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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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以史为镜而警诫人、教育人、鼓舞人的优良传统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诗经·大雅·荡》就曾吟道：
　　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后一句意思讲，殷商王朝的借鉴应当不远，就在夏桀自取灭亡的那个时代。可是商纣王却并未加以吸取，仍像夏桀一样终以暴、淫而失国。西周初期的统治者，因此也就一再分析殷商灭亡的原因，在当时的文献《周书》中反复告诫后代要以夏、殷二代为镜，切莫重蹈历史的覆辙。而这以后中国的史学，可以说主要就是围绕着以史为镜而知兴替、明得失这一目的而起步而发展的。
　　一、《史记》的史鉴意识及其垂范
　　春秋时期，百川沸腾，礼崩乐坏。孔子特修《春秋》，以“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而汉承秦制，一统天下之后，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的危机却仍潜伏着。司马迁因此继《春秋》而“述往事，思来者”，试图在《春秋》的基础上进一步惩恶扬善，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他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而详“变”略“渐”，重在叙述社会变革的历史，专于“治乱”二字上下功夫，以为当世以及后世统治者的治国理政提供历史经验。司马迁在这方面提供的历史经验是很多的，其中有一个显著点颇值得今人寻味，这就是要求准确地把握住社会变革的契机和因势利导。
　　据统计，司马迁所记社会变革的契机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秦始皇时李斯与淳于越的宫廷之争引起的变革和汉武帝时期的变革（推恩令、独尊儒术）等。司马迁在《史记》里详记变与不变之间的矛盾冲突、变的过程和结局，其中写得最突出的要数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在观念上，商鞅与保守派甘龙、杜挚论辩，从而以关于法古与法今、变常与不变常的问题的争论，拉开了这场悲壮的改革的序幕。可是，商鞅尚未及充分咀嚼与享受变法成功之果，就被五马分尸，全家无一人幸存。对此，史迁在痛惜之余分析说，商鞅“天资刻薄人也，且所因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印，不师赵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所以“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史记·商君列传》）吴起在楚国变法失败后也蒙难而死，司马迁因此也有感叹：“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赞》）在这里，司马迁一方面是在改革者的个人品格及其谋略得失方面去寻找值得后人吸取的教训;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改革的道路上布满荆棘，充满惊涛骇浪，试图涉足与进取者应当作好充分的准备，甚至要做为此献身的准备。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告诫改革者，把握住社会变革的历史契机并因势利导，当是保证改革成功和改革者为社会所服膺的关键。司马迁为此举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以说明，在《史记·赵世家》里用浓墨重彩描写赵武灵王移风易俗，创建基业，开疆保国，与公子成、赵文、赵造、赵俊和大臣周绍等强大的保守势力作斗争的艰难历程以及赵武灵王的智慧、耐心、自信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及纵横捭阖的能力;指出赵武灵王高于其他改革者的精彩之处在于他能清醒地认识社会变革的历史倾向，又能将这种认识广泛地传与朝野上下，让全国人民都心甘情愿、心情舒畅地投入到社会变革的历史洪流中去。
　　张大可先生在《史记研究》中认为，司马迁对已往历史的“述”和对未来变化的“思”，都是一丝不苟的，很动感情的。但是，他在论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却极为客观和冷静，总是力求原原本本地讲清楚人物行事和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以此来穷究盛衰成败的因果，寻求适应封建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治道”。“因为只有实录的历史，才能提供真正有益的教训，使历史起到镜子的作用。”（《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司马谈晚年临终之际曾叮嘱司马迁说：“自获麟（时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相传为孔子编成《春秋》之际）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继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评论载录，继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当时司马迁回答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参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最后穷毕生精力，发愤完成了《史记》，终于实现了父亲的遗言，为后世留下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受益无穷的史鉴。这部史鉴，自始至终贯穿着大一统的历史观和爱国主义的思想主题，自始至终贯穿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古今之变的客观史实劝诫人、启迪人、鼓舞人的借鉴和教育意识，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整合和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垂范作用。自此以后，历代君王和史家都很注重史鉴作用并纷起效法，从而形成连绵2000多年修史论史的洪波巨澜和历史教育运动。其中发生的几件事颇值得一提。
