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帝国：后奥匈时代作家笔下的奥匈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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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和约瑟夫·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分别以各自的方式重构了奥匈帝国解体前最后的日子。文章认为，这两位前帝国居民以后奥匈时代的视角所审视的晚期帝国，清晰地展现了19世纪开始的民族主义浪潮和政治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国家认同危机和信念危机对于多民族帝国的瓦解作用，促使人们思考特定共同体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条件和可能性问题。
　　关键词：《没有个性的人》;《拉德茨基进行曲》;奥匈帝国;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152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9）06-0022-10
　　1918年11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曾经的欧陆大国奥匈帝国宣告解体，它的原有领土上建立起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独立国家，还有一些领土分别归属了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奥匈帝国死了。对于生活在原帝国境内的人们来说，帝国之死带给他们的震动也许不亚于战争本身的创伤体验。在随后的近二十年里，对这份震动的消化混杂着对时局和未来的迷惘汇入一些原奥匈帝国作家的笔下，成为他们的作品的重要母题。作为其中的两部代表性作品，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和约瑟夫·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分别以各自的方式重构了这个昔日帝国解体前最后的日子。本文认为，这两位前帝国居民以后奥匈时代的视角所审視的晚期帝国，清晰地展现了19世纪开始的民族主义浪潮和政治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国家认同危机和信念危机对于多民族帝国的瓦解作用，促使人们思考特定共同体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条件和可能性问题。
　　一、“发音缺陷”与帝国认同
　　从1867年建立到1918年解体，奥匈帝国的国祚只有短短51年。虽然同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1918）存在时间更短，但由于其主体部分基本未变，所以它看起来似乎更多只是经历了政体形式的改变。相比之下，奥匈帝国的分崩离析带来的却是更真切的消亡感。对于奥匈帝国解体的原因，存在着“民族运动论”“政治结构论”“经济崩溃论”等多种不同看法，也有人认为，奥匈帝国解体是“战争强制”的结果，如果没有1914年7月对塞尔维亚的宣战，这个多瑙河帝国并不一定会消亡。不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曾经作为奥匈帝国臣民的作家们笔下，帝国的衰亡似乎带有某种命定的色彩。
　　在1930/1933年出版的《没有个性的人》中，穆齐尔把帝国解体的原因追究到了一个“发音缺陷”上：“自地球存在以来，还没有哪个生物是死于一个发音缺陷的，但是人们必须补充说，奥地利的和匈牙利的奥匈二元君主国却遇到了这样的事：它毁在自己的名字难以发音上了。”这里所说的“发音缺陷”首先与奥匈帝国的国名有关。虽然名为奥匈帝国，但它的组成部分在法律上更正式的说法却是“在帝国议会有代表的王国和皇室领地以及匈牙利圣史蒂芬王冠领地”，也就是说，在国名中代表着国家“一半”的“奥地利”这个词在这个冗长的说法里并没有出现。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习惯用一个非正式的名称——“k.u.k.二元君主国”来称呼它。其中前一个“k.”指奥地利的皇帝（Kaiser yon Osterreich），后一个“k.”指匈牙利使徒国王（K6nig yon Ungarn）。但“k.u.k.”这个缩写形式更多的是出现在政府公文档案等书面文件上，与其他国家在日常口语中可以简单地被称为法兰西、不列颠或德国不同，奥匈帝国没有一个简单的口头名称，它只有“k.u.k.”这么一个不适合发音的简称。它既不是奥地利，也不是匈牙利，严格说来也不是简单的“奥地利和匈牙利”。因此，这个国家的居民在称自己是哪国人这件事上，多少总是有些失语：
　　这个皇帝国王的以及皇帝及国王陛下的二元君主国的居民们发现自己面临一项艰难的任务;他们既要自认为是皇帝及国王陛下的奥地利一匈牙利爱国者，但同时也要自认为是国王陛下匈牙利的或者皇帝及国王陛下奥地利的爱国者。鉴于这样的困难，他们的可以理解的竞选口号便是“以团结的力量！”……但是奥地利人为此却需要比匈牙利人大得多的力量。因为匈牙利人首先和最终都是匈牙利人，仅仅是捎带着被其他不懂他们的语言的人认为也是奥地利一匈牙利人;与此相反，奥地利人首先和原本什么都不是，按他们上面的人的观点，他们应该立即觉得自己是奥地利匈牙利国人或者奥地利匈牙利人——连一个正确定位的词儿都没有。而且也没有什么奥地利。匈牙利和奥地利这两个部分就像一件红白绿色夹克衫配一条黑黄色裤子那样;夹克衫是一件自成一体的衣服，但裤子却是一套已经不再存在的黑黄色西服的残余部分，这套西服在1867年被拆开了。裤子奥地利从此在官方语言中就叫作“在帝国参议会里有席位的各王国和各邦”。（《没》，519-520）
