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意象批评方法的现代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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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莹
摘 要：中国古典意象批评自古以来就是文艺批评领域内一颗闪亮的明星。其喻象性、直观性、启悟性、审美性等多种复杂的特质使得这种批评方式既能顺应长期稳定的民族心理，又能随着历史的变幻不断实现自身发展，从而经久不衰。古典意象批评还对古今中外的文艺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自身的巨大价值决定其不可替代的地位。至今，中国意象批评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可能性和上升空间，同时也使研究者对这种古老而精妙、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批评方法寄予了更大的期待。
关键词：意象批评;意象;直觉思维;现代反思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20）01-0079-05
Abstract： Chinese classical image criticism has been a shining star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criticism since ancient times. Due to its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metaphor， intuition， enlightenment and aesthetics， it can not only conform to the long-term stable national psychology， but also realize its own development with the changes of history， so it is enduring. Classical image criticism also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iterary criticism at home and abroad. Its great value determines its irreplaceable position. Up to now， Chinese image criticism has been facing many possibilities and rising space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which also makes researchers place greater expectation on this ancient and exquisite method of criticism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Image criticism;Image;Intuitive thinking;Modern reflection
中國古代意象批评法作为一种以意象为喻的批评方法，早在1992年就被张伯伟先生录入其著作《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一书中。在此书中，张先生对意象批评的内涵、特征、方式方法的产生及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张先生认为：“‘意象批评’法，就是指以具体的意象，表达抽象的理念，以揭示作者的风格所在。其思维方式上的特点是直观，其外在表现上的特点则是意象。”[1]意象批评方法诞生于中华民族重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和对“天人合一”审美境界的尊崇，其渊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易经》、《庄子》中“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意象”思维以及《诗经》“赋比兴”传统手法。而后，意象批评在魏晋南北朝萌芽，在历朝历代被越发广泛地运用于诗歌、散文、词赋、戏曲、小说等批评领域，产生了许多生动形象、精妙绝伦的诗歌人物点评和文学理论。意象批评在呈现过程中，反映出其选取喻体种类丰富、比喻形式多样、适用范围广泛的特点。另外，意象批评在世界文艺批评领域里以其自身象征性、审美性、点悟性、张力性等多种复杂特质彰显其特殊而不可替代的价值。同时，这种承载着中国传统思维和审美范式的批评方法，还有较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一、中国意象批评的艺术价值
中国意象批评法能够成为与“以意逆志”批评法、“追源溯流”批评法并称的古代文艺理论三大批评方法之一，不断被广泛运用于中国文艺批评领域，甚至直至今日依旧能保持生命活力，其自身必然有巨大的价值。