　　二、唐宋史家的忧患意识和“资治”热潮
　　1.《贞观政要》何以成为君主们的政治教科书
　　首先是吴兢在唐朝开元（713—741年）后期或开元末、天宝（742—756年）初撰《贞观政要》的故事。该书凡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贞观年间（628—649年）的政治和历史，多载太宗与诸大臣问对之辞以及大臣们的诤议、奏疏等。据瞿林东先生在《史学与“良史之忧”》等文里考，吴兢生活于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目睹了唐代盛世即“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决心写出一部可供当时政治借鉴的史著。而吴兢又是一个很“现实”的学者，他认为与其侈谈尧、舜、文（王）、武（王），不如就从学习本朝“贞观之治”做起。他的这种现实的态度，既是对唐太宗时“政化”的仰慕，又是出于对唐玄宗开元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辈当政的忧虑。于是便有了这部题为《贞观政要》的书。我们看看它的篇名：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择官、封建;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崇儒、文史、礼乐;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征伐、安边;行幸、畋猎、灾祥、慎终，由此可知道吴兢的一番良苦用心。他认为，这部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其义在于“惩劝”（《贞观政要·序》）。该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也反映出这位被当时人誉为董狐式的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这种忧患意识表述得更加的明显。他说：“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贞观政要》这部书在晚唐以后的历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载唐宣宗曾经“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而辽、金、元三朝统治者，还曾把《贞观政要》译成本民族文字，作为政治教科书来读。 　　2.引人注目的四川史学群体
　　到了北宋时期，又有成都华阳人范祖禹出来撰写《唐鉴》十二卷三百零六篇。他因为佐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分掌唐史，深明有唐一代290年间的治乱得失。这部《唐鉴》，便采自290年间可为宋人借鉴的要事编成，并间以评议。他在其序里指出，唐王朝的兴废治乱之迹，对于北宋王朝来说，是最切近的事情，“今所宜监，莫近于唐。”他又在末卷略述北宋开国后百余年的历史说：“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而今当何监，不在唐乎！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监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其对北宋政治的深切忧虑及劝戒之意，尽在其中。范祖禹因此也便获得“唐鉴公”的雅号。
　　宋王朝相对于此前此后的封建中央王朝，领土最小，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烈交织，内忧外患频仍，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中。与此相应，这一时期的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亦形成一座引人注目的高峰。而在筑起这座高峰的史著、史家中，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群体，这就是四川史学群体。如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王称撰《东都事略》，李攸撰《宋朝事实》，彭叔融撰《太平治迹统类》等。可以说，有宋一代最重要的史学著作多出或多经蜀中史家之手。诚如刘咸炘在《重修宋史述意》里说：“宋一代之史学实在蜀”。而蜀中史家经手的史著，又多是当代宋史（如上举书目）。或言之，当时四川史学以当代史最具特色。这反映出蜀中史家对国家社稷命运无比关切的忧患意识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意识，反映出他们对史学警戒功用和教育功用的深刻认识。
　　3.“宰相须用读书人！”
　　大致也正是宋朝所面临的深重社会危机的形势所逼，一方面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志士仁人当仁不让，积极向国家献计献策;另一方面宋朝君臣们亦在某些时期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积极向古史古书中去寻求拯救国家、振兴社会的有益知识甚至理论武器。而这种风气，早在宋朝开国之初就已蔚成。
