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体学：概念辨析与立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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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体学虽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门显学，但概念辨析与立场确定仍有不明。考虑到历史语境变迁和文学思潮演进等因素，“文”和“体”的简单组合并不能清晰呈现古人有关此一问题的全部思考，且“文”和“体”内涵的确定仅明确了文体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能揭示其旨趣。作为现代学术，文体学应有明晰的学理基础与目标指向，具备系统化和理论化。建设“文体学”不是简单地梳理、罗列相关知识，也不是一味地依循传统理路，它是基于现代视野和现实诉求，重新确立和整合。所谓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可区分为“中国古代—文体学”，和“中国古代文体—学”两个层次，二者都有必要价值。但就有关中国古代文体的研究来说，不应只是研究对象的扩充，更应是一种新的研究观念和视角，特别是对于“本体”的关注和重视，从而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引领和创造新格局。
关键词：文体学;中国;古代;本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4-0183-09
作者简介：王 逊，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江苏 扬州 225000）
及至今日，文体学可谓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门显学。顾名思义，文体学即关于文体的研究，相关界说应颇为简单、清晰，但因历史的复杂（与“体”相关的表述甚多，且不无龃龉①）和现实的干扰（西方泊来之“文体学”），“文体学”的基本面貌不免模糊与纠缠。由于缺乏必要的概念剖析和立场审视，文体学的“名”与“实”之间时有龃龉。
一、文体学与“文+体+学”
揆诸文献，我国古人很早就有了对于“体”的辨识与考察，郭英德指出“中国古人对文体进行自觉的、系统的分类，并且形成特定的文体分类观，大致始于魏晋时期。但是，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人就对文体的分类进行了许多实践的操作和理论的思考，从而逐渐形成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的雏形”②。故而今人有充分的自信宣示文体之学系我国古已有之的产物，我们在研究中国文体问题时应充分尊重并首先考虑中国语境和中国立场，“作为古代文体学的基本范畴和核心理念，文体并非是指现代文学观念中的主流文学文体的体裁和体式，而是还原到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语境下的存在于古人文体观念中的文体形态……才能明确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从而为古代文体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提供可能”。张慕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文史哲》2013年第4期。这一思路自然不差，诚如陶东风所言，“文体演变既有文学话语自身的规律，也受作家心理、接受者心理以及文化背景的影响”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特定文化与文体间存在紧密关联，但具体的操作方式不无可议。
所谓“古已有之”，只是一种模糊的可能性，古人虽不乏相关研讨，但少有系统、全面的考察，无论宗旨、前提、方法等等皆有不同。换言之，我们面对的材料尽管丰富，却头绪纷繁、层次不一，有待梳理和整合。当我们面对“中国文体学”时，或以为只是接续和发展某一传统，但这“传统”本身首先有赖“确立”和“塑造”。即使强调“自主意识”的人，想来也不会反对这一结论，并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予以了证实。譬如说，他们纷纷回归中国传统语境，去追溯“文”“体”甚至“学”的繁复含义，以期“从基本概念的阐释做起，以求得对其原生状态的‘了解之同情’”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纲》，《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通过深入细致地辨析、钩沉，学人似乎倾向于认为“‘文’、‘体’、‘学’内涵，理解上因人而异，不同‘组合’，即形成不同的‘文体学’”欧明俊：《古代文体学的学理构成》，《学术研究》2010年第9期。。这一立场兼顾历史与现实，体现出较为融通的姿态，但我们的质疑也由此产生，将文体学视为一种“组合”，是历史的本然还是今人不得以的操作？进一步想追问的是，所謂“文体学”的内涵是否等同于“文+体+学”？这里显然有太多的疑惑值得我们思索。按照我们的理解，所谓“文体学”当是指“文体+学”（即有关“文体”的学问），而非“文+体+学”，现有做法不但从根本上扭曲了我们的研究宗旨，且存在机械、简单化之失。
