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管理理论在档案记忆再生产中的应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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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知识管理作为新兴的管理模式在商业活动中被广泛应用，将知识管理应用于档案记忆再生产中有利于科学系统地获取、组织、存储、共享档案记忆，挖掘档案记忆的知识价值，为知识创新提供资源的土壤，为档案记忆的传承与发展带来新视角。文章首先从档案、记忆、知识的关系，知识管理理论与档案记忆理论的研究路线的相似性，知识管理理论为档案记忆再生产提供方法论指导三个方面对知识管理理论在档案记忆再生产中应用的适用性进行分析。然后勾勒出基于知识管理的档案记忆再生产架构，提炼出三条应用方式：以档案部门为主体的记忆重构，以公众为客体的记忆生成，档案部门与公众相互作用的记忆升华。
　　关键词：档案记忆再生产;知识管理理论;档案;知识;记忆
　　Abstract：As an emerging management mode， knowledge management is widely used in business activities. Apply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to archive memory reproduction is beneficial to scientifically systematically acquiring， organizing， storing， and sharing archive memory， mining the knowledge value of archive memory， and providing knowledge innovation with the soil of the resource， and bringing a new perspectiv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archive memory. The article firstly analyzes the applicability for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y in archive memory reproduction from three aspects： the relationship of archive， memory， knowledge， the similarity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y and archive memory theory in research line， and the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y offers for archive memory reproduction. Then it outlines the archive memory reproduction architecture based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extracts three application methods： memory reconstruction with the archives department as the subject， memory generation with the public as the object， and memory’s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rchives department and the public.
　　Keywords：Archive memory reproduction;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y; Archive; Knowledge; Memory
　　1 社会记忆和知识管理研究的兴起
　　关于社会记忆研究的起源，学者们已经基本认同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论。自“社会记忆观”提出以来，学术界一直在探索如何构建社会记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图书情报档案领域，都对保存社会记忆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观点和策略，但不论各自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如何，其终极目的都是保存并延续人类文明。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倡议并牵头实施“世界记忆工程”项目，“记忆”成为一个重要概念。“世界记忆工程”关注的是文献遗产，具体来讲就是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记录等[1]。2004年，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档案、记忆与知识”为主题，讨论了档案作为人类记忆库的重要社会功能，提出“档案看成文件库的传统看法正在被记忆库的认识所取代”。[2]此后，档案界有关档案与记忆的研究逐步兴起。档案与社会记忆相结合进行研究的硕果形成了“档案记忆观”。
　　档案学学者丁华东指出：“经过十多年的探讨和积淀，今天，我们可以说档案记忆理论范式已基本形成。”[3]档案既是社会记忆的载体，又是构建社会记忆的资源。在实践层面，我国档案部门近年来主导建设了一批“城市记忆工程”“乡村记忆工程”，取得了一些成效，扩大了档案部门在构建社会记忆工程中的影响力，给档案部门的服务创新、档案人员的角色转换带来了新契机。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科技的日新月异，知识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组织成长的关键资源。知识作为一种智力资源，在各行各业中有重要的核心地位，获得了重要知識，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知识经济比信息经济又上升了一个新台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知识管理的探索和研究也在不断推进。世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其书《权力的转移》中清楚地表明知识是高质量权力的源泉以及权力推移的关键所在，并坚信知识最终会取代其他资源。[4]由此可见知识的重要性。
