点就高出另几篇很多了。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7]60，鬼是人的投影，同样具有明显的社会性。主要变现在鬼的世界中同样存在地位高下，甚至还有“人情关系”。《蒋济亡儿》中，蒋济在人间为官，他的儿子借助他在人间的权势，找到即将在死后接任泰山令的孙阿，并在孙阿的安排下获得美差，脱离痛苦。[5]190《胡母班》则讲述了胡母班在帮泰山府君传书后，借助两人私交为父亲免除劳役，还为父亲谋得社公之职。[4]98从这两则故事中可以看出，鬼的世界同样有官府统治，并且徇私之事不少于人间。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鬼在形貌、心性、行为方面都极具人性，除了有些小法术外，与人类无异，甚至还不如人聪明。而在人鬼相恋的故事中，不但有人性情爱，对情的追求更是突破生死，体现了对人性的超越。但在后世，鬼的形象却出现两极分化，一类继续保持鬼的人性倾向，另一类则完全相反，将鬼塑造为可怕的怪物，不仅外貌狰狞，还会无缘由的害人。前一种鬼的形象延续实质上是这一时期思想的延续，其中一部分甚至渐渐脱离了鬼神志怪，对才子佳人小说产生了直接影响。在这些作品中，鬼更像是一种意象，被作者用来强化情感，如在元代的《倩女离魂》，明代的《杜丽娘慕色还魂》《牡丹亭》等作品中，鬼魂只是借以突破礼法的工具，作者真正的目的仍是求“情”。此一类与本文主题无关，这里不做赘述，下面主要谈谈后一种变化。
　　 魏晋之后，鬼逐渐不再被人们崇拜，同时有了善恶之分，恶鬼往往形象狰狞，会伤害人类，让人们感到恐惧，在《聊斋志异》中就记载了很多恶鬼故事，这些鬼主要有两大特点：
　　 一方面，恶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形貌上与人类相差甚远。如《荍中怪》中在秋收时出现的鬼“高丈余，赤发鬡须” [8]23;《画皮》中人皮下的鬼“面翠色，齿巉巉如锯” [8]119，都十分可怕。有些鬼虽还与人有相似之处，但却极丑陋或呈现出明显病态。如《鬼津》中，害人的鬼妇“蓬首如筐，发垂蔽面”，拨开头发后，脸更是“肥黑绝丑” [8]945;而《咬鬼》中，女鬼“颜色黄肿，眉目蹙蹙然”，鬼在被咬后留下的痕迹更是“腥臭异常”，令人作呕 [8]20。这里的鬼物描写呈现出精确化、细节化的特点，而不像过去仅以“异象”一笔带过，他们有的青面獠牙、狰狞可怖，有的虽仍有人的影子，但完全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带着腐朽、衰败的气息。
　　 另一方面，鬼不再单纯懵懂，并且会有意害人。《画皮》中的女鬼有意装作出逃的女子骗王生带她回家，并嘱咐他“秘密勿泄”，而当发现王生知道其为鬼并求来蝇拂自保时，女鬼怒呼“终不然宁入口而吐之耶”，并“裂生腹，掬生心而去” [8]119，其奸诈残暴可见一斑。再看《鬼津》：
　　 李某昼卧，见一妇人自墙中出，蓬首如筐，发垂蔽面;至床前，始以手自分，露面出，肥黑绝丑。某大惧，欲奔。妇猝然登床，力抱其首，便与接唇，以舌度津，冷如冰块，浸侵入喉。欲不咽而气不得息，咽之稠粘塞喉。才一呼吸，而口中又满，气急复咽之。如此良久，气闭不可复忍。闻门外有人行声，妇始释手去。由此腹胀喘满，数十日不食。或教以参芦汤探吐之，吐出物如卵清，病乃瘥。[8]945
　　 这里女鬼毫无征兆的出现，没有任何原因就要害人，即便最终被赶走，被害的人也大病一场，令人胆寒。
　　 总的来看，魏晋以来，鬼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最初的有人性甚至超越人性，到后来恐怖狰狞、邪恶狡诈，与人性背道而驰，令人恐惧厌恶。
　　二、神，从不食烟火到浊骨凡胎
　　 《风俗通义》云：“神者，申也。” [9]386申即是雷电，代表着古人对雷电的崇拜。神的出现相对较晚，张劲松认为：“神是由鬼产生的，它出自于殷商时期的上层文化。” [3]4最初，鬼神是不分的，他们都代表著神秘强大的力量，如前文所说，人死后为鬼，祖先死后所变的鬼会保佑族群，也会因族群中的恶劣行为降罪。到了周代宗法制确立后，祖先逐渐不再是难以沟通的恐怖形象，变成了保护宗族的“神”。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人死后都能成神，《礼记·祭法》明确指出：“庶人庶士无庙者，死曰鬼。” [10]3447只有享受宗庙祭祀才能成神，也即只有统治者及其祖先才能成神。因而神最初总是高高在上的，他们有人的外形但是缺乏人的感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董永》一篇：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疋。”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4]136 　　 这一篇中董永因至孝而感动上天，因而天帝派织女下凡与董永成婚。与前文“人鬼相恋”描写的深情缠绵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董永与织女毫无情感互动，只是织女主动要与之成婚，并帮其织缣报恩，当缣织好后就毫不留恋地与董永分别。可见这一时期的神与人有着很大的隔膜，他们有自己的善恶评判，会帮助世人，但也只是单纯的帮助而已。神将自己置于局外，不带任何情感，自然也谈不上“人性”。