　　宋太祖赵匡胤出身于武将世家，平生却很爱读书，常常手不释卷。赵光义受兄长影响，也嗜书如癖，经常整天读书。他们当上宋朝皇帝后，还鼓励臣僚多读书，并把读书多少作为考察、提拔官吏的一项重要依据。有一次，赵匡胤遇到一个疑难问题，问宰相赵普，无以对答;再问学士陶毂，却得到准确的解答。赵匡胤因此感叹说：“宰相须用读书人！”（《续资治通鉴·宋纪·太祖乾德四年》）也正是以此为契机，赵普才发奋读书，终得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誉。（参见罗大经：《鹤林玉露》）这种政治背景和文化氛围，使一般知识分子在未出仕之前能在寒窗下苦读书、史，在既出仕之后也能处理完行政事务之余主动挤出时间读点书、史，多读书、史，以免掉队落伍。
　　也正是在上述政治背景和文化氛围下，使得一大批具有良好史学素养的史官史家把修史看作崇高的神圣事业，怀着撰史的自豪感，具有献身于修史事业的牺牲精神，数十年如一日地以勤读书史、撰修史书、搜集史册、保存古籍为己任。因此，宋代官修、私修的史籍，其质量之高，其数量之多，在宋以前的唐及五代，與两宋同时存在的辽、夏、金各朝，在宋之后的元、明时期，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宋代史学由此呈现出新的特点，向世界展示出它的独特魅力。
　　4.多事之秋中的宋代史学
　　还需强调指出的是，宋代史学家面对多事之秋，讲求学以致用，史为今用。司马光写史，就是面对现实，讲求社会功用的。他主编《资治通鉴》的目的和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进〈通鉴〉表》）;质言之，就是要皇帝借鉴前代历史，改进现实政治，以期天下太平。袁枢生活在南宋中叶这一宋金对峙的严重时期。他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志在恢复中原，救亡图存，因此他也不是为编书而编书，为写史而写史;而是像司马光一样，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是为了“心有所寄”。他的《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因《通鉴》原文，区分事目”编成，注重各个朝代各自的“兴”“衰”史。如对秦朝立二目，一是《秦并六国》，紧接着便是《豪杰亡秦》。又如对唐开国后高祖、太宗、高宗三帝，立目约二十，除了《贞观君臣论治》《吐蕃请和》等，余皆以“平”“讨”“叛”立题;于唐开元、天宝间的历史，却只有《李林甫专政》《奸臣聚敛》《杨氏之宠》《安史之乱》四题而已。这些都说明，编者意不在于对贞观、开元之类“盛世”的仰慕，而是像《通鉴》一样，乃在于“穷探治乱之迹”。所以时人读《通鉴纪事本末》，确实“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序》）之所以能产生如此良好的社会效果，就是因为它讲求实用，讲求经世致用，所以才会在广大士子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正是由于宋代史家特别注重史学的实践功用，力图把读史、修史、治史同时局的发展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因此，才使得他们所撰的史著具有巨大的生命力，为宋代君臣所捧读，为社会所承认，并得以传诸后世。
　　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资治”一直是两宋君臣们的热门话题，尽管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袁枢等大史官、大史家们拼命从前朝史和当代史中去总结经验，去寻求经世治国的良方，但宋王朝还是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微。这是因为两宋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十分复杂而又尖锐，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这个时候，君臣们高谈历史的教训，要挽既倒之狂澜，很难;而社会地位决定他们又不能真正从历史中吸取到教训，吸取到智慧。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他们来说即使有作用，至多不过是可以暂时缓和一下危机。借鉴历史的作用，和一定的时势有关联。而在昌明之世，真正注意到历史的盛衰经验教训，其借鉴的作用就相当明显。”（吴怀祺：《辽代史学和辽代社会》，《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
　　三、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想长桥
　　进入明末清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是空前激烈;而抵抗运动以及农民大起义，也是此起彼伏，波澜壮阔。面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社会形势，史家们眼界大开，思想更加活跃起来。这时候出现的“清初三先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1.黄宗羲：九死一生批君权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他曾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的斗争，几遭阉党阮大铖谋害。清兵南下后，黄宗羲在钱塘江畔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进行武装抵抗，被鲁王任为左副都御史。明亡后他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他对明朝的灭亡，怀着沉痛的心情。他在《南雷诗历》卷一里有一首题为《卧病旬日未已，闲书所忆》（其一）的诗里写道：
　　此地那堪再度年，此身惭愧在灯前。
　　梦中失哭儿呼我，天末招魂鸟降筵。
　　好友多从忠节传，人情不尽绝交篇。
　　于今屈指几回死，未死犹然被病眠。