　　1991年，汤姆﹒斯图尔特在美国极负盛名的《财富》杂志发表了划时代的文章《智囊》，标志着知识管理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知识管理的论著层出不穷。被誉为知识管理的奠基之父之一的卡尔-爱立克﹒斯威比于1990年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以“知识管理”命名的书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托马斯﹒H﹒达文波特提出了知识管理的两阶段论和知识管理模型。1995年，“知识创造理论之父”——野中郁次郎与竹内弘高合著的《创造知识的企业》一书中，提出了基于知识螺旋理论的SECI（Socialization，Externalization，Combination，Internalization）模型，这一模型在学界引起轰动，影响深远，给组织的管理提供了新思路，进而将知识管理推向了新的热潮。
　　2 知识管理理论在档案记忆再生产中应用的适用性
　　2.1 档案、记忆、知识的关系。要分析档案、记忆、知识三者之间的关系，恐怕要从它们的概念入手。“尽管人们对档案的定义仍在争论，但对档案这一事物的本质特性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即档案本质上是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5]
　　档案的原始性决定了其他记忆形态难以企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它既是原始记录的载体也是原始记录本身，有着载体与内容的双重性质。对于记忆的概念，杨治良认为：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6]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记忆是一种机能，我们借此将过去的知觉印象拉回到眼前”。[7]美国学者路易斯﹒P﹒波伊曼在其《认识论》中指出记忆是一种认知的方式，它不是知识的原始来源而是贮存场所，大部分的知识都建立在记忆之上。记忆的过程就是接收外界信息，学习知识的过程。对于知识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知识的论述。亚里士多德从经验主义出发，认为知识的唯一源泉是“感觉的经验”，知识可以通过归纳“感觉的经验”获得。柏拉图从唯理主义出发，认为知识可以通过诉诸心智构念（mental construct），如概念、法则等演绎得来，知识是“经过验证的真实信念”。康德认为只有在唯理主义的逻辑思考和经验主义的感官经验共同作用时，知识才能产生。[8]
　　由以上对档案、记忆、知识三者的概念剖析，它们的关系表示为图1，三个虚线圈由小到大分别为：知识、档案、记忆。
　　它们存在三个关系。从概念的覆盖范围看，它们是包含关系。记忆的覆盖范围最广，可以囊括一切。亚里士多德提到：“我们称之为记忆的东西是从知觉中获得的，并且对同一事物重复的记忆发展成为经验。”[9]这里的“经验”实质上指的就是知识。可见，知识形成是以记忆为基础的，没有记忆，知识便不复存在。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曾指出，“隐性的、难以表述的知识”是与“外在明确性的表象知识”相对应存在的。[10]
　　野中郁次郎引用波兰尼对知识的划分，将知识划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两个维度，与暗默知识和形式知识相对应。隐性知识是存在于人脑中的经验、技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显性知识可以通过语言符号表达。而档案是历史活动的记录，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蕴含了广袤的知识。由此得出，档案的外延包含知识。从存在形态看，知识与档案都需要一定的表达机制（如符号、文字等）才能被感知、被转化，因此某种程度上它们是等同关系。
　　丁华东指出社会记忆属性是档案的基本属性。[11]由于作为记忆主体的人终究会消亡，那么就需要像档案这样的媒介将记忆保存下来。记忆成为档案，档案也扮演了载体的角色。因此，记忆与档案在这种解释下是等同的。“我们大部分的知识系基于记忆内容，而非当下的知觉。”[12]
　　知识的创造由人的思维活动形成，思维活动的基础是记忆。可以说，知识与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区分的。由此推断，档案、知识、记忆是等同关系。在图1中，它们的等同关系表示为共切点。从运动过程看，它们是转化关系。这三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此，表示三者的圈是虚线而不是封闭的实线，表明它们可以互相渗透。它们的转化经历两个过程，一是记录，二是学习。
　　首先，记忆通过多种方式记录下来形成原始性档案，同时，档案将历史性的记忆固定，档案转化为记忆。
　　其次，档案这一历史记录经过人们的经验总结、逻辑推演形成了各种技能、劳动工具、书籍等知识产品。
　　最后，包含档案在内的记录形式通过人的学习机能转化成可利用的知识并存于人脑中，知识也就转化成了记忆。
　　2.2 知识管理理论与档案记忆理论的研究路线的相似性。知识管理与档案记忆目前来讲属于比较年轻的理论体系，关于两者的研究还处于上升期。理论体系其实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书《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中所研究的核心问题——范式。“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13]尽管库恩在《结构》一书中提到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即“科学革命中新的常规科学与以前的传统科学在逻辑上不相容”，但这一观点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
　　在后期的研究中，他力图解释不可通约性的基本观点，他澄清“不可通约”并不意味着“不可比较”，即“局部不可通约性”，两种相继理论是可以交流的，转而将 “不可通约性”解释为 “不可翻译性”。
