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视域下的公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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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托尼·本尼特基于福柯治理思想提出“文化治理”概念，将文化机构都看作是塑造主体的机制场所。作为文化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博物馆，从诞生之日就发挥着规训主体和塑造主体的作用。其中，艺术博物馆以其藏品的艺术审美提升工人阶级的道德修养，使其成为“谨慎的主体”;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其智性作用参与对公民的塑造，使大众成为具有平等、自由和进步等理念的现代公民。
　　关键词：文化治理;公共博物馆;文化机构;塑造主体
　　中图分类号：G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8-0126-03
　　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是当代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英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本尼特基于福柯“治理”（govenmentality）思想提出了“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mentality）概念[1]。福柯认为国家政府职能在18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发生重要转变，不再对被统治阶级进行赤裸裸的暴力压制，转为引导、规训和治理。换言之，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再需要驯服的、被动的臣民而需要具有现代素质的公民，即具有自由、民主、平等、进步和发展价值理念的民众。本尼特据此提出“文化治理”概念，即“利用随着‘现代’阶段产生的知识和专门技术等具体文化形式的发展而产生的各种文化手段作用于塑造人类总体”[2]。在此理论视域下，公共博物馆作为发挥文化功能的重要文化机构，在组织文化、配置资源、规范公民的行为、塑造新型公民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公共博物馆被视为表现一系列知识与权力间特定关系的机制场所，是文化技术的主要成员，也是使知识、历史和艺术可以被人们理解的机构，它通过展览、陈列而塑造公众的文化气质，并由此实现对社会行为的控制。从本尼特“文化治理”角度研究公共博物馆，就意味着融合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理论知识对公共博物馆进行综合研究，这对发挥当代公共博物馆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博物馆从“私人”到“公共”的转变
　　现代公共博物馆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和英国，其他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公共博物馆建设亦随之展开。本尼特指出，现代公共博物馆的前身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启蒙运动之间的那些被称之为“博物馆、珍品柜、工作室、神奇厅和艺术厅”的场所，是贵族或商人为了满足收藏或科学兴趣需要而设立的封闭私人空间，其功能是展现王室权力、贵族象征和商人身份等。其藏品主要有艺术品、珍奇古玩、科学兴趣物品等。要接近这种空间和藏品有着严格的限制，最极端的情况下是只有王族才可以欣赏它们。不过，这些私人空间在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逐渐向公众（包含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开放了，其过程大致为，“在法国是在大革命期间猛烈和戏剧般地实现的，而在其他国家，更典型的是一部逐渐的、零碎的改革史的结果”[3]222。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先驱以人民的名义没收了王室、贵族、教会暴政的收藏品，根据理性主义分类原则安排展览，把博物馆从专制权力的象征转变成教育公民、服务于国家集体利益的工具。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是在私人收藏家汉斯·斯隆爵士捐赠的基础上于1753年成立，其馆藏经多方部署于1759年向公众免费开放。而欧洲其他国家的博物馆、美国的博物馆以及澳大利亚的博物馆等都经历了类似于英国博物馆的渐进开放过程。