　　黄宗羲十分珍视自己九死一生的生命，全力以赴地钻研、著述，以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与思想启迪。他认为：“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即《资治通鉴》板，亦议毁之，然而不能。今未尝有史学之禁，而读史者顾无其人，由是而叹人才之日下也。”（《黄梨洲文集·序类·补历代史表序》）他认为读史的目的乃在于学习经世之业，寻求治世之鉴。他因此而乐于发表史论。他在《永历纪年》等关于南明政权的史传及传状碑版文字中往往附带史论，其笔锋尖锐、犀利，针对性强，对明代政治失误的揭示与弊政的批评，都独具慧识而又入木三分。黄宗羲特别重视宋史、明史，尤其是明史。他从有明三百年的兴亡史里认识到，君主专制限制了人才的发挥与发展——这是明朝虽然不逊于汉唐，却未能像汉唐那样成为世界之盛极的—个重要原因。
　　黄宗羲的政治思考集中地反映在《明夷待访录》里。在是书，他以愤激的笔触抨击封建君主专制，揭露了君主一人私有天下产业的罪状，作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胆结论。他说：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又肯定“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2.顾炎武：天下兴亡为己任
　　顾炎武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慵，学者称亭林先生。他少时即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明末“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凡阅志书一千余部”（《亭林文集》卷六）。他一生手不释卷，孜孜求学，可谓“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即便他在暮年的长期转徙途程中，也始终“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于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全祖望：《顾亭林先生神道表》）
　　顾炎武曾在昆山、嘉定一带参加过人民抗清起义。康熙中，他屡拒清廷编修《明史》之邀而卜居陕西华阴，发愤著书立说，“卷帙之积，几于等身”。他的代表作是《日知录》三十二卷，成于逝世前夕;一生为学所得，大都荟萃其间。
　　明清之际，社会嬗替剧烈，民族矛盾尖锐。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与自觉的治世救民的历史责任感，促使他提出“华夷之防”，以反抗清廷民族压迫，张扬民族正义精神。他在《亭林文集》卷三《病起与蓟门当事书》中振臂疾呼：“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他又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里大声呼吁：“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國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其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样的忧国忧民心怀与砥砺气节、崇尚气节的情操，至今听来，仍如长风鼓荡，黄钟撞击，极富醒世意义;尽管时代变了，“民族”与“国家”的内涵变了，但顾炎武代表古代爱国知识分子所喊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精神却是永恒的！
　　明末清初的战乱频仍、社会动荡，还促使顾炎武去对数千年不移的封建皇权主义提出大胆怀疑。在《日知录》卷二十四《君》里，他旁征博引，以论证“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继而又提出反对“独治”，实行“众治”的主张。在同书卷九《守令》里，他更进一步地论证了“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道理：“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机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
　　3.王夫之：完发林泉论通鉴
　　王夫之字而农，号薹斋，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他“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王敌：《薹斋公行述》）明亡，他于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朝廷行人司行人，因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他遂至桂林依瞿式耜。后桂林复陷，式耜殉难，王夫之伤痛之余而“决意林泉矣”。他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孜孜钻究，发愤著述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
　　王夫之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而至死不渝。他学术研究广泛而深入，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建树，尤精于经学、史学和文学。他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是《读通鉴论》。他研究史学的目的是经世致用，“求治之资”。他在《读通鉴论·叙论》中说：“‘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矣，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他明确指出治史的眼光不能局限于“知治知乱”，而是要求通过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警戒当世，更重要的是以治理当世。