　　奥匈帝国是在1867年的“奥地利一匈牙利折中方案”（Osterreichisch-Ungarischer Ausgleich）基础上建立的，这个方案把原来的“一整套黑黄色西服”（指原来的整个奥地利帝国，其国旗颜色为黑黄色）的上衣（指原奥地利帝国的匈牙利部分）变成了一件“红白绿色夹克衫”（指获得自治权后的匈牙利王国，其国旗颜色为红白绿色）。上衣的颜色和款式都变了，却仍然与黑黄色西裤搭配在一起，组成一“套”不伦不类的新装。穆齐尔用这个服装的比喻来说明帝国境内尤其是非匈牙利部分居民的身份认同困境，不仅仅是为了文学效果，更是出于一种实际的窘迫，因为奥匈折中方案之后，虽然“裤子奥地利”部分的帝国居民沿袭奥地利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而在口头上仍然把自己的国家叫做“奥地利”（《没》，32），但这个词究竟是指帝国整体，还是指帝国中的非匈牙利部分，在意识层面是含糊不清的，由于这牵涉到匈牙利王国与“奥地利”是并列关系还是从属关系，所以这个概念的使用陷入了“长久的危机境地”中。虽然弗兰茨·约瑟夫在1868年确定帝国的国名为“奥匈君主国”/“奥匈帝国”，因而明确定义了“奥地利”指的是帝国中的非匈牙利部分（Umfang，110），但这种叫法更多的是用于对外关系，在国内政治中，“奥地利”这个部分在官方语言中实际上被称作“在帝国议会里有席位的各王国和各邦”。但正如《没有个性的人》中所说，就连这个试图协调各方诉求的安抚性质的称呼实际上也并不真正恰当，因为早在奥地利帝国取代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这些地区以后，这些所谓的“各王国”就已经不再是王国（《没》，520）。因此，对这些地区的帝国臣民来说，唯一确凿牢靠的群体认同似乎就只剩下了与各自的民族/族裔的认同。 　　因此如果人们去问奥地利人，他是什么人，那么他当然不能回答说：我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在帝国议会里有席位的各王国和各邦的人——出于这个原因他就宁愿说：我是波兰人、捷克人、意大利人、夫利鸟利人、拉迪纳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鲁泰讷人或瓦拉赫人，而这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没》，520）
　　显然，穆齐尔所说的“发音缺陷”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更是表征意义上的，它表征的是帝国政治生活的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政治诉求碰撞之后产生的复杂纠葛，这种纠葛最集中地体现为帝国境内的各民族与帝国的认同关系问题。奥匈折中方案签订以后，帝国实际上成为由两个平等的国家实体组成的政合国（Realunion），两边分别拥有自己的宪法、议会和政府，共同的部分主要是外交事务、国防和国防相关的财政事务。但这两个部分又都不是单一的民族国家。匈牙利是马扎尔人为主的民族国家，奥地利则是民族成分更加复杂的多民族国家（Umfang，119）。奥地利这部分的各民族对于平等权利乃至自治的要求更为强烈，对帝国的整体认同相应地更虚弱和松散，各民族之间发生的冲突和争端也更频繁。穆齐尔用一个“松鼠”的比喻来说明这部分帝国居民的整体认同缺失的困境：“人们不妨想象一只小松鼠，它不知道自己是小松鼠，一种对自己毫不了解的生物，那么人们便可以理解，它在某些情况下，一看见自己的尾巴可能会吓得灵魂出窍。”（《没》，520）
　　在穆齐尔看来，这是奥匈帝国存在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面临的最突出的問题。整体认同的缺失导致局部的、民族/族裔认同的强化，这些民族/族裔认同仿佛一股股强韧的离心力，把帝国境内的各个族群向着国界线以外的四面八方拉扯，使其面临着被撕裂的危险。作为例子，小说较为详细地描述了的里雅斯特地区（Triest）反映出的帝国与其意大利民族的关系问题。历史上，的里雅斯特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古老的领地之一，从1382年到1918年一直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的里雅斯特是奥匈帝国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也是奥匈帝国第四大城市，仅次于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但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这个地区长久以来都受到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强烈影响，导致它多年来“只雇佣意大利人当行政官员”，并且在庆祝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诞辰纪念日时，该城市除了总督府、税务局、监狱和几座兵营的屋顶上以外没有人悬挂旗帜，而在意大利国王过生日的那一天，“政府官员们几乎人人都在纽扣上别一朵花”（《没》，973）。