随着公共博物馆的涌现，它们在组织公众关系方面、内在组织方面以及与其他同源机构的关系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从与组织公众之间的关系看，之前公众被严格限制在博物馆之外，而现在公共博物馆则“修辞性地将公共（即公民）整合进博物馆本身展示的权力形式”[3]167。只要是公民，不管是精英还是大众，公共博物馆都向他们免费而自由地开放。因为在这种新型文化机构中，“文化被组织成为具有治理能力的规划，是治理有实践用途的机制，它旨在改变民众道德和行为方式”[4]。也就是说，公共博物馆将公众纳入权力的共谋之中，使其觉得自己就是权力的主体，不是向他们展示权力或驯服其身体，而是让他们通过参观主动塑造自我并管理自我。这标志着国家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强制型向规训治理型的转化，而此时公共博物馆的功能则是对工人阶级进行教化和改造，以形成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道德、行为方式以及现代性文明理念。
　　其次，博物馆的内在组织也发生了变化。文艺复兴期间依照物品的“独特性”“稀有性”和“唯一性”的项目而分类，目的在于方便当权者欣赏、把玩和炫耀，而在公共博物馆里，藏品则按照分类知识的原则，将物品作为“系列”和“序列”进行安排展览，目的在于引导、教化和塑造公民。福柯在《词与物》中表示，现代人是作为“知识的主体和知识的对象”而被构建出来的，本尼特承接福柯的观点认为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组成了大众民主制度下一系列能动地塑造公民的文化能力的新的文化與权力关系的一部分”[5]。除了藏品的艺术教化功能，公共博物馆的诞生还与一系列知识的出现相一致，这些知识包括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人种学和艺术史，博物馆给这些知识的出现和传播提供了机构条件。随着这些现代科学的出现，博物馆的藏品安排被嵌入时间流动之中，根据进化序列授予它们的位置而加以区分。公共博物馆成了一种特殊的表征空间，在这里“理想与秩序的世界在知识和视像的控制场所展现出来、生发出来”[3]227，民众可以在这里参观和学习，激发起他们内在的进步和发展动力。除了藏品的安排发生了变化，博物馆的内在建筑也改变了。公共博物馆诞生以后，其建筑资源主要采用透明材料，这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博物馆建筑。当时的材料主要是铸铁和玻璃，空间大而通透;留有专门的通道便于人们参观，并使乱哄哄的人流变得有序;建筑设计回廊以增强观众的优越位置，使观众监督自己。这样，公共博物馆就“构成了空间与视觉之间的一套新关系，在其中，公众不仅看到为了审视而安排的展览物品，而且同时还看到自身，因而使建筑限制任何容易粗鲁化的原始倾向”[3]231。这充分显示出公共博物馆是作为规训民众的工具而发生作用，具有特殊的政治理性。 　　最后，公共博物馆与其他同源机构，如监狱、慈善收养所、收容所和讲习所的发展方向相反。前者走向公开和开放，后者走向隐蔽和隔离。福柯指出，博物馆和监狱等机构都旨在调节、规范个体与大众的行为。19世纪的监狱、收容所和讲习所等机构不再公开对民众进行肉体惩罚，不再是显示君主权威的机构，而是自由主义政府使穷人和其他人员分隔开来、在封闭的机构中进行驯服和教化的隐蔽空间。与此相反的是，公共博物馆被不断地要求实施开放性变革，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公众权利的原则，这支持了博物馆应该对所有人平等开放和易于接近的要求;第二，充分表征原则，这支持了博物馆应该充分地表现不同的公众区域的文化与价值的需求。”[3]219那些公众视野的隐藏品如今被放置在开放和公开的公共博物馆中，竭力融合含精英和大众在内的所有公众，这再次显示出公共博物馆是具有特殊政治理性的机构，发挥着文化技术机构的治理功能。
　　二、艺术博物館对主体的塑造
　　本尼特多次强调：公共博物馆是塑造主体、改造人的行为并改造社会的文化技术机构。在过去150多年的历史中，公共博物馆是“旨在从内部塑造公民的一系列新的权力、新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场所”[5]。也就是说公共博物馆通过发挥“文化治理”功能来实现自己的价值。首先来看艺术博物馆中的艺术品是如何发挥治理作用的。
　　早期英国工人阶级生活贫穷、凄惨，很多工人将有限的血汗钱用于在酒馆买醉，然后是酒后乱性，其生活方式是粗俗、野蛮和缺乏家庭责任的。在18世纪的英国国会讨论中，经常会听到有关酒馆威胁经济的声音，也不缺乏设置相关法律机制和监督形式的提议，拯救劳动者离开酒馆以便为生产工业挽救他们有用的身体免受酒精的毁坏。但是，这些提议涉及的都是分散工人阶级注意力的技巧，没有有效的改革措施或者依赖内在道德限制的机制，即这些技巧没有提供机会让工人践行道德自我规范的能力。