　　 人与神的交往除了婚恋，还有神对人的庇佑和赏赐，如《如愿》中，欧明每次经过彭泽湖都要往湖中投“礼物”，于是青洪君就赐他如愿，欧明从此大富。[4]105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神与人并不是平等的交往关系，而是供奉与保佑的关系，神对人的赏赐不能理解成报恩或是赠答，而是上位者的封赏，所以仍不能说神具有“人性”。这样记述显灵的故事在《搜神记》中还有不少，《黄石公》对这种神人关系表现的更清楚：
　　 益州之西，云南之东，有神祠，克山石为室，下有神，奉祠之，自称黄公。因言：此神，张良所受黄石公之灵也。清净不宰殺。诸祈祷者，持一百钱，一双笔，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请乞，先闻石室中有声，须臾，问：“来人何欲？”既言，便具语吉凶，不见其形。至今如此。[4]110
　　 这里的黄公比之前文的青洪君要神秘得多，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的样貌，甚至连来历都是由人根据他的名字猜想而来。他与人没有什么情分，人们想得到他的帮助就要带钱和笔墨供奉。可见这里的神拥有较大法力，能辨善恶，并对善心有所嘉奖;但同时神又是超脱的，神与人之间没有情感只有“天理”。这样的神，超凡但略显单薄。
　　 随着时代变化，神走上与鬼截然相反的发展方向。当一部分鬼逐渐走向人的对立面，神开始走入凡尘，与人一样有了七情六欲，从“董永故事”的流变中就能清晰地看到这一变化。
　　 前文已述，在《搜神记》中董永的故事主要讲的是董永孝感天帝，织女下凡与他婚配，为其还债。但织女的行为并非自发，而是奉天帝令行事，走时也毫不留恋，这个故事在历代都有改编，唐代有《董永变文》《董永遇仙传》;到元代，董永的故事在元曲的南戏和杂剧中都有剧目，分别是南戏《董秀才遇仙记》和杂剧《董永遇仙》;在明代，至少有三部传奇讲述的是董永故事，分别是《遇仙记》《织锦记》和《槐阴记》;而真正让这一故事家喻户晓的则是黄梅戏《天仙配》。[11]46-47这些改编最大的不同在于几个方面：
　　 其一，下凡动机的改变。长期以来，董永故事都表现了上天对孝行的嘉奖，因而仙女往往是由天帝派下凡间。在《织锦记》中，虽仍是天帝派遣，但提到“帝察织女七姑，与永有夙缘”，为两人相恋提供了合理的原因。而在黄梅戏《天仙配》中，就彻底改成了仙女欣赏董永忠厚老实，私自下凡与其成婚。这一动机的转变，将超然物外的仙女一下变为善良多情的少女，“情”是神拥有人性的钥匙。
　　 其二，夫妻情感的产生。最初，故事并没有关于董永与织女感情的记载，两人虽有十日情缘，也是寡淡如水;到《织锦记》中，十日之期延长至百日，仙女也为董永产下一子，更为他谋得功名;再到《天仙配》时，戏中更是有大量对白表现夫妻恩爱，“爱”为神打开人性的大门。
　　 其三，分别感受的巨变。前文将织女毫无感情的离开作为早期神不具“人性”的重要证据，这一情况在后世有了极大的改变：《织锦记》中董永与织女的分别场面开始有《搜神记》中“人鬼相恋”故事的影子，即分别时女子赠物使男子得到富贵（织女赠送的刺绣使董永得升“进宝状元”），并在孩子产下后将孩子送给董永。但这里的“分别赠物”更像是夫妻恩情，到了《天仙配》中才真正可称为男女至情。戏中百日期满后，织女不愿返回天庭，两人在最终分别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七仙女：恩爱夫妻难割舍！
　　 董永：娘子不能把我丢！
　　 七仙女：董郎夫！
　　 董永：娘子妻！
　　 七仙女：午时三刻就要到，
　　 董永：拼死我也不放手！
　　 七仙女：董郎昏迷在荒郊，哭得七女泪如涛！你我夫妻多和好，我怎忍心……董郎夫！啊……将你丢抛！将你丢抛！为妻若不上天去，怕的是连累董郎命难逃。撕片罗裙当素笺，咬破中指当羊毫。血泪留下肺腑语，留与董郎醒来瞧。来年春暖花开日，槐荫树下啊！董郎夫，啊……把子来交，把子交！不怕你天规重重活拆散，我与你天上人间心一条！[12]34-35
　　 这里，七仙女在分别时的难以自持，真正让仙女走进“人”的世界，能与人感同身受。同时，玉帝对董永夫妇的拆散，七仙女之间的姐妹情深，似乎都能在人间社会找到投影。
　　 除了《天仙配》，后世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神魔小说，以及“八仙”“牛郎织女”的故事都刻画了大量富有人性的神。如猪八戒的好吃懒做，吕洞宾的风流潇洒，让神带有人的小毛病，更加亲切真实;而《封神榜》中神与神的斗争牵涉人世间的朝代更替，神仙斗法也用上了诡计策略，让原本高高在上的“权威”逐渐走下神坛，变成了拥有大法力又有小心思的“人”。