　　从前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奥匈帝国的国家认同危机不是仅仅存在于一小部分人身上，也不是仅仅存在于“少数民族”中间，而是普遍而广泛地存在于境内几乎所有民族身上，甚至首先就体现在帝国的一大主体民族——德意志人身上。由于奥地利德意志人与德国人共享一个相同的19世纪之前的文化记忆，也由于从来不曾存在过一个人种和语言意义上的奥地利民族，相当一部分奥地利德意志人始终对德国怀有一种心理上和文化上的认同。无论是奥匈帝国建立前奥地利帝国时代的“大德意志”构想，还是一战结束后奥地利并人德国的讨论，都是这种德意志民族认同的反映。同样，这种认同在奥匈帝国时代的奥地利德意志人中也广泛存在，小说中的汉斯·赛普就是一个主张奥地利并人德国的极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这种民族认同显然妨碍着一部分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帝国认同。
　　除了奇怪而悖谬的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混乱之外，《没有个性的人》还描绘了奥匈帝国很多其他的混乱和“奇怪之处”，比如人们很难分清什么是“皇帝一国王的”，什么是“皇帝的和国王的”，什么该标记“k.k.”，什么又该标记“k.u.k.”，以及“按其宪法它是自由主义的，但它受教会统治。它受教会统治，但人们过着自由思想的生活”，等等（《没》，32）。这促使穆齐尔在小说中给奥匈帝国自创了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名字：卡卡尼（Kakanien）。“卡卡尼”的发音让人联想到希腊语词汇Kakos（坏的）。由这个词源形成的词kakophonie在音乐和文学中一般指杂音、一堆混乱的音，在政治上则指政治观点不一致、吵吵嚷嚷，比如党派纷争、联合政府的内部不一致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卡卡尼国差不多就是“乱哄哄国”的意思。但在所有的混乱关系中，最根本的混乱还是引文中所表达的那种整体认同的缺失以及由这种缺失造成的分裂的族群认同，因为这种认同混乱严重威胁着卡卡尼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自我意识和实际行动能力：“卡卡尼人就处在这样的相互关系之中并吓得丧魂落魄地彼此审视着，他们的四肢以团结的力量互相妨碍，都成不了什么名堂。”（《没》，520）因此，小说最核心的主题和情节设定，就是对这一危机和焦虑的反映。在个人层面上，以小说主人公乌尔里希为代表的卡卡尼人用一种反讽的态度应对身份认同的危机，在面对身份质询时，他们会“兴高采烈地”说自己“什么都不是！”（《没》，611）而在国家层面上，精英阶层则试图采取某些实际行动来应对这种危机。这就是小说的核心情节“平行行动”的内在动机和深层逻辑。
　　平行行动是维也纳上层人士为了迎接1918年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登基70周年而展开的一系列筹备活动。之所以被叫作“平行”行动，是因为它与德皇威廉二世登基30周年庆典的筹备活动同时展开，与其构成竞争关系。平行行动是由维也纳贵族发起的，这个以哈布斯堡家族为中心的贵族精英阶层虽然基本由德意志人组成，但是与汉斯·赛普等极端民族主义者不同，身为国家统治阶层的他们视为要务的是建立起一个独立于普鲁士德国的、奥地利自身的国族认同。活动实际发起者莱恩斯多夫伯爵坚信“将一个国家置于各民族和各部族之上的必要性”，并且认为近代以来的“国家”（Staat）理念或许就是“上帝指定的崇高理念的最新表现形式”（《没》，521）。国家需要一个统一的认同，因此唤起统一的共同体意识是帝国面对的最迫切和核心的任务：“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卡卡尼国家，尽管没有正确的名字，因此也需要相应地发明出一个卡卡尼国家人民。”（《没》，521）
　　然而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试图唤起统一的共同体意识的平行行动很快遭到各方反对，这些反对归根结底是由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导致的。在小说中，民族问题的这种敏感性仍然是通过的里雅斯特的问题来说明的。小说写道，帝国对的里雅斯特的亲意大利倾向只能容忍，因为“如果政府强迫市政当局解雇其外籍行政官员，那么这马上就意味着我们在搞日耳曼化”，而“这种指责哪一届政府都怕。皇帝陛下也不喜欢听”。（《没》，973）事实上，的里雅斯特并非一座民族成分单一的城市，反而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它原本是威尼西亚共和国在斯拉夫土地上建立的，包含很大一部分斯洛文尼亚居民，这部分斯洛文尼亚居民坚决反对意大利人把这座城市视为自己的财产。（《没》，974）也就是说，其实意大利人推行的意大利统一运动在当地是受到斯拉夫民族的反对的，但是德意志人占优势的政府如果对意大利化的行为做出制裁，就会被指责搞日耳曼化，而一旦这个指责出现，“斯洛文尼亚人就会立刻和意大利人结盟，尽管他们平时吵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人会得到所有其他民族的支持”。（《没》，974） 　　随着19世纪下半叶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民族地位和权利问题在帝国各个民族的各阶层人士中都变得越来越敏感，常常呈现出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纠葛交织的特点，这使得各种民族冲突很难在现实政治层面找到一种让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因此在实践中，奥匈帝国的管理者们“更倾向通过权宜之计和调节安抚的方式治理国家”，穆齐尔在小说中称之为“著名的卡卡尼民族政策”（《没》，595）。