　　到了19世纪，必须改变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问题显得更加急迫。特别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和达尔文的进化渐进主义所隐含的政治信息显示，如果不改变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就可能有难以避免的大灾难：马尔萨斯认为，工人阶级的酒后乱性加上对穷人《济贫法》的实施，很可能造成人口过剩进而引起新型的贫困、饥荒和国内战争;进化论的政治含义是“社会中低级的等级可能合法地上升到社会的最高等级”[6]155，即有产生革命的可能性，并且，如果健康的人与不健康的人通婚的话，就会引起人口素质的退化。于是欧洲各国和美国都采取了不同的改革计划，目的是将艺术和文化知识作用于社会并进而改变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使得工人阶级通过艺术的教化成为谨慎的主体。
　　比如在英国的亨利·科尔爵士的改革计划中，就把艺术作为控制工人阶级酒醉的方式。1867年英国男性工人阶级有了选举权，科尔在向国会递交的报告中督促说，必须“把将成为选民的人不再沉溺于酒吧”，最好的方式就是“向他们免费开放博物馆”[7]。科尔认为博物馆会被证明是有效的道德感化所，是政府必须采用包含文化的和卫生的多种形式之一，为的是引导工人阶级远离酒醉和鲁莽行为的生活;如果博物馆能在周日开放，将有助于在上帝的休息日“提升工人阶级使他们变得文雅”，博物馆将引导他们变得“智慧和温顺”，使他们与妻子和孩子在一起而不是在酒醉后过“暴行和地狱”般地生活，那会占用他们的空闲，使他们不再过过去的生活。因此，科尔改革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南肯辛顿博物馆复合体”，充分发挥博物馆艺术品的教化作用，“通过增加巡回展览来加强文化的作用……从而使民众不受任何限制地从此类宣展活动中受益”[3]237。科尔爵士大力推行文化改革，他认为艺术无论品质高低，只要能让工人开始审美之路并且有助于道德的自我培养，都将促进改革目标的实现。科尔相信，艺术可以帮助工人获得自我审视和自我规范的权力，“艺术博物馆被用来将工人转变成自我改变的‘谨慎的主体’，避开酗酒和乱性，过一种慎思和自我克制的生活”[6]160。显而易见，从19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的时代主题是塑造“谨慎的主体”，而艺术博物馆藏品的审美功能正好满足了这一主题的需要。
　　三、自然博物馆对公民现代性的培养
　　在本尼特看来，将公共博物馆文化资源作为作用于社会的方式，除了艺术博物馆的审美功能，还有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智性作用参与其中。在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中，政府采用了大量的改革计划，以各种方式将公众塑造成为具有现代性的公民，即成为具有平等、自由、进步与发展理念的公民，此时自然历史博物馆作为新的搜集机构参与到那些塑造现代性公民的计划当中。
　　当时，许多大城市都成立了自然历史博物馆，它们成为公众的关注物并执行对公众进行教育的功能。这种情况与自然历史科学的大发展密切相关，一系列影响后世的著作在这个世纪的中后期得以出版，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约翰·卢博克的《史前时代》（1865）以及泰勒的《原始文化》（1871）。上述出版物有助于将人类生活嵌入最近发掘的地质学的深度史和自然史中，同时也进入自然选择理论中。与此同时，相关的学科也得以盛行，如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史、古生物学和解剖学等等。显然，自然历史博物馆与新兴学科的综合，“开辟了新的交叉时代，这为治理和规范人口的行为以及个人的行为，提供了新的时间坐标并进入自由主义政府变革的问题域之内”[6]137。
　　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藏品具有潜在的道德教育益处，除了可以满足公众对科学的好奇心，更为重要的是对他们的公民性进行公共启蒙。公共博物馆是知识生产的空间。这些博物馆聚集了全球各大洲的生物标本、矿石、人类遗迹、艺术品、手抄本、人种学标本和工艺制品等等，使得原本分散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物质证据集中在一起，据此，这些博物馆俨然成了世界的缩影。因其藏品的丰富性、完整性和系统性，公共博物馆就成了知识得以比较、整合、归纳与提炼的场所。正如本尼特指出的，“到19世纪末，在主要的国家收藏中，博物馆成了新知识形式的孵化器”[3]268。 　　本尼特认为“这些历史科学打开了新的历史视野、构建了新的话语坐标，使得人能够以新的方式历史化、为新的自我‘进步’打开前景”[6]153。这意味着自然历史博物馆应该被看作是文化的技术，可以引导参观者以新的方式做事、塑造自己，以便使个人被嵌入由学科综合所提供的、新时代的、进步秩序之中。无论从哪种角度看，自然历史博物馆都竭力表征着自由、平等和民主。至少在理论上，博物馆针对所有公民是开放的、自由的;博物馆在展品上遵循表征均衡性原则，使不同组群的差异（自然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都可以被平等地展示。其次，除了平等和自由，自然历史博物馆还表征进化与进步。后达尔文主义的历史科学最有影响的应用就是考古类型学，博物馆的展品依据此法则安排就将博物馆变为人类进化的演示课堂。土著居民和殖民地民族的文化和遗迹在博物馆中以类型学为核心原则进行展览，给参观者传达的是进化与进步的理念，“从博物馆展览中进化的分类品中似乎可以看出的教训是：人类或文化要么在进步的主干道上，要么冒险成为一个展品”[6]135。