　　三、变化原因初探
　　 “鬼”与“神”由最初的浑然一体到泾渭分明，站在了人性的两个极端，为何又会不断向对方演化，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再度对立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社会背景看，鬼神等信仰的兴起必然与战乱有关。早在原始社会，巫就在人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六朝志怪时说“中国本信巫”。汉末动乱，民不聊生，现实的苦难使人们将希望寄托于鬼神，于是“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 [13]40。而人与鬼的关系就如布留尔所言：“在中国人那里，巩固地确立了这样一种信仰、学说、公理，即似乎死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其密切的程度差不多就跟活人彼此的接触一样。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交往是十分活跃的。” [14]296-297因而最初的鬼与人有着天然的亲密联系，鬼即是人死后的另一种存在状态，鬼具有人性是顺理成章的。 　　 随着宗法制和封建制度的确立，鬼与神开始分流。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谈到：“积时递变，由浑至画，于是渐分位之尊卑焉，判性之善恶焉，神别于鬼，天神别于地祗，人之鬼别于物之妖，恶鬼邪鬼尤沟而外之于善神正神;人情之始祇望而揣揣生畏者，继亦仰而翼翼生敬焉。” [15]183-184神与鬼的分流，具体表现为鬼的地位下降和神的地位提高。前文已述，在统治者的刻意引导下，天子先祖是神，统治者也是神，而百姓先祖仍是鬼，鬼与神的地位落差实质上就是统治者与百姓地位的差距。通过树立鬼神的差距，既加强了统治合理性，也在思想上愚化百姓，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从此，鬼与神便走上完全相反的两条道路，但要论鬼背离人性的直接原因，则不能不谈佛教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的鬼神体系里，鬼有自己固定的栖居之地，如黃泉、幽都、蒿里等，秦汉时又有魂归泰山之说，总之人与鬼的世界是重叠的;随着佛教的传入，地狱的概念融入鬼神体系，冥界的情形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佛教在构建幽冥世界时就将其塑造成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方，从“地狱”之名就可见一斑;同时，在地狱中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残酷的刑罚，佛教故事往往大肆渲染刑罚的可怕和受罚者的惨状，这都让鬼的形象更加负面，人性不再适合出现在鬼的身上。
　　 其次，从创作动机看，以审美为需求的创作必然要求对人性的把握。“志怪小说”之名定于鲁迅，早期人们在创作时并未将其作为小说，干宝在《搜神记·序》中就以《左传》《史记》为准自白心志;直到唐代，《搜神记》都一直被视为史书，因而这一时期的作品并非有意设幻，而是为“发明神道之不诬” [4]19，其信仰作用高于审美作用。因而魏晋时期，鬼与人亲近而具有人性，神则因高高在上而显得淡漠疏离;而到了唐代，人们“始有意为小说”，为了使故事更有吸引力，必然需要增加大量的情节，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人与鬼神相恋的故事，神开始具有人性;明清之际，市民阶层的兴起，情成为人们主要追求，又因鬼的形象丑化，越来越多的文人将目光转向神，神的“人性”进一步增强。
　　 此外，文学自身的发展也势必导致对人性的归附。前文已述，当创作的主要目的转为审美后，大量文人的创作客观上促进了小说艺术的进步，也使故事容量进一步提升，在叙事上则表现为母题的叠加。前文所说的董永故事，在《搜神记》中显然属于“孝感母题”，在明代，这一故事又增加了“人神相恋”母题，并在后世的发展中不断加强“爱情”这一主线，在一代代文人的加工下，孝的思想不断淡化，情的追求不断增强，最终《天仙配》成为一部经典的爱情曲目。
　　 综上所述，信仰的改变使鬼神分离，而创作动机的变化促成了鬼神走向了人性的两端，但人对自身认识的自觉最终必然会走向对人性的归附，因而在明清时期依然有不少人鬼相恋的故事，这与我们的讨论并不矛盾，鬼神形象对人性的态度变化，体现了人的追求在文化影响下的腾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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