以帝国境内的德意志人为例，由于德意志人在帝国中传统享有的优先地位在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经常地触动境内其他民族的敏感神经，所以“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人们必须把德意志人看作威胁我们的和睦的危险”（《没》，974）。因此，为了避免很容易出现的泛日耳曼化的嫌疑和指责，莱恩斯多夫伯爵有意安排具有反德意志色彩的人物在平行行动中担任要职，用他的话说：“通向德意志人的路首先是反对德意志人的并导致特别偏爱别的民族。”（《没》，597）然而这种哈布斯堡家族传统的带有政治权术色彩的安抚策略在新的民族形势下导致的结果却是：帝国德意志人中也出现了频繁的反对平行行动的活动。更糟糕的是，这样的结果又进一步导致莱恩斯多夫伯爵的举措“一方面被视为敌视德意志的阴谋并受到公开反对，另一方面却又被认为是一种泛日耳曼主义的阴谋并在小心谨慎的借口下一开始便遭到猜忌”（《没》，597）。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卡卡尼和乌尔里希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行对应的关系。用来描述卡卡尼总体特点的词汇，大部分都可以用来描述乌尔里希。乌尔里希的无个性的生活状态，对应着卡卡尼社会的没有自我认同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克劳斯·拉尔曼认为“平行行动”是个双关语，除了指卡卡尼为了与德国竞争而展开的皇帝登基庆典的筹备活动之外，它同时也指卡卡尼帝国所做的一种与乌尔里希的个人行动平行进展的身份寻找之旅。乌尔里希“为自己的能力寻找一种恰当的使用方式”（《没》，49）的自我寻找之旅是从1913年夏天开始的，而平行行动也在这个时间点上开始启动。乌尔里希给自己设定的时间是一年，这意味着这两份平行进行的身份寻找之旅，即个人的和社会的，最后都会在1914年夏天一战的爆发中结束，这就是穆齐尔所说的：小说的“一切线索最后都通往战争”。
　　二、“不充足理由律”与向死而生的帝国
　　与《没有个性的人》一样，另一位原奥匈帝国作家约瑟夫·罗特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1932年）的情节最后也通向了1914年爆发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罗特的主人公特罗塔少尉与穆齐尔的主人公乌尔里希之间的某种深层的相似之处。特罗塔少尉是奥匈帝国军队中的一位贵族军官，但他性格软弱、多愁善感，后期甚至沉迷于酒精和赌博，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军人职业。军人的天职就是为战争做准备，但他有一种预感，“他清楚战争将会终结这个皇朝帝国”。如果努力的结果将是自我毁灭，那么人还有什么足够的理由去努力？所以特罗塔少尉的消极颓废、不求进取的生活状态，用《没有个性的人》的主人公乌尔里希所说的一个公式来概括，就是被“不充足理由律”（《没》，152）主宰的生活状态。
　　在乌尔里希看来，他自己的个人生活和卡卡尼的社会生活都遵循着“不充足理由律”。这是一种对自身的存在没有必然性信念的状态，它在乌尔里希的个人生活中最早体现在他少年时代写的一篇有关爱国主题的作文中，他在其中写道：“也许上帝也最喜欢用虚拟语气谈论自己的世界……因为上帝创造世界并暗想：它其实也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的。”（《没》，15）这篇作文因为“亵渎祖国”和“亵渎上帝”（《没》，15）而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它在爱国主题这个背景下很容易引出一个结论：奥地利可能不是最好的国家，上帝指定这个国家的时候并不太当真，他完全也可能会撤销它或替换掉它。换言之，它暗含的是乌尔里希对祖国的存在没有必然性信念。
　　国家信念的动摇和丧失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致命的，因为一切合法统治的基础都是被统治者对这种统治的“正当性的信念”。正如《没有个性的人》中的莱恩斯多夫伯爵深刻认识到的：“不管……秩序多么有根有据，其中总是有一片对这种秩序的自愿信仰……如果这个信仰已经不中用，这个信仰没有存在的理由和保证，那么崩溃就会接踵而至;时代和王国就会坍塌。”（《没》，610）然而这种国家信念的丧失在卡卡尼却是一种既成的事实状态：“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卡卡尼是第一个被上帝收回了信用、生活欲望、对自己的信仰以及一切文化国家都具有的那种能力的国家，那种能力就是散播一种有益的想象：它负有一项使命。”（《没》，610）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莱恩斯多夫伯爵为首的维也纳上层人士发起“平行行动”，在隐喻的层面上也可以被理解为卡卡尼社会在尝试为自己的存在寻找一个理由，一个莱布尼茨意义上的坚信自己的世界是最好世界的“充足理由”。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为卡卡尼的存在寻找理由的行动，其活动口号的第一个词是“和平皇帝”（《没》，95），它的所有活动都围绕着弗兰茨·约瑟夫执政70周年的纪念庆典展开。