吴承学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文体’这个词，已经更多地是一个现代合成概念”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纲》，《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故而他才要去梳理“文”和“体”的多重内涵，并有“组合”之举。但“文体”一词虽是现代组合生成，它已经成为一个单一的词汇和范畴，具有特定且清晰的内涵。所谓“文体”，简单来说即“文之体”，它的核心和中心系落在了“体”上，是关于“文的体”的探究而非“文和体”的考察。就字面意义而言，“文体”显然不同于“文+体”的组合，进一步来说，种种组合方式无论是在历史和逻辑层面皆有不足。
首先，以“文+体”的组合方式理解“文体”看似充分尊重历史，却也最无视历史。“文”和“体”确有复杂内涵，这也意味着它们有其各自的历史演进轨迹，但所谓的“组合”显然没有考虑到这层因素。姚爱斌曾经指出，“从有关文献可知，在‘文体’观念产生之前，人们已经在‘文’的观念框架内对有关文章的众多问题有了相当丰富的认识;但为什么在有了‘文’的观念之后还会出现‘文体’观念？”姚爱斌：《论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的转换》，《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相关问题可在姚文中得到解答，我们此处想说明的是，“文体”观念的兴起与“文”或者“体”的产生并不同步，这就意味着它并不是二者的简单叠加，而是某种思维方式和认识模式内在演进和发展的结果，实现了先前零星或模糊观念的明晰与升华。将“文”和“体”做简单叠加，不免以共时展示的方式消解了历史发展过程，遮蔽了诸多“真相”与“可能”，特别是“文体”概念孕育的独特语境以及这一概念提出的独特价值与崭新格局陈民镇研究指出，“由于‘体’是实体，因此在‘文’的涵义由虚转实并最终落实到书写文本之前，‘文’和‘体’的结合是不具备充分条件的。正是春秋战国以来‘文’的文辞义、文字义和文籍义相互渗透并交融，使得以‘文’指涉文学成为可能，也使得以‘体’论文成为可能”。见氏著《有“文体”之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至于今日的重新组合，更有其现实考量与诉求，历史溯源在尊重“传统”的同时也无视了“当下”，显然也存在局限。（关乎此，下文还有申发）。 其次，当采用组合方式时，实已暗合一个前提，即“文”和“体”有明确的界限，或者说是不相干的两物，但这显然不符合实情。就“体”而言，虽说涉及的内容极为广阔和繁杂，但很多时候都与“文”密切相关，吴承学等将“体”的含义归纳为六种，即“体裁或文体类别”“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体要或大体”“体性、体貌”“文章或文学之本体”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纲》，《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莫不如此。就其间的一些重要现象来说，所谓“辨体”，是要确立某一类型文的本色;所谓“破体”，是要破除某一类型文的常规范式，开创新可能，依然没有摆脱与“文”的紧密关联。诸多关于“体”的考察，本就是针对“文之体”展开，恰与我们界定的概念相应，反映了古今一致的思维方式，我们又何必多此一举采“组合”方式？
吴承学指出“文”这一概念相当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文体’研究的基本对象和范围”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纲》，《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此言甚是，但同时也道出了“文”与“体”的复杂瓜葛。一方面，进入了“文”的系统，才使“体”成为明确而重要的研究对象，“文”之范围的多元也造就了“体”之研究的发达与丰富。另一方面，关乎“文”的认识有赖于“体”的明确，针对“体”的考察要依托“文”之基础，它们虽是两个概念范畴，但在各自视域下多有重合重叠处，简单组合方式显然难以呈现个中的微妙联系，反倒会遮蔽我们对相关认识的深化。
复次，我们在确立某一概念的内涵时，往往是将相关字词带入历史语境，梳理其多元含义。譬如我们在处理“文体”时便会去分别考察“文”和“体”各有几重含义，但对于这种操作方式我们要保持必要的警惕。第一，同一个字或词，古今概念可能发生变化或变异，未必决然对等，甚至根本是两物。第二，某一范畴的内涵不仅体现在与其相同/似的个别字词上，还会有具体化的说明。譬如“文体”，我们对其丰富内涵的考察不能仅仅限定在“文”或“体”等词的领域内，而当全面考索古人有关“文体”（文之体，可有多样表述）形成、演变的丰富表述，这无疑远远超出了“文+体”的范围。钱志熙就曾言及，“不将‘体’抽象为一个独立的因素，而是将其作为联系语言表达、风格、思想感情等许多因素的一个核心的因素，体与‘意’、‘气’、‘辞’这些文学的最重要的因素直接联系在一起。文体是文学诸要素中的核心，与其他的要素或概念范畴构成有机、网络性之联系”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最后，文体学是关于文体的学问，但并不是关于文体论说的汇集。有关文、体或文体概念的界定，只是解决了文体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并未清楚说明它的研究任务和旨趣。既然是“学”，应有明晰的学理基础与目标指向，具备一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有关文体的研究，显然不仅只关注何为文体（无论是整体意义上，还是个别意义上），更在意如何理解和认识文体的渊源、特征、流变、评价及创作方法等内容，这决非“文+体”的探讨所能囊括。