　　知识管理理论与档案记忆理论属于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从“相继性”这一点来说，它们并不具有承前启后的关系。即使它们是库恩所说的“不同的语言系统”“不同的言语共同体”“翻译不是诠释”，但并不意味着这两者不可比较。从两者的发展史上来看，知识管理理论与档案记忆理论都是在汲取其他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知识管理本质上是属于管理学，它融合了知識的产生、转化的方法，档案记忆本质上是社会学与档案学的交叉产物。从另一角度来说，也可以将档案记忆理论视为社会记忆理论的子元素之一。就知识管理理论而言，它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盛小平、曾翠认为知识管理是吸纳并融合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理论而发展壮大的一门新兴学科。[14]
　　关于档案记忆理论，徐拥军认为：“档案记忆观的提出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后现代主义思潮为档案记忆观提供了哲学和方法论指导，社会记忆理论为档案记忆观提供了社会学的理论基石，后保管时代档案理论为档案记忆观提供了档案学的理论依据。”[15]从研究的目的看，知识管理主要致力于研究如何激发诸如企业等组织的知识资源，为组织的运作、经济的增长提高效益。 　　档案记忆主要从档案作为社会记忆建构的一种机制来研究档案现象，扩大作为记忆要素的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传承文明中的影响力。从研究的对象看，知识管理的核心概念是知识，知识作为一种非消耗性的生产要素是组织内部的核心竞争力，强调“知识的再生产”。档案记忆的研究对象是档案的记忆属性，将社会中的记忆资源以档案的方式传承，强调“档案记忆的再生产”。由以上三个方面可知，知识管理理论与档案记忆理论的研究路线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2.3 知识管理理论为档案记忆再生产提供方法论。“再生产”本指生产资料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随着其内涵的发展，很多学科领域都将这一术语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再生产是对原有资源再利用、再创造、再产出的循环往复运动。
　　丁华东、张燕将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解为“通过社会化的档案实践活动进行档案记忆的累积与更新，使特定的观念、知识、价值以一定的媒介展现出来、传递下去，成为可感知与传播的精神产品，最终促进社会依照既定的规范得以延续和维持”，并指出“档案记忆再生产作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方式之一，在生产过程上包括生成、加工、展演、消费四个阶段，在生产对象上包含档案记忆的文本、内容和意义三个层面。”[16] 那么，知识管理如何运用到档案记忆的再生产中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知识管理是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中最具有生命力的管理信条之一。目前，知识管理除在企业管理中应用较多外，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组织论中也有很多讨论，但在档案记忆再生产方面的应用还未被发现。对于知识管理的理解，具有代表性的有：“知识管理是对企业知识的识别、获取、开发、分解、使用和存储”“知识管理就是鼓励创新与知识共享”“知识管理是以信息为基础的活动，通过组织学习创造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知识管理是系统地寻求、处理、理解和使用组织以创造价值”，等等。[17]
　　可见，知识管理既是一种管理思想，也是一项管理模式。前文已述，知识管理与档案记忆分属不同的理论范畴，但两者的结合研究应该是有切入点的。在波普尔看来，尽管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关进自己理论框架之中的囚徒，但只要我们愿意干，我们随时都可以打碎自己的框架。[18]知识管理应用于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总切入点是将知识管理中以知识创新为目标的理念贯穿于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方方面面，将知识与档案记忆的动态循环转化作为知识管理应用于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催动力。从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过程来看，在档案记忆的生成和加工阶段，可以应用知识获取、知识组织、知识集成的方法;在档案记忆的传播阶段，可以应用知识转化、知识服务的方法。从档案记忆再生产的主体来看，档案记忆再生产的主力军是作为文化事业单位的档案部门。
　　宏观上，它遵循的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档案管理体制;微观上，它的具体管理方法是“八大环节”。很多档案从业人员一直呼吁要创新档案管理制度，提高服务水平，但大多提出的是关于资源、人员素质、意识、服务等方面的细节性的、传统的策略框架。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管理模式日益精进的环境下，档案部门在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过程中可以思考如何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加强人员的创新意识、重构服务体系、提高组织的管理效益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越来越重视精神层次的追求。档案记忆作用的发挥不能仅停留在唤起公众的情感共鸣上，还要将其中蕴含的知识加以深挖，创造档案记忆的知识价值。因此，知识管理在档案记忆再生产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方法论指导。
　　3 知识管理理论在档案记忆再生产中的应用方式
　　文章在构思知识管理理论在档案记忆再生产中的应用方式时引入了野中郁次郎SECI模型中的概念，该模型说明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转化的四种模式，分别为社会化、外在化、组合化和内在化，这四种模式的转化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社会化是指隐性知识转化为隐性知识的过程，外在化是指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组合化是指显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内在化是指显性知识转化为隐性知识的过程。