本尼特进一步指出，“自然历史科学与生机勃勃的文学一样都与道德发展的领域联系在一起，对公民的职责和责任有重要影响。……通过让自我处于历史分层中、在考古学的分层中可能形成一种张力，即一方是‘欠发展的’和‘原始的’成分，而另一方是‘非常动态的’和‘进步的’方面，这种道德标准将自我放置在一种历史区域，使人的形成过程能够以新的方式被世俗化”[6]158。自由主义政府正是运用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自然科学学科的交互作用而塑造主体，将“平等、民主、自由、进步、发展”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悄然地用于对公民的塑造当中。
　　四、结语
　　公共博物馆之所以可以规训主体、发挥启蒙功能、塑造现代公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政治空间、是福柯权力理论所论述的“知识—权力”相互作用的政治空间。本尼特总结道，公共博物馆“借助了特别的由‘展览规训’，即博物馆等展览场所与自然歷史科学相结合（地理学、历史、艺术史、考古学、自然史和人类学）所形成的一套知识/权力关系”[8]来发挥文化治理的功能。其中，艺术博物馆借助“展览规训”使参观者变为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和修正的主体，使他们摆脱粗俗、不雅的个人行为，形成温柔而又优雅的行为;自然历史博物馆主要是向参观者灌输有关发展、进化、民主和文明的现代性理念。无论是让工人阶级成为“谨慎的主体”还是向广大民众传达“现代性理念”，都是为了把塑造主体当成博物馆的本质要义。公共博物馆作为公共教育的一部分，重在参观者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塑造，这完全不同于监狱、法庭和医院等机构对人进行的强制性管理和约束。
　　虽然在理论和法律上来看，公共博物馆表征平等、自由、民主、进化、进步等理念，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本尼特还是发现它们仍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理论上，欧美国家的公共博物馆被认为是服务于全体公民的，实践上却因不同时期“公民”的所指不同而将有些民众，如劳动妇女、儿童、被殖民者和许多西方国家的有色移民排除在博物馆的服务范围之外。历史上较长时期内博物馆不向妇女、儿童和有色人种开放，博物馆开放对象的时间演变次序为“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白人男性—白人男性与女性—男性（有色妇女仍被排除出去）”[9]。如果从东方殖民主义角度来看，博物馆还表征着对土著居民和殖民地居民的征服和压制。
　　参考文献：
　　[1]金莉.本尼特“文化治理性”的理论逻辑与价值意蕴——从“葛兰西方法”到“福柯”思想[J].文艺评论，2017（2）：4-10.
　　[2][英]托尼·本尼特.我的学术之路和理论方法[G]//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5.
　　[3][英]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M].王杰，强东红，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Tony Bennett. Useful culture[G]//Relocating    Cultural Studies：Developments in Theory and Research.V.    Blundell， J. Shepherd ， I. Taylor. London： Roytledge， 1993：76.
　　[5][英]托尼·本尼特.英国文化研究的另一种范式——托尼·贝内特学术自述[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4）：8-11.
　　[6]Tony  Bennett.Culture： A Reformer's Science[M].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CA： Sage，1998.
　　[7]Quoted in T. Bennett.The multiplication of Culture's Utility[J].Critical Inquiry，1995，21（4）.
　　[8]Tony  Bennett. Making Culture， Changing Society[M]. London：Routledge，2013：24.
　　[9]Tony  Bennett.Critical Trajectories： Culture， Society， Intellectuals[M]. Blackwell Publishing，200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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