总之，我们有关“文体学”的理解要具整体和全面眼光，应当在全面梳理古人诸种论说，深刻体察现实研究宗旨的基础上，明晰“文体学”的学理基础和研究目标和任务。在此过程中，有关“文体”、“体”等概念的梳理自系关键，却并非全部，更不能仅据某些只言片语妄定文体学的界限。
二、文体学与“古代”文体学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当代文化背景，其中之一便是“西方的文体学研究和我国学者对西方文体学的研究，各种鲜活的文学研究情境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文体意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渗透和影响”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纲》，《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面对外来学说，我们的感情总是较为复杂，一方面，我们强调“当前的古代文学研究，亟须旁取西方文体学观念与方法，回溯中国古代的文体观念，来扩大、加深对古代文学的文体学研究”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与此同时，更多的是对本土立场和传统价值的强调，“中国文体学的‘体’，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本土文学概念”吴承学：《中国文体学：回归本土与本体的研究》，《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文体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为悠久的学术之一……中国古代有着丰富而深厚的文体学思想，而且成熟相当早，《文心雕龙》的文体学已经相当精深而有体系，此后一直到清代，文体学久盛不衰”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无论就学术观点还是价值倾向来说，这两种看法都没有问题，但当它们碰撞在一起，矛盾与分歧便迅速产生和扩大。“融合”虽是理想诉求，却难于操作，倒是“偏重”一端较易实现，其中必然涉及取舍，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认同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特殊性”，因为古代丰富的文体事实是确然存在的。研究宗旨上强调“传统”，研究方法上采取“回溯”，所谓“组合”与“随文释义”便是其自然产物。虽说我们也致力于“建設”，但处处强调的却是彰显古人面貌，或者说，我们所理解的“建设”就是将中国古代“丰富而深厚的文体学思想”清晰化、条理化，则所谓中国文体学，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延续与整合。在不少人看来这正是“尊重历史传统”的应有表现，反之将沦为削足适履、以今律古，但在这“言之凿凿”的背后却遮蔽和忽略了不少问题。
当“体”具有多重含义，有待随文释义的时候，“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不免因此种多元和开放而被消解。这一说法或要遭到不少人的质疑，文体学研究蓬勃开展、成果迭出，何来混乱之说？若是追问他们何为文体，答案或有多种，一旦落实到具体层面，便会告知诗词曲赋文等等皆是。但在传统视域，同时也是今人的一般理解中，我们多将“诗词曲赋文”之类称之为“体裁”，代表的是“类”的概念。如此说来，“文体”是否与“体裁”等同或类同？他们显然不同意这样的结论，毕竟“体裁”只是“文体”复杂面向之一端。那么问题就产生了，“诗词曲赋文”等既具有“体”的意义，又兼备“类”的因素，一身而二任，彼此间是何关系？如何统一？诸多问题有待回答，只是我们的思考不够深入，未曾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便误以为一切都清晰明白。这一切的症结，归根结底还是回到一个基本且根本的问题，如何理解“文体”。我们目前多半强调由于历史文化语境的多元，其意涵纷繁复杂，因此不免需要“随文释义”，这一思路自然是充分尊重历史的结果，但就思维方式来看，却不免简单浅表。 对于“体”的理解之所以出现多元情况，是因为在不同语境中它确实有歧异呈现，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到底是存在多个不同的关于“体”的理解，还是说，“体”本就是一综合多元的体系，在特定情境下突出了不同的层面与角度？就前者来说，我们看到的是多元，强调的是特殊与个别，重在综合和汇总，所谓种种“组合”即是，这里隐含的一层意思就是各义项彼此独立，缺少内在的关联;就后者来说，我们对于“体”的理解重在“整体”和“综合”，多种义项虽存有差别，却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可指向到或归属于某一更高层次。在具体情形下各有侧重，固需随文释义，但不论它凸显的是哪一面，总不超出我们既定的“总体”范围。现有多种关于“文体”的探讨都致力于构建某种体系，恰与此种意识对应。譬如陶东风认为“文体……随着其概括性的大小变化，就有了‘个体文体’、‘时代文体’、‘民族文体’、‘文类文体’等相应的概念”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又有童庆炳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体”、“文体”的涵义很丰富，起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体裁的规范”、“语体的创造”和“风格的追求”，并强调三者间并非割裂，而是互相联系，从而构成了一种整体性的气脉。详参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章第一节“文体概念的涵义”。