　　在现代以前，欧洲国家的必然性信念通常建立在神学话语的基础上，神恩（Gottesgnadentum）就是国家的正当性基础。在君主政体中，这种神学式的正当性话语主要体现为君权神授的思想，上帝发放给一个国家的“信用”是落在君主及其家族頭上的。君主就是国家的人格象征，君主的形象与整个政治体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合二为一的。中世纪还发展出了“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论，这种理论把整个国家视为国王的第二个身体，一个在法律意义上永不消亡的身体。从这个角度看，平行行动以约瑟夫一世为口号，看上去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实际上，在象征层面上，弗兰茨·约瑟夫对于奥匈帝国的意义或许远超欧洲其他君主对于他们各自国家的意义。在奥匈帝国存在的51年里，前面49年的君主都是约瑟夫一世，约瑟夫一世几乎就是奥匈帝国的代名词。对他的崇拜早在奥匈帝国之前的奥地利帝国时代就已经开始，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形象逐渐获得一种近乎上帝般的神圣色彩，“整个辽阔的帝国境内到处都有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画像，成千上万，无处不在，就好像上帝降落到了凡间”（《拉》，86）。 　　但是到了帝国晚期，约瑟夫一世身上这道神圣的光芒开始逐渐暗淡了。几位在帝国晚期生活过的后奥匈时代作家几乎不约而同地记录和展现了这个过程。在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中，过去曾经如同上帝一般的皇帝开始变得像“褪去光环的上帝”（《拉》，86），在他的画像上，“皇帝洁白的外衣上尽是苍蝇留下的痕迹，像是布满了细细的铁锈”（《拉》，124）。无独有偶，苍蝇屎落在皇帝像上的意象也出现在另一位前奥匈帝国臣民、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1921-1923）里：谨小慎微的酒吧老板因为透露出苍蝇曾经在他挂的皇帝肖像上拉了屎，使他不得不给肖像挪了个地方，最后竟被判了十年徒刑。同样，在卡夫卡1917年开始写作的《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皇帝的形象也开始变得遥远和不确定。
　　那么皇帝的光芒为什么会暗淡和蒙尘？事实上，“两个身体”的隐喻能够成立，需要国家具有“一种整体的内在秩序”，让人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稳定有序的有机身体。换言之，它需要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1942年）中所描绘的一战前的维也纳留给他的那种印象：“在我们那个几乎有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一切都会天长地久地永远存在，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永远存在的最高保证。”这种“太平世界”的安全感和稳定感才是一般臣民的实际意识中帝国千秋万代、“皇位永续”的信念基础，也是皇帝的神圣光芒的意识基础。当整体的内在秩序已经动摇，当政治躯体的四肢“以团结的力量相互妨碍”时，这个躯体就已经生病了，而这种病态必然反映在君主形象上，因为君主形象就是这个政治躯体的“征兆”。
　　在很大程度上，茨威格笔下的太平世界是一种“稳定的幻象”，到了帝国后期，敏锐的人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国家躯体内在的不稳定，甚至在有些人看来，这个躯体已经先于皇帝的肉身死去了。《拉德茨基进行曲》中科伊尼基的一句断言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在战争尚未爆发、帝国的一切尚显平静时，他就说了一句令地方官惊讶和不解的话，他说：“这个祖国已经不存在”（《拉》，198），甚至“我们所有人全都已经不存在了”（《拉》，199）。同样，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中也表达了极为相似的意思：
　　人们见到的他的肖像的数量几乎和他的帝国的居民数一样多;为了庆祝他的寿辰而吃喝掉的东西和为庆祝救世主的诞辰吃喝掉的同样多;……但是这种通俗性和大众化有点可信过头了，以至于对他的这种信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对天上星星的信仰，人们看得见那些星星，但实际上它们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没》，90）
　　皇帝的光环渐渐褪去，是因为他的第二个身体、那个“不死的身体”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人们目之所见的只是它的余晖而已。在这样的感受和氛围中，神恩思想非但无助于信念的重建，反倒成了佐证王朝衰落之合理性的根据。正如《没有个性的人》中对君主和帝国无比忠诚的莱恩斯多夫伯爵慢慢觉得卡卡尼是一个“被上帝收回了信用”的国家一样，在《拉德茨基进行曲》里，特罗塔少尉的父亲，对帝国和老皇帝无比忠诚的地方官也无法摆脱一个可怕的想法：“一个可怕的信念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那就是上帝对这个帝国王朝感到不满。尽管他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不过他确信上帝在亲自惩罚皇帝。”（《拉》，287）当存在的理由不充分时，人们会反过来为存在不下去寻找理由，认为这才是上帝的旨意。神学话语成了一把双刃剑，它在论证“存在”的正当性和“不存在”的正当性时同样有力。
　　但相比于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国家，神恩的撤离对于奥匈帝国尤其致命。罗特让他的人物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这是一个“不再信奉上帝”而信奉“民族主义”（《拉》，199）的时代，民族的观念已经取代上帝成为国家正当性的担保。如果说穆齐尔笔下的某些帝国精英知识分子还在期冀着创造出一种整体性的“民族文化”来作为“宗教代用品”或“对维也纳的好皇帝的一种顶替”（《没》，611），那么罗特笔下的科伊尼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奥匈帝国是一个注定得不到民族这个“新上帝”恩宠的地方：