　　在明清嬗替之际，作为明朝遗民，王夫之的民族情绪表现得最为强烈。他所主张的严格的“夷夏之辨”，今天看来尽管偏狭，但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再说这种“夷夏之辨”的主体精神的很大一部分，乃是民族自卫思想以及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思想。他在《读通鉴论》卷十四里，怒斥历史上的卖国贼、后晋“儿皇帝”石敬瑭“称臣称男”，“名为天子，贱同仆隶”，谴责桑维翰为石敬瑭出谋划策，乃是“覆载不容之罪”，乃是“万世之罪人”。王夫之还满怀热情地为东晋桓温北伐、南宋岳飞北伐这些曾被正统史家认作有篡僭之嫌的历史活动大加辩护，甚至提出：桓温、岳飞如能收复失地，统一国家，即便取代东晋、南宋皇帝又何妨？王夫之的这种议论，在君权至上的时代，是颇为大胆的;而他把民族的统一、国家的统一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思想，则是对祖国历史上的大一统观念与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正确表述与阐扬。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曾提出过“尊君论”。不过，他所尊的君，不是“暴君”“暗主”，而是“圣君”“明主”，是“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圣明之君”。他的“尊君论”的核心是“公天下”。从“公天下”的原则出发，王夫之认为，君主不应独揽大权，而应分权于宰相、百官。“宰相无权，则天下无纲，天下无纲而不乱者，未之或有。”这样来看，王夫之的“尊君论”包含着对几千年来的君权至上论的否定。冯天瑜先生在《中国文化史断想》一书里写道，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同欧洲早期的启蒙文化（即所谓“人本型文化”）有着共通的一面，即也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人欲”的正当性;不过，又有不同的一面，就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更重视“人”对社会国家的伦理义务，认为只有在这个范畴内，“人”的价值、“人欲”才具有合理性。王夫之便是这种认识论的代表。他一方面提出“珍生”主张，反对贱形、贱欲、贱生;另一方面又强调“有公理，无公欲。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公矣”（《思问录·内篇》），主张“行天理于人欲之内，而欲皆从理”（《读四书大全说》卷六）。冯天瑜说，在王夫之“未来国家的蓝图里，君主‘仁天下’，庶民‘亲亲’，充满了理想的伦理道德的诗意。”（《中国文化史断想》）他还说：王夫之“将严密的哲理思辨的触角伸入史学领域，清理了盛行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代之以含有理性主义色彩的历史观，从而成为中国史学家行列中以精湛、深刻的史论著称的、独树一帜的大师。”（冯天瑜、周积明：《王夫之》）
　　4.江海奔腾：弄潮儿向涛头立
　　明清之际是一个改天换地、江海奔腾的大时代。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的错综交织，西风欧雨的缕缕东渐，市民阶层的崛起与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出现，构成这一时代的引人注目的焦点和亮色。面对大时代的挑战与呼唤，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明确提出“经世致用”的治史方针，公开申明要从历史研究中去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途径，总结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他们在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读通鉴论》等著作中，激烈地抨击历史上搞民族投降的败类，反对民族征服及民族压迫，同时还阐述了关于国家、民族的观点，抨击君主专制，主张对君权严加限制，不仅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立场，而且亦散溢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气息，在中国传播了最初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们在封建社会走向下坡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生长的历史时期，以史学家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敏锐的文化眼光，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受到世界脉搏的跳动，从而开始担当起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
　　通觀数千年来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史学家们以及他们那灿如星汉的史著其实是在架构起一座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想长桥、文化长桥。他们在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经世治国的抱负驱动下，为后世留下了一座包罗万象、气势恢弘的历史经验的巨大宝库，留下了一座丰富多彩、历久不衰的爱国主义的巨大宝库，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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