两相比较，显然后者更具说服力，它可以实现有效整合，将所谓多层次、多側面、多体系融合到一起。或有人要质疑这是否是后视之明、有意整合，特别是此类处理不免参照了西方文体学的不少观点，会否曲解或者违背古人的原意？这显然多虑了。首先，众多学人已经指出，文体之“体”来自于人体，具有“本体”意味姚爱斌指出，“‘文体’之‘体’显然是‘人体’ 之‘体’的一种比喻用法”，而揆诸文体论献，也能支持“‘文体’……可指‘文章整体’”的观点。见氏著《有特征的文章整体与有特征的语言形式——中国古代文体论与西方Stylistics的本体论比较》（《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一文。。因此，所谓“体”本就应具综合性，只是有关其内涵的理解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其次，上述两种处理方式的根本不同，其实就落在了如何理解“体”上，前者重视的是关于“体”的种种理解，系从结论入手，自然千差万别;但我们似乎应另有一重视野，即种种结论系针对何种问题展开，如此则焦点可以汇聚，说到底，他们都在探讨“文”之“体”的基本情况，或者说“文本结构方式”，其问题域是较为清晰和明确的，本就应该整合在共同畛域下。纷繁复杂是事实，但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不能因此干扰或妨碍整体性文体学认识的确立。
关乎此，我们还需有进一步的申发，即关于研究视野及方法。现有研究似乎过于看重古代，而少了些现代意识与方法，特别是缺少了必要的提炼和总结。“随文释义”自然有其必要，但这是针对具体个案而言，作为一个范畴，作为一门学科，我们是否依然要采取这样一种“含糊”的态度？面对所谓“复杂”事实，我们是否应该因其“本然”而放任处之？古人对于“文体”的认识虽纷繁复杂，但我们对于这些“碎片化”的知识是否只可以简单接受，而不能予以必要的整合？所谓整合，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抽绎和提炼。古人对于文体的认识虽然存在阶段性特点，但历史地看，他们的认识是不断完善和丰富的，逐渐实现了“文体”范畴的丰富与包容。这并不是意味着古人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文体学认知，而是指多元探讨从不同角度实现了片面深刻，彼此既有分歧，又有重叠，汇总起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体学”体系的完善。因此，假如考量古人的文体学研究，一方面，要尊重历史事实，总结概括他们在各个时代/各种情境的“片面认识”，另一方面也应该意识到文体学本身在不断丰富，古人对于文体的理解在逐渐深化，并达到相当高度。目前来看，我们多半注意到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这就意味着，如果要建立中国古代文体学，应该以他们成熟期的认识为基准，以较为完整的“文体”认识来整合、统筹，即我们应该有对“文体”的明确理解，进而来观照过往。这既是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客观事实，也是我们确立研究基础的必然。以完整的认识去观照“片面”，既能见出其特点，也能明其演进。至于各个阶段的观点，作为文体观念发展史，当从属于中国文体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说到底，不管古代的文体学思想如何丰富，毕竟不是一门成熟的学问。作为现代学术，不是简单地梳理、罗列相关知识，也不是一味地依循传统理路，它是基于现代视野和现实诉求，重新确立和整合。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当我们在从事这一研究时，既不可能摆脱现代立场（我们是现代人），也迫切需要现代立场（我们从事当下研究），姚爱斌曾自述研究旨趣：
本文尝试以古代文体论的史料为依据， 通过文献实证与逻辑分析、本体论与方法论相结合的方式， 重新解读古代“文体”范畴的基本内涵， 辨析二分式释义的失误和不足，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切合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新的研究范式。姚爱斌：《论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的转换》，《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旧材料，新解读，极易遭致批评，认为是以今衡彼。但基于两个事实，这一思路既必然也必要。第一，古人关于文体的理解和认识处于丰富和完善过程中，我们除了总结、归纳若干零散观点外，理应观照到思维的进化逻辑与过程，并将思维方式与言说观点结合起来，呈现出体系性的面貌与规模。第二，也是息息相关的，古人的观点不免零散而分散，需要整合和提炼。这里或要涉及中国古代文论是否具有体系的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类似现代学术那样的严谨体系显然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号称体大思深，依然存在不少难以自洽的内容，但这并不代表说它没有自足、自洽的理论认识，只不过较为零散。这种零散既是指某一著作自身的松散，也是指各种著作之间形成的微妙呼应，这些线索都有赖于我们的重新归纳和发明。