　　我们的皇朝是建立在虔信主义基础之上的，建立在这样一个信仰之上：上帝选定哈布斯堡家族来统治许许多多的基督教民族。……在欧洲，没有哪个皇帝陛下像他这样依赖于上帝的恩宠，依赖于人民对仁慈上帝的信仰。德国皇帝在上帝遗弃了他之后依然统治着他的国家，可能是依赖于民族的恩宠。奥匈帝国的皇帝是不该被上帝遗弃的。可是，现在上帝遗弃了他！（《拉》，200）
　　事实上，“奥匈帝国”这个名字在德语里的常用说法应该是“奥匈君主国”（Osterreichisch-UngarischeMonarchie），而不是“奥匈帝国”（Osterreichisch-Ungarisches Reich）。虽然1868年约瑟夫一世曾明确规定“奥匈君主国”或“奥匈帝国”都可以作为帝国的官方正式名称，但由于帝国（Reich）这个词的使用常常牵涉到奥匈两部分是并列还是从属关系的敏感问题，所以匈牙利方面是反对“奥匈帝国”这个称呼的，这导致它在实践中从未真正被使用过（Umfang，110）。因此奥匈帝国在事实上是一个真正靠皇权的正当性来维系的帝国，君主是将整个帝国联结成一个整体的唯一有效的象征性力量，这导致它在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已经成为一个颇为“不合时宜”的存在。但它或许别无他法，因为它所在的中东欧地区历史上就是多民族杂居，文明冲突、融合和交汇之处，碎片化是其天然的体质特征。可以说，它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更需要一种超越民族的政体结构。或者说，它比其他任何国家更需要“上帝的恩宠”来充当一种黏合各族群的整体象征。值得注意的是，奥匈帝国的前身奥地利帝国也没有使用Reich这个词，而是用了强调皇权的“帝国”（Kaisertum）一词。可见，后来严重威胁奥匈帝国国内政治稳定的民族问题在帝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奥匈折中协议的签订只是对这个问题的阶段性临时解决。
　　事实上，这个区域性的特有隐患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现代转型过程，从未消除过。在弗兰茨二世于1804年8月颁布的标志着奥地利帝国之建立的皇帝特许令中，“统一的奥地利国家躯体”（vereinigten 0sterreichischen Staaten-K0rper）的提法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奥地利帝国的“复合君主国”的特性（Umfang，37）。1848年，弗兰茨·约瑟夫在登上奥地利帝国皇位时发表的施政理念中也称：“我们将坚定地保持皇冠的荣光不受玷污，但我们愿意與我们人民的代表分享我们的权利，我们认为，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将成功地把王朝的所有领地和部族团结成一个伟大的国家躯体（Staatskorper）。”《没有个性的人》中所说的“以团结的力量”（Viribus Unitis）就是约瑟夫一世这时提出的口号。可惜到了1867年，这个“国家躯体”的肢体不受头脑指挥的“病兆”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在隐喻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奥匈帝国正是这一隐疾发作的结果。实际上，奠定了奥匈帝国之基础的奥匈折中方案并不是当时提出的唯一方案，此外还有两种三元帝国、两种五元帝国和两种七元帝国方案，在另外几种方案中，帝国治下的其他民族也构成帝国的权力主体之一，只是由于奥地利皇室和匈牙利贵族的反对，才导致这些方案未被接受。从这个角度看，奥匈帝国的诞生本身就是与民族自治诉求妥协的产物，它的最终瓦解，只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进程中的一段，这个进程就是多民族皇权帝国这种政体形式在民族主义不断发展的冲击之下逐渐丧失其神学理由和正当性的过程，它在这个进程中可以说是向死而生的。 　　除了与民族国家的潮流和发展趋势逆向而行外，奥匈帝国的向死而生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它的皇权统治形式难以适应政治现代化的挑戰。在这一点上，奥匈帝国的建立再次体现为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所达成的一个阶段性结果。首先，约瑟夫一世的登台执政本身就可以被视为1848年的自由主义和民主革命间接导致的结果，是哈布斯堡家族面对革命威胁所采取的稳固自身统治的一个举措。而这一年同时也成为奥地利现代宪法开始发展的年份（Umfang，88）。虽然1848年4月的宪法成为废纸一张，并且约瑟夫一世又在1851年撤销了他自己在1849年3月颁布的宪法，重新开始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统治，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思想种子已经种下。随着1859年马真塔战役和索尔费里诺战役的失败，宪法制度已经再也无法回避，1860年和1861年颁布了新的宪法，重新开启实行议会制度的进程（Umfang，88-89）。其中的1861年《二月特许令》成为1867年奥匈折中方案签订后帝国非匈牙利部分的《十二月宪法》的基础。因此，1867年奥匈帝国的建立，也意味着君主立宪制最终取代了君主专制，君权最终对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民权做出了妥协和让步。