　　根据SECI模型的内涵，勾勒了基于知识管理的档案记忆再生产架构，如图2所示。架构中将档案部门与公众作为档案记忆再生产的主体与客体，档案记忆为资源中介。根据本架构的图示，可以将知识管理理论在档案记忆再生产中的应用方式归纳为三条主线，第一条是以档案部门为主体的记忆重构，第二条是以公眾为客体的记忆生成，第三条是档案部门和公众相互作用的记忆升华。
　　3.1 以档案部门为主体的记忆重构。在此条线中，档案部门是实施知识管理的主体，档案记忆为记忆抽取提供丰富的资源。在组织上，可以通过例行化的会议，以头脑风暴法激发档案工作者的想法，为档案记忆再生产出谋划策。每一次会议都需有专门的人员记录参会者的想法、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档案工作者在各种思潮的交汇处可能对工作产生灵感，进而影响档案记忆再生产的下一步计划的决策和实施，由此形成一种学习型组织。
　　在具体工作环节中，档案工作者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将档案记忆中的隐性知识发掘出来，进行开发利用，使档案记忆外化。例如，对某一事件和另一事件的关联分析，特殊现象的考证等都是档案记忆外化的过程。在知识抽取环节，通过完善软硬件设施，打造一体化的技术平台，尽量大范围地收集档案记忆，博约得当;在知识组织环节，要根据社会需求、国家需要、心理诉求等诸多方面去考虑记忆材料的真实性、政治性、文化性。档案人员将档案记忆中显而易见的知识进行分化组合，挖掘档案记忆的深层知识，增强档案记忆的可读性、趣味性、历史文化性，建立档案目录、专题数据库等知识集成成果，形成新的知识，使档案记忆组合化。
　　在知识传播环节，要创新传播与共享方式，尽可能地扩大受众范围以增强影响力。例如，可借助微信、微博、贴吧等社交平台以图文并茂、声像结合的方式输出档案记忆，增强个人的、国家的、民族的认同感。还可在档案馆展区或门户网站上建立“3D展厅”，增强档案记忆的可视化和可感知性。在知识评估环节，根据组织内部对项目的验收评估、受众的反馈，改进服务方式，提高受众的满意度。 　　档案部门可在档案信息传播平台上建立档案记忆导航地图，使档案记忆的检索方式多样化。其实档案记忆就是文化存在的初级形式之一，需要专人处理加工，以多种渠道共享才能为社会所用。只有紧扣每一环节，严格要求，才能出档案记忆精品，打造记忆品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3.2 以公众为客体的记忆生成。在此条线中，公众是记忆生成的客体。公众从档案部门接受知识，通过自己的思维活动，将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记忆，使档案记忆内化。
　　人是社交的产物，没有社交，人类社会文明就不可能如此发达。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将存于脑海中的知识通过语言符号、网络媒介等交流机制，将引发的思想观念、个人情感与他人分享，从而形成自己的经验教训，并付诸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基于网络区间的知识共享，基于知识创造的著书立说、产品产出。这些知识成果通过社会框架下的各种活动规则，不断地进行传播、循环、发酵，使人脑对这些知识反复刻写、消化吸收，从而使档案记忆社会化。如重大节日的庆祝活动、纪念仪式都是强化记忆、进行社会建制的一种方式。公众对这些仪式不断地进行操演形成一种习性，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发展丰富仪式的内容。
　　从古至今，我国很多传统习俗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庆祝方式，且这些庆祝方式随着物质条件和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地演变。如春节有多种庆祝方式，但科技的发展使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视频问候代替了登门拜访，微信红包代替了现金红包，驾车出游代替了传统家庭聚会等，且越来越注重仪式感。自然而然，公众日常的实践活动会形成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等不同形式的记录，这些记录包括个人碎片化的记忆和组织系统化的活动记忆，经过被动式的归档和主动式的档案记忆组建工作，构成了档案记忆源源不断的记忆供给。
　　3.3 档案部门和公众相互作用的记忆升华。在此条线中，档案部门与公众对知识创新起了推动作用，也就促进了档案记忆的升华。知识创新从来不是某一个人、某一部门单独完成的，而是在多个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档案记忆中知识创新的激发器是档案部门与公众的相互作用。
　　在知识传播环节，档案部门将这些知识通过多种服务形式传播给公众，公众通过各种反馈渠道对档案部门的知识传播效果作出评价，档案部门根据反馈对管理活动总结反思，形成良好的知识创新氛围。这种相互作用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档案部门的有意识的记忆输出，档案部门进行档案记忆再生产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这种意识是在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下对国家记忆、民族记忆如何传承的思考，并不是一味地带有统治意图的“权力控制”。
　　另一方面是公众无意识的记忆产出，即公众并不是在档案部门的要求下进行记忆创建的，而是根据生产生活的需要，无意识地构成了一幅幅记忆图景，被档案部门“有意识”的参与机制抓取，强化了公众对自己创造历史的实践感、认同感，进而形成各种复杂的感情因素。两方力量的冲击使档案记忆的流转不断地得到螺旋式的上升和波浪式的前进。双方的相互作用不断地激发知识的力量、记忆的源泉，创造良好的社会价值，使档案记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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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来稿日期：201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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