三、“中国古代文体-学”与“中国古代-文体学”
现有中国文体学研究，一则强调本土，二则强调传统，故而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古代文学领域，中国文体学研究成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所谓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实则可以有两种读法，也必然产生两重含义，一为“中国古代—文体学”，即古人在文体研究方面的开拓;一为“中国古代文体—学”，即关于中国古代各类文体的具体研究（在实际展开过程中，大多着眼于类的方面），除了前人的丰富探索外，今人也应该基于新立场、新方法或新视角予以新的推进和丰富。有学人意识到了其间差别，譬如杨旭指出：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宋代文体学”有两层面的含义，一是关于“宋代文体”的学问，也即对宋代已有的文体进行的研究。二是“宋代的”文体学，也即宋代已经具有的文体理论研究，或曰宋人的文体学，在这第二层面的含义中，我们始终要把握这是“宋代的”文体学，而不是以任何宋以后时代的文体学，更不是我们现代的文体学。杨旭：《“文体”的涵义和宋代文体学的研究对象》，《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增2期。
但更多时候，学人对此区分似乎缺少自觉，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譬如张慕华在分类别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成果时，既关注到了“古代文体分类研究”，也涉及了“古代文体形态及文体史研究”。就前者来说，意在“分析不同分类方法和理论中蕴含的文体观念，以揭示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总体趋势”，今人的视野和立场虽也起到重要影响，但相关研究的重心是对古人相关认识的梳理、总结和提炼，“结合特定的语境还原古人对某类文体的理解和定位，以此显示各种文体在不同的区分层面所表现出的文体特点”;至于后者，譬如其所列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王运熙《乐府诗述论》、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施懿超《宋四六论稿》、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等著虽要尊重和参考前人的既有成果，但更多是发展和完善，代表了今人的新创获与新水平。两类研究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和视野，“中国古代文体—研究”自然要直面“文体”本身，多层次、全方位予以审视，这应属于文体研究的基本和核心内容，至于“中国古代—文体研究”，我们的处理对象其实是前人的研究成果，属于“文体学史”的范畴，此类研究也当正名为“文体学学”。二者间自然存在紧密关联，即古人的深入探讨为我们积攒了丰富智慧，我们往往是在接续他们话题的基础上予以推进，譬如吴承学的文体学研究便鲜明呈现了这一风格特點。但二者毕竟属于不同层次、不同层面，不可混为一谈，归根结底，这还是由于对“文体”的内涵及“文体学”的研究宗旨认识不清所致。
综合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的文体学研究在上述两个方向皆有开拓，并产生了丰硕成果，煌煌大著在列，学人也多有评判申发，此不赘述。但由于上述“认识不清”问题的存在，可能的混乱与缺失仍有待警醒并完善。
在提及“文体学”发展建设的意义时，谷曙光认为“不在于或者说并不仅仅在于文体本身，关键是通过文体这一视角，推动和深化我们对于文学、文化的理解”谷曙光：《论宋代文体学的研究路径与学术空间》，《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这一观点应能获得不少学人的认同，但现实情况却是文体学研究很多时候就是在单纯地研究“文体”。按理说这倒也无可厚非，推动和深化对文学、文化的理解固然是核心，但要建立在对相关文体的具体分析上，且中国文体学发展建设的起点就在于对“文体”的发现。吴承学指出：
20 世纪以来， 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主要是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 而在古代文体形态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方面， 往往未能从实际出发， 对中国古代原来非常重要的一些文体形态相当忽视。因为从现在的眼光看， 古代许多重要的文体形态是“非文学” 的文体形态， 但是在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成一体的。因此， 我们的古代文体史研究，一定要从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的实际情况出发， 避免以西方的文体形态分类学的框框来套用， 削足以适履。吴承学：《文体形态：有意味的形式》，《学术研究》2001年第4期。