意象批评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必然的，因为其顺应了中国传统民族心理中偏重于直观想象、审美表达的思维方式。在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触发下，我国人民始终倾向于以直观体悟的方式对宇宙万物展开联想和对比，再运用其成果——“意象”去揭示事物本质或反映个人观点。彼时，国人崇尚“以心思物”之法。这种思维方法作为意象批评阐发的前提，被用于探寻世间万物的价值意义，并在心与物之间建立相关联系。庄子称：“乘物以游心。”就是强调人在物质世界中触发心之思，又在心灵世界中领悟物之理，从而“了悟宇宙之真谛”。这种以心思物的传统思维中蕴含着中华民族讲究“心物合一”的思维定势，并被广泛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著作中。这正说明了自其而生的意象批评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上能经久不衰的必然性。同样，古代农业中国长期稳定的伦理风俗和牢固的血缘关系促成中华民族心理的稳定性质。直至今日，这种传统思维方式与批评传统依然对现代文艺批评有着深刻影响。如叶嘉莹先生在对“境界说”等中国文艺理论进行解释与补充时，既以西方文艺理论为批评的基础，又吸纳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长处。她将对生命的自身体悟融入古人深微幽隐的情思，最终做到了“汲取中国古人之精言巧擘，而用西方文评思辨之法，准确评尽以辨析之，明白晓畅以表达之，如抽茧剥蕉，如水银泻地，使读者豁然易解。”[2]
有研究者提出：“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就是《诗经》，其精神顶峰是唐诗。总括起来说就是：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是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3]”也就是说，中国意象批评从历史悠久的“诗”文化中阐发，被广泛运用于诗歌批评中。其象征性整体直观思维，以及张力性、审美性的特征，集中体现了古中国的诗性智慧。在古代中国，“诗性智慧"奠定于小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农耕文明，以富有形象性的象形语言文字作为潜在的文化构成刺激因素，呈现出一种“天人相合”的稳定伦理体系构造。这种“天人合一”的伦理精神，正如《周易》中所体现的：“从原始诗性思维生发成为充满诗性智慧的‘天人合一’精神。在理解世界的生成和变化方面，它表现为二项生成的诗性哲思;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它表现为让物性保持本真、充分自我呈现的诗性直观;在处理人间秩序方面，它表现为以天道提升人道，以人道顺应天道的诗性伦理。这种诗性智慧的本质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对‘生’的深深眷顾。”[4]此外，中国古代意象批评中以生命性喻象为载体、在表达方式上偏于直观描述、在批评风格上偏于感性的一系列特征使其“批评语义场”充满了生生不息的内在张力与高度的审美取向。而在中国意象文学创作中，这种张力性和审美性的特征体现出作者以直观感性的思维方式关怀生命、渲染生命之美的美学融合。进而，其呈现出的是艺术化与哲学化高度熔铸的诗性智慧。 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发展历程中，意象批评具有喻象载体容量广、阐释途径形象而高度自由等一系列优势。这些优势在其评论国内古今文艺作品时发挥出巨大优势。第一，意象批评选取的喻象载体种类丰富、取材多样、形式广泛，对不同种类的文体和不同内容的文本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能够不断适应国内文学作品的更新变化。第二，意象批评在阐释的过程中始终运用形象性的表达方式，以结合具体物象和个人生命体验的意象为喻，生动切实地向读者阐释文学创作的法度义理。这种阐释方法，更能促进读者在结合自身感知与体验的情况下对评语的参悟，更能为读者所接受。第三，意象批评写作的高度自由性延展了文章的启示意义。蔡镇楚在《诗话学》中指出意象批评方式“使作者完全摆脱了一切束缚，内容的、形式的、体制的束缚都没有了，诗话作家们完全进入了充分‘创作自由’的境地。这种‘创作自由’，是其他文艺评论样式所没有的，也是西方诗学所少有的。它使中国诗话作家们讲真话，抒真情，述实事，偶感随笔，片言中肯，富于亲切感，用不着装腔作势，讲大话，说空话，也用不着作演绎推理，强调逻辑思辩的严密性，好让人们无懈可击无隙可乘。”
[5]的确，基于不同人对生命的体验而“兴象”的意象批评以具有不确定性的开放文本为批评者和读者带来较高程度上的阐释自由，使批评者和读者能在不同历史阶段翻阅文本时通过想象和体悟不断从中获得多方面、多角度的启发。这种源源不断的启示转而又扩充了文本内涵的丰富性，使得意象批评文本在各个时代都焕发出生命活力。
二、意象批评的民族话语
中国古代意象批评不仅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其在世界文艺批评理论之林中亦彰显出独特的民族话语。一方面，中国意象批评和与其接近的西方“原型”批评相比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中国意象理论对西方“意象派”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型批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一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和精神分析批评共同呈现“三足鼎立”之势的批评流派，主要创始人为诺斯诺普·弗莱。在这一批评理论中，“原型”（archetype）一词源于希腊语“archety-pos”，意为“原始的或最初的形式”。