　　但是，政治现代化进程在奥匈帝国始终处在与民族冲突的相互作用之中，进展得并不顺利。一方面，少数民族对于平等权利的诉求不断刺激和推动着议会民主的发展;另一方面，民族问题的敏感性也放大了议会民主的负面特征，造成一种意见和立场纷争的乘数效应，导致议会中的民族主义政治摩擦非常严重。这一点在多民族的奥地利部分（一般称为“内莱塔尼亚”）尤其明显。1882年，时任内莱塔尼亚地区首相的塔弗（Eduard Taaffe）为了争取非德意志人的支持而促成了一项选举法，通过降低选举的财产资格，使得德意志人的代表席位比例降低，还向少数民族做了一系列让步。然而，这些措施却并没有安抚斯拉夫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要求在波希米亚全面清除德意志的影响并要求获得独立。与此同时，这一举措也激怒了德意志人，导致政府在1890年尝试进一步改革时遭到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的联合抵抗。1893年推行普选的尝试甚至遭到德意志自由派、民族主义者、民族保守派、商人和教会的反对，还引发了新一轮的恶意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
　　基于奥地利民族问题中的重重困难，《奥匈帝国宪法》规定，在帝国议会无法召集的情况下，内阁和皇帝拥有“紧急立法”的权力。在之后的数十年中，这一紧急立法条款是奥地利统治的基础。立宪君主制所要求的君主在权力上的自我约束反复被放弃，无论是对皇权统治还是对宪政而言，这都意味着高度不稳定、不连贯的状态。这也是促使穆齐尔把奥匈帝国称为“卡卡尼”的原因之一：
　　人们拥有一个议会，但这个议会如此粗暴地使用自己的自由，以致人们通常关闭它;不过人们
　　还有一个紧急状态法，借助它，人们没有议会也能过得去;而每一次，当所有人都已经对专制制度
　　感到满意时，王室却又会发布命令，要求重新实行议会统治。（《没》，32-33）
　　在《没有个性的人》中，莱恩斯多夫伯爵对于平行行动应该由何种力量来主导这个问题的公开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君主立宪原则的缩小版。莱恩斯多夫伯爵希望广泛动员民众，从民众中发现真正的思想，发现奥地利真正的活力，但同时他也要求“对事态发展从上面伸出援助之手”（《没》，98）。但这个看似两全其美的指导思想贯彻起来却遇到巨大的困难。让伯爵没有想到的是，民众表现出来的改革世界的想法庞杂多元而难以调和，“他对各种各样的创造才能、理论、世界体系和要求他解除精神枷锁的人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围住他的宫殿，赞美平行行动是促使真理最终获得突破的一个机会，而他则不知道该拿这些人怎么办”（《没》，161）。莱恩斯多夫伯爵倾听民意的心态，可以被看作内莱塔尼亚地区开明政治尝试的反映，而这种尝试最终导向的结果，即小说第二部接近结束时发生的反对平行行动的示威游行，也明显是这种尝试在民族诉求（比如塔弗的选举权改革中遇到的民族诉求）和自由主义多元观念的语境下遭致失败这一现实结果的反映。
　　因此，平行行动中的经验促使莱恩斯多夫伯爵对资产阶级的“健康意识”（《没》，160）产生了怀疑，因为约瑟夫皇帝在1861年《宪法》中对资产阶级做出的“让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并没有在皇帝和百姓之间形成一种和平的“美好关系”（《没》，975-976），反倒逐渐产生出庞杂的、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这种多元化后来被乌尔里希在非宗教的意义上称为“宗教战争”（《没》，1186）。这种“诸神之争”意义上的现代“宗教战争”在民族纷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导致“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别人的努力的厌恶”（《没》，33），使得皇权统治对于统一整体的维系更加困难。各民族的权利诉求也好，个人和团体的多元价值观念也好，单独看起来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整体上却并无统一的意志和明确的方向。因此，尽管卡卡尼社会由许许多多的“聪明人”组成，但在伯爵看来，作为整体的它却像是一个“疯子”，处于一种“无刑事责任能力状态”（《没》，1181），人们没办法知道它在何时会做出何种疯癫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爆发就成了大概率事件。
　　三、结语：极端民族主义之后的帝国评价
　　事实上，《没有个性的人》中的“平行行动”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另一场“平行行动”：1898年，弗兰茨·约瑟夫执政50周年时，匈牙利的庆祝活动是与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1848年革命50周年庆典同时进行的（Umfang，118）。从奥匈帝国“向死而生”的发展历史来看，这种充满悖谬和讽刺意味的活动表明，“似乎是平行的发展事实上是帝国解体的十字路口”。在这个意义上，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所描述的同样也可以被理解为一场平行行动：整部小说开始于1859年的索尔费里诺战役，结束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小说开头，祖父约瑟夫·特罗塔在1859年的索尔费里诺战役中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当时还非常年轻的约瑟夫皇帝，为特罗塔家族赢得了贵族的头衔。