基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对“文体”的重新审视系突破文学史研究既有范式的重要推动力，经过这么一番“洗礼”，直接重塑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和目标，一个鲜明的标志即是不少曾在文学史上留有影响却长期为人忽略的文体被重新“发现”，并得到了深入而细致地考察。但“发现”固然重要，却不能仅仅或永远是发现，故而吴承学再次警醒：
目前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有些学者，尤其是年轻的学生，把文体学片面地理解为文章体裁或文类，而在传统文体之中，又比较刻意地寻找一些偏僻的文体来研究， 这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我们绝不能满足于此，更不能形成一种主流风气。我们要防止文体学研究走上烦琐与生僻之径……中国文体学的研究是开放的，具有很大的学术研究空间。吴承学：《中国文体学：回归本土与本体的研究》，《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
如此一来，我们于检讨之余不免既兴奋又迷惑，这“很大的学术研究空间”到底在哪？说到底，仍要到上述的“文体学史研究”与“文体研究”两种思路处找答案。
相较而言，文体学史研究更为兴盛，也是学人更为关心的话题，吴承学曾指出“文体学研究，必须以联系和发展的眼光，对中国古代多姿多彩的各种文体的体制、渊源、流变及文体之间互相影响等问题作历史的描述和思考”。故而举凡文体分类、文体观念等等内容得到了全面而细致地探讨，此举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但类似操作，包括学人当下致力于建设的“文体学”学科，固然能够提供新问题，产生新知识，可说到底只是实现了“量”的累增，未能和现有研究产生良性互动甚至交融，实现“质”的升华。譬如说类似研究固然“深入挖掘大量今天已被边缘化，而在历史上有过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的文体形态，将其纳入古代文体谱系中来，从而丰富、完善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的内容和构建” 吴承学、何诗海：《古代文体学研究漫议》，《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6期。，它对于我们深化和推进中国文学的理解有何作用？
毋庸置疑，文体分类、文体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或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缺少了这样一个维度，将影响甚至制约我们认识的丰富。譬如说“先秦的礼乐制度与文体产生、秦汉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文体谱系形成、历代政治制度的变迁与文体演化、举士制度与文体演化”吴承学：《中国文体学：回归本土与本体的研究》，《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等等，均是不可以忽略的话题。但正如论者指出的，有关文体的研究包含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前者旨在“对各种文本结构方式作静态的、横向的分析、比较、归纳”，后者则力图“从动态的、纵向的角度描述历时上处于不同时间维度的文体结构的转化、兴替、变易，描述文体演变的各种现象并总结其规律”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尽管未必完全对应，上述研究旨趣可纳入历时研究维度，共时层面始终处于缺席状态。陶东风批评说“我们建国后的文学史在介绍和论证一种特定文体在历史上的兴衰时，常常忽视了这种内部的特殊性，机械、直接地将一些外部背景当成文体兴衰的直接原因。这是当时流行的庸俗社会学在文体研究中的体现”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这一颇有些激烈的看法自然存在偏差，但却道出了部分的问题症结。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固然不能离开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但也不能完全依托这些外部因素，即使是就历史演变来说，“文体演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但其规律首先无疑应当从语言结构内部的特殊性中加以描述和总结”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不论一种文体到了多大的外部条件影响，它依然要按照内在的规律和自主的形式予以呈现，“自律”和“他律”本就是一种辩证法。但由于受长期形成的“思想至上”观念的影响，我们一直以来重内容、轻形式，章培恒曾言及，“目前的文学史著作……都以叙述文学内容的发展为主，对形式的发展只是应景式的或隔靴搔痒式的叙述。”