此理论以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和荣格的的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并由弗莱在此之上提出“原型可以是意象、象征、主题、人物、情节母题，也可以是结构单位，只要它们在文学中反复出现，具有约定性的联想”[6]的定义。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体系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将文学视为“位移的神话”。二是认为文学的模式依循神话、传奇、悲剧、喜剧和讽刺的顺序循环发展。三是视文学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封闭的体系。由此，弗莱主张进行文学批评时应从宏观的角度对文学进行研究，寻找“原型”在文学作品中普遍的范式，并从中发现文学整体的规律，最终实现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体系化”。然而，这种“唯理论”的思维模式也导致了其容易忽略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特性、将文学作品的形式类型化和简单化，甚至生搬硬套地将某一作品纳入程式，使批评的目的和内涵显得生硬狭窄等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意象批评理论体系虽还处于理论建构的初级阶段，但其内容建构的三个层次，更能体现出对作品审美内涵的重视。中国意象批评理论的内容可分为“立象”、“造境”、“构建意象审美系统”三层。在中国古代各类文体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大多会经历从确立作为抒情写意的基本单位的“意象”，到熔铸情与景而诞生的“意境”，再到由意象或意境组合生成复杂的意象审美系统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出国人的审美意识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发展，更体现出中国意象批评对审美内涵的始终专注。这种意蕴丰富而又诗意盎然的批评系统超越了西方“原型”批评中片面追求“理性”思维而忽略作品审美特征的不足之处。此外，中国意象批评中广泛细腻而多样的象征性特征有着化抽象为具体、化深奥为浅显、化陌生为熟悉的效果，使中国意象批评相较“原型”批评中一系列抽象神秘的理论而呈现出语言更为浅直、适用范围更加宽广的优势。可以说，中国意象批评与西方原型批评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理论优势”。发展中国意象批评理论，对中西文艺批评间长远的交流与对话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相对西方“原型”批评具有一定优势外，中国意象批评对西方“意象派”诗歌创作亦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方“意象派”诗歌创作始于约20世纪T·E·休姆的几首以《秋》为代表的小诗。这位西方“意象”诗派的开创者随后陆续结识了L·G·弗莱彻尔、埃兹拉·庞德、休姆、艾略特等人，與他们一起从事意象主义诗歌运动，并出版《意象主义诗人》诗集。
意象诗派的创作宗旨是反对苍白陈腐、无病呻吟、含义模糊的维多利亚诗风，倡导通过直觉捕捉生活的意象创作。他们将真实的情感与思想熔铸于所要呈现的现实中，使得意象在突然呈现时“给人突然解放的感觉，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的感觉，一种我们在面对最伟大的艺术品时经受到突然长大了的感觉。”[7]从这些理论可发现，西方“意象”诗派与中国意象理论中对勾连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并具有启示性和超越性的“意象本质”之理解具有一定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为西方“意象”诗派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意象理论吸取养分提供了可能性。
在西方“意象”诗派的发展过程中，其成员十分注重从中国古典诗词中学习意象创作技巧。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大量译介，不仅将中国古代优秀的意象诗歌向西方文艺界传播，十分注重突出诗歌“立象”的细节。如庞德在英译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一句时，他特别突出了诗句中“flowers and grass”（花草）、“bright cloths and bright caps”（衣冠）、“The three mountains fall through the far heaven”（三山半落青天外）、“white heron”（白鹭）[8]等意象，这与中国意象理论中以意象为主体的观念是相通的。而另一方面，西方“意象派”诗人也积极将所学“立象”之技巧融入诗歌创作中。如美国女诗人艾米·洛威尔《飘雪》一诗中“雪在我耳边低语/我的木屐/在我身后留下印痕/谁也不打这路上来/追寻我的脚迹/当寺钟重新敲响/就会盖没/就会消失”[9]等句缘物抒情，以“雪——雪上屐痕——渐渐消失”的视觉轨迹营造出空灵幽寂而又带有禅意的中式意境，颇有陆机《文赋》中“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的“虚实论”意味。