小说最后，这个新晋贵族家族的第三代卡尔·特罗塔少尉在一战中阵亡，由于他尚未婚育没有子嗣，因此他的死也结束了特罗塔家族的这一脉贵族支系。小说开头那场差点让约瑟夫一世丧命的索尔费里诺战役，其实是意大利第二次独立战争中的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改变奥地利帝国命运的一场战役，战役的失败让奥地利帝国丧失了伦巴第地区，因此它实际上是“帝国走向衰亡的最初的征兆”（《拉》，341）。特罗塔家族仿佛整个帝国的一个缩影，它的开始就预示了它的结束。因此，在小说的简短的尾声部分，临终前的约瑟夫皇帝躺在病床上喃喃自语道：“如果我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就死去了该多好啊！”（《拉》，405）这句话似乎彻底否定了索尔费里诺战役之后以奥匈帝国为主体的几十年历史，仿佛这段历史本身是徒劳的和无意义的。然而真是如此吗？ 　　与《没有个性的人》的反思和反讽基调不同，《拉德茨基进行曲》的總体基调是忧伤的，充满了对逝去王朝的怀念之情。1932年7月9日，罗特在《拉德茨基进行曲》的出版前言中写道：“一种残忍的历史意志摧毁了我昔日的祖国，奥匈君主国。我爱这个祖国，它允许我既当一个爱国者，同时又当一个世界公民，既当一个奥地利人，又当一个奥地利众民族中的德意志人。过去我爱这个祖国的美德和优点，今天，在它死去和消失之后，我连它的缺点和缺陷都爱。”罗特对帝国的怀念，与他的犹太人身份不无关系。虽然奥匈帝国晚期发展得越来越激烈的民族自治要求在各民族之间制造出一种看不见的隔离（Umfang，124），但在帝国境内的一些犹太人看来，它却是一个“世界主义的黄金时代”。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尽管奥匈帝国境内的反犹主义也在迅速发展，但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犹太人仍然享有更多的宽容。极端反犹主义者甚至因为弗兰茨·约瑟夫多次否决具有反犹思想的卡尔·吕格（Karl Lueger）担任维也纳市长而称他是一位“犹太皇帝”。
　　事实上，对犹太人的态度，也可以看作奥匈帝国在各民族之间采取的调停安抚政策的一个侧面。作为一位“和平”皇帝，弗兰茨一世和奥匈帝国的管理者们一直在试图维持国内和国际双重意义上的和平。正如小说中的外交官图齐在谈到“欧洲均势”（《没》，936）时所说：虽然没有人知道这种均势究竟是什么，但人们知道它不可以被打破，否则欧洲各国就会“大打出手”（《没》，937）。同样，帝国也在其境内各民族和各利益团体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均势，以防他们“大打出手”。犹太人之所以更加认可这种均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除了帝国这个祖国之外没有别的祖国，但其他民族却并不满足于仅仅在这个多民族国家内部获得平等权利，而是追求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彻底独立（Umfang，124），这种民族独立的诉求是导致他们最终挣脱奥匈帝国所提供的“和平”框架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晚期奥匈帝国最后的结局固然是“帝国并没有驯服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则摧毁了帝国”，但这不意味着它在协调民族关系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值得肯定的成绩。正如奥地利历史学家格哈德·施杜尔茨所说，面对境内各民族的权利平等的诉求，内莱塔尼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套高度发展的权利保护机制，这使得它在一战前的欧洲成为最先进的少数群体权益保护单位之一（Umfang，119-120）。
　　或许正是基于这个在帝国晚期被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遮蔽的事实，在经历了极端民族主义导致的一战灾难之后，人们开始回过头寻找奥匈帝国的多民族帝国模式的积极意义。出生于奥匈帝国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就曾经表示：“唯有通过某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我们才能克服部族式的排外和妄自尊大。”作为对一战灾难的某种应激反应，这种重估奥匈帝国模式的思想倾向在一战后相当一部分自由派的国际主义者中间存在。他们认为，与狭隘的部落主义相比，由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领导的帝国体制反倒是一种“较小的恶”。事实上，《没有个性的人》中“平行行动”所提出的“奥地利年”和“和平皇帝”等理念折射的正是这种后奥匈时代的思想倾向，即“按照奥匈帝国内部多民族共存的模式建立一个世界奥地利”，只不过这种理念在穆齐尔笔下呈现出的更多是反讽的色彩。但在今天，在帝国瓦解一百年后，当奥匈帝国的模式似乎重新成为某种对欧洲共同体模式具有启示意义的话语资源时，对那段历史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和更细致的反思，或许才是面对这一问题的更恰当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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