章培恒：《晚明小品文体研究·序》，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受此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影响，文体学研究依然是重概念辨析、历史梳理和理论阐发（分类学种种），而轻文体结构（语言或形式层面）分析。于是钱志熙提议，“文体研究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各种体裁的研究与针对作家创作的分体研究也一直在进行，但相对于社会学、文化学与抽象的审美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上的广泛使用来说，文体学方面的研究的确是比较薄弱的……我认为在今天学术界重提文体学研究的意义，除了加强文体分类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强调文体作为文学之重要因素在整个的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作用”钱志熙：《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可惜的，这样的呼吁虽然获得许多人的认同，却始终未能形成规模效应，可能的原因或也如章培恒所说“这倒并不是我们不想好好叙述，而是没有这个能力”章培恒：《晚明小品文体研究·序》，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这一点在所谓“文体研究”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既是文體研究，则自然以文体为中心，故而凡与诗词曲赋种种相关的研究皆被纳入文体学研究名下。但是否与“文体”相关就系文体学研究？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传统文学史研究依然是围绕上述对象展开，现有的文体学研究虽强调或突出了某一文体，但所谓的 “分体文学史虽然比一般的文学史较多关注体裁的问题，但在具体的叙述中，并没有充分地揭示特定体裁的文体本质，甚至往往不能贯彻体裁发展的基本轨迹”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虽有其“名”，未见其“实”。我们如今郑重标举“文体”之学，显然应当有所不同，这也正是我们对已有“文体学”稍有不满的原因所在。我们的确重新“发现”了不少昔日未受重视的文类，这确是文体学研究带来的新趋向，但有关这些文类的具体研究，却仍是沿袭旧套路和旧方法。这并非是怀疑传统思路及方法的意义，只是想追问是否还有新的可能性。我们有关“文体”的认识不断推进，但有关具体承载文体的文本的解读却未见深化;我们执着于“文体”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却未曾有鲜明的方法论意识;我们不仅要了解诗词曲赋的渊源、历史，更要知其艺术特征，即除了外部制约因素外，更要有关乎其“本体”的细致考察。说到底，所谓文体学，重要的不是对象，而是一种新的研究观念和视角。陶东风认为“传统的文学史从本质上看属于文学的题材史、也就是说，它所感兴趣的是文学所反映的对象的历史，而不是文学的反映方式的历史”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转换。因此，“文体学”的引入，不能只是研究对象的扩充，更该引领和创造新格局。
张伯伟在回顾70年古代文学研究时特别指出，“古代文学研究者纷纷向历史靠拢，向文献靠拢，向考证靠拢……这个问题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历史、文献、考证等领域固然成果迭出，并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繁荣，但我们仍想说明的是，所谓繁荣，既要有面的拓宽，更要有点的深入，文学研究，终究是要落实到本体上，“注重各类文体自身的文体学研究（比如从语言节奏切入的诗歌体式研究）等等”张伯伟：《艰难的历程，卓越的成就——新中国70年的古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这既是高度表彰了文体学研究的意义，更是清晰指明了文体学建设的方向。我们毫不否认文体史、文体学史等研究的学术价值，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本体，关注组织结构方式。
余 论
受西方文体学的启发，不少学人注意到了“语言学”的意义，“我觉得，所谓文体学的基本理论，其中首先要探讨的就是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或一个分支的文体及文体学内涵，它的研究对象及其方法……其中尤其强调这样一个思路，即寻索传统的文体学思想及研究方法，同时也参考西方的作为语言学研究的文体学的某些合理因素”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也就是强调所谓“形式”研究。前文已经论及，此种研究路数向为我们传统忽视，实则是未曾获得我们的理解，于是“正名”工作势在必行，有学人通过文献梳理，郑重声明“汉语文体学经典十分关注语言层面的文体学研究”李建中：《文学是文体的艺术——汉语文体学理论重构与韦勒克文体学思想》，《学术研究》2013年第5期。。其实是否传统并不重要，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体类别、性质的界定固然要尊重中国传统，但对其阐释、解读却不妨借鉴今日，更何况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从“语言”或“形式”入手正属当行本色。