此外，庞德《地铁车站》、福斯·弗林特《天鹅》、查理德·阿尔丁顿《一个姑娘》等优秀的意象派诗歌都在中西文艺理论的相互碰撞中生出“言有尽而意无穷”之妙。 三、意象批评的批判继承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意象批评法，既在古代中国文艺思想发展史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对近现代欧美文艺理论产生一定的文化影响。在肯定其优势的同时，也有许多学者清醒地意识到，意象批评法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如偏于主观散漫、被囿于诗歌批评等一系列问题。在新时代，中国传统的意象批评方法亟需与西方先进文艺批评结合，实现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古代，早先就有人意识到了意象批评自身的局限性问题。如宋人米芾则在《海岳名言》中直言：“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故我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词。”[10]，他指出，古代意象批评仅停留在感性的机械复制上，且工于奇巧，沉迷于文字游戏。到了当代，郭绍虞、叶嘉莹等学者从意象批评本身偏向主观、零散、印象等特征出发，就这些特征如何阻碍其运用于文学批评展开论述。郭绍虞先生称，意象批评只能被当做是“偏于主观”、“流于散漫”的鉴赏性批评。这种主观、流散的批评方式虽然极大程度地避免了理论批评对作品审美性的肢解，但多数被局限于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主观点评，难以上升到全面客观的理论高度。而叶嘉莹先生以西方理论为观照，从中西比较的视野对意象批评的局限性进行点评，自有独到的见解。她认为意象批评具有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所蕴含的直观式、印象式、点悟式特征，“乃是印象的而不是思辨的;是诗歌的而不是散文的;是直觉的而不是理论的;是重点式的而不是整体式的”。[11]这些特征，不仅突出中国意象批评尚存的局限，更说明了中国传统诗论中尚存的缺陷。
在新时期，中国意象批评有亟待改良发展的重大需求。一方面，意象批评本身作为中国古代三大批评方法之一，饱含我国民族性的诗性智慧，其本身有着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如钱钟书先生在极力反对西方“名牌的理论”对中国古代美学批评理论垄断、抹煞式批评之时，就呼吁重视中国古代短小精湛的点悟式批评对文艺理论的贡献。但另一方面，意象批评本身确实存在一系列需要改善之处。对此，叶嘉莹先生提出像意象批评等中国传统批评理论应该积极与西方理论相结合，走新与旧、中与西相融合的优势互补之路。她在《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中指出：“中国现代的说诗人，则虽然认识和学习了西方理论的长处，可是却又因为对中国旧传统已经逐渐生疏，不仅不能正确掌握到一首古典诗词的生命所在，而且甚至有时对其字义句法都产生了误解。这当然又是一种可惋惜的缺憾，所以如何学习并掌握旧日传统文学批评的优点，并进而与西方批评中长于理论分析的优点相结合，实在应当是我们现在所当思考的重点课题”[12]。而其他研究者也接续了以中西文艺理论有机结合来发展意象批评的方法，进一步探讨新时期意象理论的转型。有研究者称，意象理论在原有发展和新理论扩充的基础上，一是“浸染了后现代语境的气质”，从而发生了“自身形态的转型”，其意象以悖论、荒诞、戏仿、反讽等形态呈现出“后现代语境下的人类生存现状”;二是吸收了其他理论观念，实现了“意象与语言关系的转型”[7]38。这说明在更为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摆荡的人生境遇下，意象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不再像传统文论中那样和语言保持“直接同一性”的关系。此时，呈现出一种悖论性、虚幻性、臆想性状态的后现代意象与呈现出细节性、真实性、摄影性的语言环境相融合，为人们打开了新的文学视野，并提升了意象的叙事能力、拓展了意象的审美趣味，更为后现代意象批评理论建构打下基础。
总而言之，纵观中国文艺批评史中意象批评的长久发展，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使用直观感性思维“兴象”的方法。内容丰富、表达方式多样的意象批评方法，被广泛运用于诗歌、词赋、散文、戏曲、小说等不同文体的文艺批评中，呈现出具有审美性、点悟性的特征。虽然这种古老的中国传统批评方式在现代错综复杂的现实语境中受到来自西方批评理论的冲击以及时代变迁的考验，但其中蕴含的中国古代詩学智慧使其在现当代学家依然备受关注，并持续被介绍和运用于文艺批评领域。中国意象批评不仅具有“审美经验完整性”的特质，还蕴含着作家关注生命的浪漫情怀。这些特质和情怀，决定了中国意象批评能从文艺批评界对唯理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鼓吹中突围，并始终以其独特的魅力点亮现代文艺批评的视界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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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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