当然，基于中西文学传统的不一，我们于借鉴的同时也应有所甄别。由于彼我文学“形式”的差别，我们从语言入手时应有所区分，防止产生过度阐释或自说自话之弊，有学人曾就诗歌解读提醒到，“将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仅仅当作一种独立的批评方法引进，且不加拣择地应用在任何一首从描述性角度被定义的诗身上，文本细读就会变成一种类似点金术的学院巫术”张定浩：《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徐艳的《晚明小品文体研究》致力于“探讨晚明小品是依照怎样的语言原则被最终表现出来的”徐艳：《晚明小品文体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具体操作则围绕语言、意象、结构等不同文体层次展开，个中所述，多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但因其过于重视语言形式的考察，部分论调不免有刻意之嫌，甚而为求部分之切题，割裂全篇，支离破碎，背离了文章主旨。至于效仿者更不免变本加厉，动辄以语言、意象、结构，或者体裁、体式、体貌之类立论，具体操作方式则是脱离全文，孜孜寻觅一二个例证以印证其说，与我们的主旨，即加强对于文本的理解可谓天壤之别。因此，语言研究固然有效，但只是参照与手段，切不可本末倒置。
综上，重视本体是我们文体学研究和建设的核心命题，在具体操作层面，则需充分考察文体特征与文本特点，就具体问题采取特定方式展开专门研究，以免拘泥和固化，就此来说，中国文体学的研究旨趣与方法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发展。
（责任编辑：李亦婷）
Abstract：Although stylistics is a significant scienc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concept analysis and position determination are still obscur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hanges in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evolution of literature ideological trend，the brief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and “style” cannot clearly present all the ancient thoughts on this issue. The definition of connotation of “text” and “style” only points out the research object of stylistics without revealing its purpose. As a modern academic， stylistics should have a clear academic foundation and goal orientation， and be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The construction of “stylistics” is not simply to sort out and list related knowledge， nor to follow the traditional rationale blindly. It is based on modern vision and realistic demands to re-establish and integrate. The so-called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stylistic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Ancient Chinese Stylistics” and “Ancient Chinese Stylistics-Studies”， both of which have necessary value. However， as far as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stylistics is concerned， it should not only be an expansion of the research object， but also a new research concept and perspective， especially the attention to the “ontology”， so a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to lead and create new patterns.
Keywords：Stylistics; Chinese Ancient; 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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